说老实话，我跟着林放吃得津津有味，咀嚼的声音非常响亮，但是完全吃不出那黄瓜有什么特别。黄瓜就是黄瓜，再好吃都是黄瓜，再好吃也还是黄瓜。这就和我们都想不明白李明霞最后为什么非要那么做一样，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走极端，选择那样一种残酷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事的答案太复杂，怎么捉摸也不会明白。在我们看来，李明霞当初与林放结婚，最不可思议最不合理，是她心里会一直不能放下张跃。这才真是地道的有理说不清楚，地道的无事生非和自寻烦恼，当然，也是地道的蛮不讲理。这个醋吃得莫名其妙，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张跃不能放过李明霞，应该是张跃找李明霞去兴师问罪才对，因为这个李明霞才是真正的第三者，是她在半路上杀出来横刀夺爱，然而事实恰恰就是完全颠倒过来。
张跃后来成了一个富婆，非常有钱，她的故事也可以写一篇好小说。很多结局都是想不到的，在一开始，我们还都能记得张跃的那种不情愿，记得她的失魂落魄，记得她如何不愿意放弃林放，记得她像祥林嫂一样对我们喋喋不休。强扭的瓜毕竟不甜，到后来，说分手也就真分手了，说放下也就真放下了，张跃与林放从此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各组各的家。让大家想不明白的一点，反倒是婚后的李明霞一直在纠缠，她的心里一直放不下，一直在追究林放与张跃之间究竟有没有那种实质性关系。关于林放夫妇为这事没完没了的折腾，我们在过去就有所耳闻，相互之间也曾当作笑话议论。时隔几十年，这一切早就烟消云散，林放又一次和我重提旧事，也仍然整理不出个头绪，仍然是一个剪不断的混乱，仍然是一笔理还乱的糊涂账。李明霞已死了很多年，不管别人是不是相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林放认为还是有必要再跟我重申一遍：
“说老实话，想当年，我跟张跃真没做最后那一步，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前面的事都做了，大家也就是动动手，那时候她连打飞机都不会，更不会用嘴，哪像现在，就是摸来摸去，你摸我的，我摸你的——”
林放说这些话的时候，绢子就在我们不远处站着，她完全可以听见他说什么。林放根本不在乎她能听见，她呢，对这些话也无动于衷。林放说他当初跟李明霞说过无数遍，解释了无数次。可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用的话无论多少也都白搭，废话永远是废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李明霞其实就是不乐意嫁给他，她觉得嫁给林放太亏了，是亏大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想当年，文学实在太热，当红作家一度曾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耀眼，头顶上闪耀的文学光环，掩盖了林放身上的种种缺点，不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林放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很显然，李明霞刚结婚就后悔了，或者换句话说，还没有结婚都已经追悔不及。
林放与李明霞结婚不久，他们就开始闹离婚。李明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四千金中脾气最大的一个，性格最倔强。她最后屈尊下嫁给林放，用林放自己的话来描述，很可能完全是因为赌气，因为要和她父母憋一口气。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说来说去，都应该感谢文学，是文学的红娘鬼使神差，让两个原本完全不搭界的人走到了一起。当然也应该怪罪文学，如果不是文学的缪斯女神在中间牵线搭桥，南辕北辙的两个人也不会睡到一张床上，后来惨烈的悲剧就不复存在。
我们始终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他们结婚不久，李明霞就有了悔婚之意。只知道林放一直在试图挽救婚姻，一直在努力消除他们夫妇之间的那种不和谐。因此，真得到离婚消息以后，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慰林放。我们一致认为，林放离婚后表现出来的那种满不在乎，那种神气活现，那股快乐劲儿，多少有些装腔作势。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十分敏感的人，狂妄背后很可能掩盖着自卑，自信后面隐藏着极大的不自信，肯定还有很多话不方便对别人说。
