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衣裳”，是相对于正式官服而言的一般民众及官员闲居时的服饰。较之官服，尽管百姓服饰的象征性、标志性意蕴有所减弱，但实用性功能却更趋明显，且灵巧多变、质朴自然。拂去历史的尘埃，穿越时空的隧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为生动的生活场景，井田之上、庙堂之下、田野之中、家居之内，人们在举手投足的不经意之间，演绎出更加斑斓多彩的服饰发展史。
整体来看，与章服一样，古代男子的普通服饰基本都采用上衣下裳和深衣长袍的形制。其中象征着天地秩序的衣裳几乎延续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始终，从未消失，只是其中的一些具体服饰样式不再被人们穿着，例如裆、男子的群裳等等。而上下连属的深衣长袍，虽出现稍晚，却一直不断被改进，并成为中国传统衣饰文化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变化，类属于这两种基本形制的一些服饰也悄然改变，甚至被人为戗灭于岁月的演进之中，例如“汉服胡化”的人文借鉴，再如1644年“剃发易服”的强制性大变革，使得宽衣大袖最终被窄衣箭袖所取代。
尽管衣分两种，但二者又有着某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领子与衣襟的变化中。古衣的领子最常见的是交领（极少有立领和翻领的），其次是直领，再是圆领。交领即衣领直连左右襟，衣襟在胸前交叉，领也随之相交，故称交领。直领服饰是领子从颈后分左右绕到胸前，然后平行地垂直而下。自隋唐开始又盛行圆领衫，五代、宋、元、明一直延续，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不管“领”的形制如何，服装的大襟一般都为右衽，即衣襟前后两片在胸前加宽加大，两襟相重叠，左襟在外压住右襟。因此，“束发右衽”成为汉民族服饰的基本特点，并因之与“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服饰形成鲜明的对比。“披发左衽”一词来源于论语，孔子在称赞管仲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意思就是如果不是管仲的才能，孔子生长的地方将是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唐代诗人刘景复在《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中也说：“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此后，人们常用“披发左衽”来代指华夏文明衰微，异族入主中原。
右衽之服在历史的传承之中也不断发生着某种变异，有些最终消失。以下分别将上衣下裳之制与深衣长袍之属分类简介，探求它们在时光的流失中渐变乃至消失的历史轨迹。
襦袄
襦是上衣下裳中的上衣。相传，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就是身着红色的襦。襦的基本形制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样式，但长短宽窄时有变化。《急就篇》颜师古注曰：“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长襦衣摆长至大腿的上部到膝之间，短襦衣摆长在腰至大腿上部之间。襦是单的，无夹里，如有夹里或加絮就称为袄。所以也有人认为：单襦近乎衫，复襦则近袄。
观察秦俑形象可知，秦时长襦和短襦的样式基本相似，都是右交领、曲裾，区别在于高级军吏俑的长襦为双重，中级以下一般武士的长襦则为单襦。除此之外，秦俑襦衣的衣领略有变化，除右衽交领之外，在1号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士俑中可看到几款特殊的衣领形式，即交领的一边向外翻卷，呈各种形状，有长三角形、小三角形、窄长条形，还有在内外衣领之间饰以围领的。
既然襦本身就有长有短，为什么又说襦是“短衣”呢？这是与“深衣”相对而言的。《礼记》有《深衣》篇，《经典释文》引郑玄注曰：“深衣者，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纯：镶衣边。）《深衣》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长至踝部，襦与之相比，的确是短衣。郑玄注又说：“有表则谓之中衣，以素纯则曰长衣也。”这是说“深衣”一物而两名，就其外面还加罩衫而言，又叫中（内）衣。可见深衣是贴身穿的。（表：在外面再加一件衣服，素：没有颜色的帛。）
但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一般只称襦，不分长短，如辛延年作《羽林郎》中有“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的描述；《世说新语·夙惠》中也有“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的记载；而苏轼《喜雨亭记》诗中也写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