婚后不久，林放便有了一个儿子，初为人父的他开始对我们抱怨，因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已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如果说与李明霞恋爱，意味着林放个人的文学事业达到顶峰，那么这个孩子到来，就是他彻底走下坡路的开始。记得那一段时间，在我们面前，林放总是尽可能摆出一副当红作家的派头，开口还是谁追着他约稿，某某刊物又要邀请开笔会，他的一篇什么小说再次差点得奖。我们对这些一向都信以为真，都在内心羡慕和嫉妒，毕竟同为写作之人，什么约稿呀，笔会呀，得奖呀，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沾边的事，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差不多也就是那段时候，林放开始下海做生意。最初是留职停薪，那些日子，下海是个非常响亮的词语，听上去很励志，充满了诗意。好像是个做生意的人就能发财，摆个小摊卖茶叶蛋都会赚大钱。我们都记得他一开始做的是麻袋生意，为什么最初会选择做麻袋生意，大家从来没有弄明白，反正吹得神乎其神，给人的印象就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轻轻松松地就能把钱给赚了。靠写作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太不现实，文学再火也还不能当饭吃，林放觉得李明霞之所以后悔嫁给自己，说穿了，还是因为他太穷。
促使林放下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夫妇带着儿子去李明霞三姐家受到了刺激。李明霞的三姐只比李明霞大一岁，因为年龄靠得太近，都争强好胜，小时候两人经常闹别扭。三姐夫是干部子弟，属于第一批下海做生意的佼佼者，他爹的官并不大，手上正好有那么点小权力。时间是大冬天，那天正好特别冷，北风凛冽雪花乱飘，到了三姐家，就看见迎面沿墙放着一大排电油汀，都是从法国进口的，都开在了最高档上，房间里的温度像春天一般暖和。从一进屋开始，林放夫妇不停地减衣服，先是脱去棉大衣，因为他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为了保暖，穿了很多很多。然后开始脱棉袄，最后不得不十分狼狈地跑进卫生间，将厚厚的毛线裤脱了。
那年头，南京人除了偶尔有几家会生了火炉取暖之外，大多数老百姓过冬天都是死扛硬撑，靠衣服穿得多来对抗。都说南京人最抗冻，零下八度十度等闲过。结果那天在三姐家也没什么别的话可以说，说来说去，都与法国进口的电油汀有关。先是说这价格，很贵很贵，一般人买不起。再说它的用电，很多很多，动不动就跳闸，一般人家即使真拥有了，也仍然还是用不起，负担不起昂贵的电费。然后是关于这些神奇法国油汀的神奇来历，三姐夫朋友的朋友从哪儿弄到的批文，如何通过海关，如何巧妙地转一转手，一下子立刻赚到了多少钱。
林放曾经将那天的情景写进小说，用的是一大段意识流，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比较流行，但是他看来早已经过时了，整整一页纸的心理描写，没有用一个标点符号，他将自己与李明霞一件接着一件不断脱衣服的过程，把当时的活思想，一五一十地都如实记录下来，两个人的意识像热水一样搁在同一口大铁锅里煮，锅底下火力正旺，烈焰熊熊，水终于烧开了，热气腾腾地溢了出去，然后那热水就像有灵性的神龙一样，各走各的道，朝着不同的方向流淌，又突然交融在了一起，******一样绞在一起，变成一根又粗又黑又大的辫子，李明霞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自己内衣的一个破洞上，明知道三姐夫不可能看见这个破洞，但是，她仍然认定他是可以看见的，这个男人是可以看见的，三姐夫的眼睛完全可以透视，三姐夫的眼睛像X光机，三姐夫的眼睛里全是那种欲望，在三姐夫的注视下，李明霞顿时有一种一丝不挂的窘迫，两条腿不知不觉地夹紧了，出汗了湿润了，她的皮肤很白皙，上面还有成片的小红点，那是最近一次食物过敏留下的，李明霞自小就觉得她比三姐强，和三姐相比，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她高出一头，她的学习成绩比三姐好，个子比三姐高，乳房比她大比她饱满比她硬实，人也比三姐漂亮，不管怎么说，李明霞是李家四千金中最好看的一个，三姐是李家四千金中最差劲的一个，三姐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相貌，配配林放这家伙还差不多，他们才应该是一对，这个想法正好与林放不谋而合，林放也是这么想的，也许三姐夫也是这么想的，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李明霞的活思想仿佛蠕虫一样进入了林放大脑，林放也意识到了李明霞内衣上的破洞，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李明霞，真有些对不住她，对不住她黑色内衣上的那个破洞，那个破洞放大一点就像女人的那玩意儿，那个看不见的破洞像个大苍蝇，破洞周围很多断线头像是苍蝇脚。
春风满面的三姐夫成了林放下海经商的领路人，不过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很快就分道扬镳，最后是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愿意把对方放在眼里。在一开始，初出茅庐的林放不得不跟着三姐夫一起干，做麻袋生意就是三姐夫的点子，靠了这个，林放赚到了第一笔钱，这笔钱在当时就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那年头，做生意赚钱实在太容易了，就跟随随便便穿上一件西装那么简单。那年头，文学固然还是有那么一些火热，但是真要跟轰轰烈烈的做生意发财相比，绝对小巫见大巫，绝对相形见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停薪留职下海驰骋商场以后，林放的文学创作势头没有停止，反倒又向前走了一步。
林放在我们面前始终放不下带头大哥的架子，他总是对的和正确的，无论说什么，永远都是振振有词，永远都是理直气壮。他说对就对，他说不对就不对，在文学方面，他永远是一个革命者，永远是一个造反派。他的嘴里永远也不会吐出好的象牙来，因为他总是在说别人怎么不对，总是在唠叨别人的文学观念出了什么问题。老一辈作家不入他的法眼，新的刚冒出来的文学新秀提到了就上火，先锋派现代派寻根派山药蛋派都会成为他恶毒攻击的对象，甚至对他自己过去的作品也毫不留情。他说的话常常前后矛盾，好在大家都已经听习惯了，很少愿意去跟他较真。文学这桩事光凭玩嘴是不行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那一阵子，林放诅咒发誓要写一部畅销小说，他觉得自己终于想明白了，靠获文学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已不现实。纯文学说穿了就是一块遮布，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非常通俗的东西，凭什么要用“纯”这个字眼来描述当代的文学。文学玩雅了就是一条死胡同，文学必须得通俗，应该大俗，你们看看世界文学名著，琢磨琢磨那些文学大师，想想老巴尔扎克，想想大仲马和雨果，还有俄国的托尔斯泰，还有现在世界上活着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哪一个不是畅销书作家，哪一个不是。林放决心要写一部够吃一辈子的书出来，这才是他的人生目标，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下海做点小生意，敷衍几篇文学刊物喜欢的中短篇小说，都只是权宜之计，都只是暂时的求生手段。
既然李明霞一直在纠缠他与张跃根本不存在的那种关系，既然她喜欢无中生有，林放干脆就在气头上，把这件事非常爽快地承认下来。他承认了，石头也就落地了，铁板上也就钉上钉子。现在，执迷不悟的李明霞可以彻底安生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荒唐，到结束仍然还是荒唐。对于一个乐意钻牛角尖的人来说，事实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判断失误。李明霞始终都有一种吃错药的偏执，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她宁愿无事生非，宁愿冤假错案。然而对于身心早已十分疲惫的林放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懊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林放获得了东北一家刊物颁发的文学奖，正好有笔生意要在那边做，他借着领奖出差去了东北，这也是他第一次去长春，有一位热心的女编辑来接他。女编辑刚离异，人很热心，长得也挺漂亮，打扮火辣，在颁奖期间对他非常照顾。颁奖活动结束，林放因为要与客户见面，多耽搁了几天，也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居然和女编辑有了那种关系。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出轨，活干得十分漂亮，又干净又利落，胆子大得让自己都吃惊，完全像个偷鸡摸狗的老手，把女编辑弄得神魂颠倒。
这以后，林放便意识到和李明霞的婚姻真的已走到了尽头。哀莫大于心死，李明霞动不动要玩一回离婚威胁，动不动就回娘家不归，这把戏早让他忍无可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来一次破罐子破摔，林放开始主动出击了，他故意激怒她，故意当着她的面，开始和别的女人调情搞暧昧。这一招无疑是玩火，而且也玩大了，玩得太大，李明霞似乎有所察觉，意识到他这是存心要毁家，意识到他是在故意这么做。夫妻本是同林鸟，真到了要劳燕分飞的时候，她倒好像有些于心不忍。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习惯了进攻的女人是不擅长防守的，有些狠话早已说习惯了，早就说顺了嘴，让她一下子还真改不过这个口来。
结果就是很爽快地离了，也不能算是快刀斩乱麻，这一刀砍下去了，乱麻还是乱麻。好在当时也没什么积蓄，更没什么财产，因此也就没什么大的纠葛。林放选择了净身出户，单位新分配了一套旧房子，是别人得了新房子让出来的，也没进行装修，人家前脚刚搬走，他们立刻后脚搬进去住。那年头还没房改，所谓有房没房，也就是一个居住权，大家对住房的要求都很低，有个地方能安身就行了。林放仍然搬回老宅去住，他母亲有些舍不得孙子，毕竟是孙子，老太太与儿媳有过矛盾，孙子一直都是她在吃辛吃苦地照顾，是她老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帮着带大的。
离婚以后的林放，一开始还伪装出快活的样子，很快就意识到离婚的男人是真快活。离了婚，真的是自由了，真的是解放了。他再也不用听李明霞没完没了唠叨，再也不用跟她没完没了地玩冷战。再也不用去管儿子了，有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确实很麻烦，再也不用为儿子进不进幼儿园操心，儿子生病，也不用他陪着去医院。逢年过节也可以过得很安心，很踏实，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老丈人家看脸色，一向很势利的丈母娘肚子里憋了再多怨言，准备了很久的刻薄话，也已经没办法说给他话听。