春秋战国时期，襦为一般人（包括奴仆）平时所服，深衣（中衣、长衣）则是贵族上朝和祭祀时所穿，庶人以深衣为礼服。因襦短小，适合于劳作，所以汉时襦通常是劳动人民的常服，穿襦时通常下自着……汉代寻常男子的襦、单衣、裤为普通常服裙。穿襦裙的人在劳动时将裙撩起来塞在腰间，以便于劳动。穿襦裤的人，在劳动时也把裤脚撩起来。劳动者一般用麻做襦。老年人着长襦（与袍相似）。到后汉时，民间普遍流行穿长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动荡，民族关系复杂，加之儒家礼制名教受到冲击，魏晋衣裳冠履变化很大，在《抱朴子·讥惑篇》中有记载曰：“日月无常，无称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这时传统的穿衣之礼受到否定。服饰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汉装的定式被突破了，另一个是胡服被大量吸收融合进汉人的服饰之中。由于受胡服的影响，南方与北方有些差别，北方的士庶男子服装是“短衣缚裤，腰束革带，外加套头，头戴风帽，足着短靴”。在南方则仍是沿袭秦汉。
秦汉时服色以青、紫为贵，平民布衣只能穿白色的衣服，而魏晋时期一反常态，服色尚白。由于经学的至尊地位受到冲击，儒家的冠服制也动摇了，不仅服装的式样、颜色都突破了汉代的规矩，而且穿法、打扮也常常标新立异，或科头跷足（露头光脚），或袒胸露乳，或袍裙襦裤，或奇装异服，都突破了旧时的礼仪。
隋及唐初，襦较短小，窄袖，掖在裙腰内，多在内部穿着。中唐以后衫襦逐渐变得宽大，以至于唐文宗时不得不下诏，限制襦袖不得超过一尺五。由于受胡服影响，唐代还出现了翻领的襦袄。此时襦裙多由妇女穿着。衫襦在唐代总体上由紧窄向宽肥发展。一般有白、青、绯、绿、黄、红等几种颜色。
时至宋代，北宋统治者一再强调衣着“务从简朴”、“不得奢侈”，衣服不仅要俭朴、简单，而且具体式样上也要做到“颈紧、腰紧、脚紧”。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理学纲常理教的作用下，质朴、简洁、淡雅成为这一时期的审美原则。此时的襦变窄变长，袖子为小袖，并且多为直领，被称为旋袄。襦、袄、袍三者日趋相似，袄近于襦，于是襦袄界限不再明显，被统称袄了。而长襦也因袍的接近而逐渐与袍合流，被统称为袍。
随着穿着者的增多，袄的含义日益明确。袄多用作秋冬之服，常以厚实的织物为之，内有衬里，俗称夹袄。若在袄中絮上棉絮就称棉袄，在袄中絮以皮毛就称皮袄，而襦的名称也渐渐被遗忘了。
元代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袄，既继承了中原地区袄的风格，又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被称为辫线袄。蒙古族男子辫线袄的样式为圆领、紧袖、下摆宽大、折有密裥，另在腰部缝以辫线制成的宽阔围腰，有的还钉有纽扣，俗称“腰线袄子”。辫线袄产生于金代，大规模使用在元代。最初可能是身份低卑的侍从和仪卫的服饰，后来穿辫线袄的已不限于仪卫，尤其是在元朝后期，一般“番邦”、“侍臣”官吏多穿此服。这种服饰一直沿袭到明代，不仅没有随着大规模的服制变易而被淘汰，反而成了上层官吏的装束，甚至连皇帝、大臣都穿着。
明代的袄是普通百姓的服饰，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
襦裙作为汉服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在清代的“剔发易服”的变革之中因具有强烈的汉民族的特征而被强行废止。但襦的变化形式——袄却因穿着舒适方便而被保留下来，形制大致有立领右大襟与立领对襟两式，与裤子相配，外束一条腰裙，是一般劳动人民的服装式样。从20世纪初开始，男袄渐以对襟式为主。
长袍
袍是上衣下裳连裁的形制。单层的长衣被称为衫，内夹有丝绵、粗麻毛作絮的为袍。袍初始之时是作为内衣穿着的。
战国以后，袍逐渐成为外服，不必再套外衣了，逐渐与深衣合流，统称为袍，虽在不同的朝代历经变化，但基本形制没有大的改变。秦时，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秦袍以曲裾袍为多，袍体宽大，领缘较宽，绕襟施转而下。这一袍式在汉代仍具有一定普遍性。
袍的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得很小，称之为祛，全袖称之为袂，领口、袖口处绣方格纹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口露出内衣，袍服下摆花饰边缘，或打一排密裥，或剪成月牙弯曲之状，并根据下摆形状分成曲裾与直裾。
曲裾，是具有三角形的前襟和圆弧形下摆的长衣，裙裾从领至腋下向后旋绕而成，类似于深衣。制作此服时使袍裾狭若燕尾，垂于侧后。汉代的袍、单衣皆属此类曲裾袍。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朱红罗曲裾长袍。
直裾袍，西汉时出现，东汉时盛行。初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这显然与内穿裤子无裆、直襟衣遮蔽不严有关。当时的裤子仅有两只裤管套在膝部，用带系于腰间。后因内衣改进，曲裾绕膝，深衣制已为多余。到东汉，直裾逐渐普及，替代了曲裾，因其较曲裾更简便，所以深受官吏的喜爱，一般男子也多服此衣。
魏晋士人喜欢穿着宽大舒适的衣服。士人的喜好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风尚，整个魏晋时期衣服款式宽大，柔软的布料比较受青睐。这时无论穿袍还是着衫，皆以宽大为好，袍衫下不着……穿着随意简约。一般民众为劳作方便上身穿袍服，下着裤装。
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隋唐服装深受影响，对袍服影响最大的要属北方的胡族。这一时期的袍衣被称为加袍。“加”的意思就是在袍的膝部加襞积，使袍摆变阔，便于穿着者行动。加袍是一种汲取了深衣上衣下裳连属的形制，再结合胡服窄袖、圆领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式服装。