那段日子，林放活得非常潇洒，让人不得不羡慕，很显然，我们都曾有过想效仿的念头，因为大家境遇都有几分相似，都是结婚不久，都是刚有孩子，都有几分穷困潦倒。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家庭之累永远会是个很大束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林放，现实生活中尚且如此狼狈，我们这些到处碰壁，不断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日子自然更不会好过。那时候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出版社当小编辑，刚开始独立生活，新婚不久，女儿一岁多，家中没有一分钱存款。年轻人不会理财，每次领到工资，都是迫不及待地先赶往食堂，买上一大叠饭菜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月底不会挨饿。现在想想，真应该好好地感谢食堂，不敢想象没有食堂会是怎么样。贫贱夫妻百事哀，人穷万事难，我不会当家，太太更不会当家，为了是否该为女儿买辆学步车，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结果为省下十一块钱，我被太太讥笑为天下最抠门的父亲。
我承认当时曾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而且不止一次，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写作，甚至想到过要出家当和尚。正在写的小说一次次被中断，白天规规矩矩地去上班，要编稿子，晚上好不容易等孩子睡了，刚摊开稿纸准备写点什么，各式各样的状况便接踵而来。用习惯的黑墨水没了，台灯的灯泡突然坏了，火柴因为受潮怎么也划不着，好不容易将香烟点着了，从梦里醒来的太太又开始嘀咕干涉，说女儿还在咳嗽最好少抽烟。为了排除身边的干扰，我总是一边写作，一边用耳机播放磁带听音乐。记得当时最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耳边无数遍地播放着《命运交响曲》，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励志。
有一天，林放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上身是紫色灯芯绒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通红的领带，下面是牛仔裤，脚上一双布鞋，样子很滑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大特点是反差巨大，变化太激烈，无论你多么不和谐都没关系，都不为过。离婚后的林放看上去更像个做生意的文化人，或者说像玩弄文化的生意人，唯一与身份不太符合的地方，是居然还背着个军用书包。自从我们认识，每次见他，只要是还背着挎包，都是这个过时褪色的军用书包，这已经成为他的招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道具。绿色军用书包在“****”时期非常流行，它基本上就是个“****”符号，而林放现在还在用的这个书包，早在当年夜校做语文老师时已开始使用，用林放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身上只要还挎着这么一个旧书包，就仿佛背着过去的历史。
林放从书包里掏出一套香港版的《天龙八部》，金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原来他此次来出版社，目的是想问问能不能出版这套书。那年头根本没什么版权意识，出版社随便找本港台畅销书出版，可以毫不费力地赚上一大笔钱。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样的买卖实在太好做了，我所在的文艺出版社，最初就是靠盗版琼瑶小说发家致富。问题在于上级领导不让出这些书，主管部门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港台文艺作品始终保持戒备，谁要是胆敢冒风险偷偷出版，坚决严惩不贷。
我带着林放去见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听说此事，一口拒绝了，斩钉截铁没任何商量余地。上面最近又一次打了招呼，口气十分严厉，用词更加坚决，擅自出版没有报批的港台作品，一律撤销其出版社番号。林放为此似乎也早有心理准备，他做出了很能理解的样子，微笑着对我们总编点了点头，然后若无其事地告辞，与我一起离开总编室，再次回到我工作的地方，继续跟我大声聊天。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工作，他开始天南海北一个劲地胡吹，谈笑风生，终于把别人都吓跑了。他的声音太大，别人在他干扰下根本没办法编稿子。
林放看了看四周，确定真的没有旁人，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出去了，便再一次打开书包。这一次，居然摸出厚厚一叠钱来，不，应该说是整整三叠。那时候还没有一百元和五十元的钞票，面额最大也就是十元钱，他告诉我这些钱加在一起，三千元整。整整三千元，刚从银行取出来，只要我愿意，愿意将这一百五十万字的《天龙八部》压缩一下，缩写成三十万字的小说，这三千元便是干活报酬：
“别跟我说这还是笔小钱，别跟我说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有些忐忑地说：“这还真不是小钱。”
“是小钱我也不会找你，跟你说，这活你真的能干，真的可以干。”
林放对我的处境十分了解，那时候还不流行**丝这词，然而在当时，我确确实实有些狼狈，确确实实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丝。文学青年都是**丝，林放对我的境遇一清二楚，他知道我孜孜不倦写了一大堆小说，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写过长篇，写过中篇，还攒了不少短篇，最后却一篇小说也没能发表。一个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但是自尊毕竟也不能当饭吃。他翻了翻我案头正在编辑的小说稿，非常不屑地白了一眼，说看看你编的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就算是为人作嫁，起码也该编点像样的文章，这算什么呢，是在给别人改病句，在找错别字，你看看这又臭又长的一句话，你看看，究竟说的是什么呀。
林放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在飞快地盘算着，一百五十万字压缩成三十万，每天干掉三千字，一百天就可以拿下。豁出去拼三个月，可以活生生地挣三千元钱。三千元，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有这笔意外之财，冰箱也可以买了，彩电也可以买了，还可以给女儿买辆儿童三轮车。那时候，我们夫妇每月的工资，加一起还不足一百块钱。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突然间，我那可怜的大脑里，全都是该如何花掉这三千元钱的念头。
很快到吃饭时间，带着林放一起去食堂。他非常奇怪我居然准备三个碗，还带有一口小锅。我向他解释，告诉他为了图省事，常常在中午就把晚上的饭菜顺便准备好了。我的住处离食堂不远，晚上用餐的人太少，食堂基本上不开放，要开也不会有什么菜。林放便笑我真会偷懒，说这个过日子的办法倒是不错，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是生活能力太差，一个自小家中就有保姆的人，大约从来都不会知道烧饭做菜是怎么回事。他判定我太太也是个不会当家的女人，判定我们夫妇平时为了生活琐事，一定没少拌嘴。
从排队买饭菜，到坐下来开始吃，自始至终，他都在大声喧哗，食堂里本来就吵就闹，你想不大声说话都不行。在这用餐吃饭的人大都互相认识，都是出版社系统的人，林放作为一个陌生人有些显眼，何况他嗓门又那么大。我们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正好有两个位子空出来。吃饭途中，他突然悄悄地告诉我，已跟他离婚的李明霞，最近又有了复婚念头。他一直是在大声说话，突然压低了嗓子这么跟人交流，我还真有些不习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旁边的人也把好奇目光投了过来。
“这事我说什么都不能干，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说对不对，”林放若有所思，说离就离了，好不容易把婚离了，不能刚从虎口出来，又再次回到狼窝里。刚说完，他立刻进行纠正，说这个比喻不太对，不准确，不恰当，不应该说虎口狼窝，其实人生就这么回事，一千句一万句，说白了，当初就不应该结婚，就不应该离婚，当然，如果真离了婚，你更不应该再结婚。林放说自己不仅不会和李明霞复婚，而且一辈子也不打算再结婚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上的调羹一直举在那儿，说完了，仍然高高地举着调羹，眉头紧锁，继续保持深思熟虑。我以为他还会再说些什么，他的话说着说着突然没了，接下来，干脆什么话不说，开始埋头吃饭，大口大口吃，吃得差不多了，又开始表扬食堂的菜做得不错，很符合他口味。
从食堂出来便是分手，林放从书包里拿出那套《天龙八部》，加上一千元现金，郑重其事地交给我，说一千元是预付金，完稿时，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不管用还是不用，书能不能折腾出来，他都会立刻把剩下的两千块付给我。一千块现金放在书上面很显眼，光天化日之下，当时就有熟人远远看见了，这让我觉得尴尬，因为自己并没有答应要做这件事，然而在林放看来，事情已经是明摆着，不拒绝就意味着接受，本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拒绝呢。
《天龙八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武侠小说，与林放对武侠的一概不屑不同，我是金庸的忠实粉丝。我喜欢托尔斯泰，喜欢海明威和福克纳，喜欢法国新小说，喜欢拉美的文学爆炸，同时也喜欢金庸。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我就把能找到的金庸小说都读了。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步到位，那时候想见到一套香港版的金庸全集，非常不容易。那时候，再也没什么小说比金庸作品更适合用来放松心情，想当年临时抱佛脚，应付无聊的期末考试，考完了，躺床上通宵读金庸，差不多就是一种神仙日子。金庸小说给人的感觉很长，太长了，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总能让你一口气看下去，总能让你爱不释手，总能让你欲罢不能。
记得我们看的那些金庸小说，都是出自吕晓明家。吕晓明父亲是位很不错的工笔画家，那套金庸作品全集是位香港画商送的，那时候，吕晓明的父亲还不像后来名气那么大，一幅画能卖很多钱，送套金庸作品便可以换他两张画。吕晓明是师范学校的美术系学生，当时最大兴趣不是画画，而是跟我们一起写小说，写得相当出色，是一种非常现代派的风格。他也喜欢金庸，大家看武侠一个个入了迷，碰到一起就没完没了切磋，这让林放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太没出息，都是准备要玩纯文学的，竟然会沉迷在武侠小说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林放准备出版缩写的金庸作品，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依然不高。金庸在他眼里仍然算不上什么好作家，赚钱归赚钱，文学地位是文学地位。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沉浸在《天龙八部》中，一边阅读，一边在痛苦琢磨。有时候被故事所吸引，完全忘乎所以。看着看着，又突然想到这只是个挣钱的活，自己应该考虑将哪些内容删了，怎么样才能既保持精华，没有伤筋动骨，又很省事，轻而易举地便把压缩任务完成。凡事一带功利就会变得无趣，变得索然寡味。连续两晚上的煎熬，我终于意识到这事很难完成，金庸小说如果从中挑出一些精彩篇章，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许会很成功，但是要想进行整体压缩，把摩天高楼变成一栋居民楼，把大树压缩成一棵盆景，这难度实在太大，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不得不把一千块钱订金和《天龙八部》退还给林放，为此专门去了一趟他家。那时候，林放还是住在先前的房子里，离婚以后，他又搬回老宅去住了。对于我来说，这里是故地重游，所能见到的一切都非常熟悉，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刚认识林放时，他就住在这儿。房子不大，却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想当年，七十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有空就纷纷赶到这儿聚合，大家在这儿交流写作经验，分享文学甘苦。把林放获得的成功，看作是自己的成功，把他取得的成绩，当作自己的成绩。我们在这儿庆祝林放公开发表小说，为他有影响而高兴，为他出现评论而欢呼，最后又为他错失了全国奖而深感惋惜。青春岁月无限美好，我们在这里煮酒论英雄，当时除了林放扬眉吐气，都还是跃跃欲试不得志的文学青年，然而大家非常地快乐。
也不过七八年工夫，很多事情完全改变了。青春已逝风光不再，林放仍然居住在这老宅里，还在断断续续写点小说，看上去却更像个不折不扣的商人。吕晓明去西班牙留学了，专心画画，与文学早已没有一点瓜葛。美丽的董文方再也不写诗了，汪诚专心研究学问，邹越华在组织部给部长当秘书。丁磊磊的老公做生意发了财，她成了家庭主妇，据说成天在家打麻将，而且手气特别好。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当年意气奋发的文学青年，现如今一个个都消沉了，都现实了，跟文学再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林放似乎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根本就不意外，冷眼看了看我手中的拎包，不怀好意地笑着，不说话。我跟他解释说自己干不了，说自己决定反悔，不想再缩写《天龙八部》。林放便说这很正常，说我应该能想到这事你干不了，说我根本就不应该高估你，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怎么吃得了这样的痛苦。我知道他不会这么说两句就轻易放过我，果然停顿了一会儿，又开始继续奚落，说你小子当时能放下架子接受，就已经让人很意外了，我当时就在想，这小子一定是穷疯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小子一辈子还没缺过钱呢，现在一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可惜这有些钱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有些个钱，只是看起来好赚，这钱看着好像就在你手边，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真要想得到并不容易。
我心服口服地认输：“你说得对，这钱我确实是赚不了。”
林放决定放过我，他表现得很宽宏大度，说你真还算聪明，没正式开始干活就反悔了，你说你要是干到一半，突然不想干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还是现在这样最好，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有损失。那一段日子，大约是林放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他踌躇满志，说话气势一如既往地强大，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自己的生意上，他告诉我能赚钱的办法很多，只要想做，只要你肯吃苦愿意做，只要你胆子够大，只要有这关系那关系，只要你会利用关系。我觉得林放在我面前口若悬河，无非是在暗示，是在向我卖弄，表明他已赚了很多钱，已经很有钱了。在我印象中，林放确实是个传奇，他干什么都会比别人强，比别人容易。
那天晚上，林放请我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小馆子吃饭，不止是请我一个人，还有一位在南京大学学习的德国女学生。我始终没搞明白这人与林放究竟什么关系，反正说着话，又高又大的德国女学生就来了，骑着一辆男式自行车，背着一个山地包，大大咧咧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显然，她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进了房间，显得比我还熟门熟路，比我还更像这里的常客。林放为我们做介绍，她听说我刚从南大研究生毕业，立刻眉飞色舞，哇啦哇啦叫了起来，说想不到彼此还是同学，因为她是中文系的留学生，说我们很可能在一起上过课。我也感到吃惊，中文系确实有不少留学生，不过我从来没和他们一起上过课。
这位德国女学生有个中国名字，事隔多年，我早忘了她叫什么，只知道是准备研究中国民间戏曲，正在拜师学唱昆曲。用林放的话来说，洋人就是洋人，反正是个玩，用不着太当真，师拜了，学也学了，可从来就没唱像过，怎么唱都还有些歌剧味道，都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到《茶花女》里的咏叹调。因为德国女留学生的加入，结果那天的谈话，很多话题都集中在德语文学上，我们从歌德与席勒说到了卡夫卡，从托马斯·曼说到了亨利希·曼，从茨威格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那时候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还没翻译过来，因为获得了好莱坞的最佳外语片奖，能够谈论它也是挺时髦的一件事。德国女留学生很吃惊能跟她聊这些，她觉得在中国玩文学的人很有意思，一说起外国文学经常头头是道，好像比外国人自己都更熟悉，很多留学生同学都有同样印象，她说在中国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茨威格，说起伯尔，其实这两个人在德国根本算不上多有名，不错，伯尔应该还是有点名气，他得到了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在德国人看来，就算你得了这奖，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每人喝了两瓶啤酒，林放经常在这家小馆子里吃饭，伙计和老板认识他，都过来打招呼。那时候刚开始流行称别人老板，小伙计一口一个林老板，叫得十分亲切。林放给人的感觉，也确实像个生意场上的老板。那年头，全民都在想着发财经商，下海做生意的风气，与八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文学热相比，丝毫也不见得逊色，而且一波接着一波。是条幽深的小巷，就会有个卖盐水鸭卖烤鸭的摊位，到处都在破墙开店，到处都是新开设的贸易公司，到处都有倒卖进口旧衣服的，贩卖磁带的，转卖四喇叭录音机的。当时有个流行词叫“脑体倒挂”，意思是干体力活比干脑力活更挣钱，研究导弹的科研人员不如卖茶叶蛋的，上班当公务员的不如卖烤羊肉的，大学名教授的收入，远远赶不上各种收费学习班的野鸡老师。
也许啤酒喝多了，大家都有些尿急，周围又没有公共厕所。说老实话，早在林放家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尿意，老房子照例没有卫生设备，都是使用马桶或者痰盂。从小餐馆出来，我急着开溜，匆匆向林放作别。本以为德国女留学生找他还有什么事，没想到她也迫不及待，也是脸色通红地要告辞。恰巧我们又同路，这意味着大家都还得在路上再受会儿罪。和中国所有城市一样，公共厕所总是个问题，总是很稀罕很尴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收费公厕，我们憋着一泡尿上路了。人高马大的德国女留学生跨上自行车，她的上车姿势很奇特，先让车倒下来，人有些笨拙地跨上去，然后拨正了龙头，猛踩一下，笔直地朝前冲出去。
一路上因为内急，都在注意有没有厕所，说什么话都心不在焉。自然会随口说到林放，说到他的小说创作，说到他眼下正在做的那些生意，然而显然只是在找话说。路上行人不算太多，我们一边骑着车，一边东张西望。南京人都知道，在新街口广场有个著名的公共厕所，早在民国年间就有了，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用自来水冲洗的公厕。为了能去方便，我们特地绕了点路，没想到赶到那里，厕所的门已被封死，是要拆了重建，还是干脆就要移走，也弄不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再使用了。这让我们感到很郁闷，哭笑不得，只能皱着眉头继续骑车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