除此之外，还有加衫。加袍、加衫贵庶通用，不过在服色的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以后又有“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寿……妇从夫色”的记载。可见加袍、加衫主要以服色区别等第。加袍秋冬季服用，加衫春夏季服用。
此外，还出现了一种缺胯袍。“缺胯”，盖指在袍衫两胯处开气的形制。“缺胯”与“加”一样是为了便于行动。因此这种袍衫被作为一般庶民或卑仆贱役等低级阶层百姓的服装。具体形制为圆领、窄袖、缺胯，衣长至膝下或及踝。穿此种袍衫者，一般多内着小口裤，足着短靴。劳作时有人将袍子的角掖于腰带间，称之为“缚袍”。
宋时男子上衣仍以袍衫服为主，但与唐代不同，此时的袍服为改良过的斜襟衣袍。
明代的袍服多从唐代圆领袍衫发展而来。明代公服、常服大多为高圆领、缺胯，宦官所穿着的在衣裾两侧有插摆，袖多宽袖或大袖。平民所穿无插摆，袖为窄袖，但六十岁以上老者可穿大袖，袖长也可适当加长至出手挽回至离肘三寸处（官服可挽回至肘）。
满清之时，虽然仍然沿用袍服之名，但形制已经发生了部分改变，明代以前的袍式为颌领、交领、对领和圆领，袍身宽肥，袖身舒展，衣身用带结；满清的袍式是立领，袍身稍窄，袖身也较短窄，衣身用盘纽。清代的袍名为旗袍。清初的旗袍并非如今的模样，它是一种衣长接近脚面，前后衣襟有接缝，偏大襟，无开衩，袖长齐手腕，袖口窄小，外观简洁且省料合体的袍服。清代旗袍还有前中缝、后中缝和左右边缝，这叫四面开衩旗袍，一般是王公贵族骑射时的装束。平民、小贵族所着之袍一般左右开衩或不开衩，当时称不开衩的小袍为便装。
清代的衫袍和前代的不同还表现在袍的种类上，有长袍、短袍和衬衫之别。长袍在清初时长仅及踝，但到甲午、庚子以后长衫则长覆足面。短衫袍是一般劳动者劳动时穿着的衫袍，长不及膝，有的仅过腰。清代的长袍在穿着时往往要在其上加穿马褂或罩紧身短马甲，因此往往有“长袍马褂”之称。清长袍常取御寒的厚料制作。庚子年以前，以宽大为主要流行趋势，宽松的袖口可至一尺有余；庚子年以后，由于受洋人西服灵便的影响，袍身紧窄，袖也只可容臂，特别时髦的款式形不掩臀，偶然一蹲，辄至破裂，正如《京华竹枝词》中所说：“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这也是时髦男子学西服紧身合体以致东施效颦的结果。短袍因为劳动人民所着，所以为方便劳动起见，多宽松适体，少有流行变化。
时至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近代社会形成了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服饰风格。这种情况差不多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就开始了，直到90年代末，康梁维新派在变法活动中提出易服，公开提倡穿西装的好处。为了不让人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特别给予西服以新的评价，把它说成是承孔子之制，秉上古遗风，具备民族文化精髓的东西。维新短命，变法刚过百日便失败了，靠皇帝断发易服的希望终成泡影。直到民国元年，通过了民国服饰制度，正式把官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至此，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并行不悖几乎成了制度而自行沿承下来。
长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十分流行，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典型的装束。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电影里、曲艺表演者的服装道具里见到它的模样。以款式来说，它在二三百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剪裁和线条趋于简单明快。商人、知识分子身着长袍，但头上往往带着西式礼帽，两种着装在中西合璧的风格中表现出近代风采，又在发展的平行线中体现了时代的过渡性质。
文化之间的冲融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一样需要时间，并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互调整适应。近代政治、思想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路程，因此对它们的消化吸收自然特别艰巨。对近代文化来说，冲击的力度大、强度大、时间短，许多东西还来不及沉淀就已经化为历史陈迹。就长袍而言，虽然在情感上容易被人们接受，而且也确实具有无拘无束的特点，但是着长袍必然雅步，无论如何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不过，在过渡时代，特别是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缓慢，这种长袍和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很长时间没有暴露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长袍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还流行了几十年。长袍本身虽然不具备阶级性，但它代表了一种长久未变的生活方式，辛亥革命后它作为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摒弃，逐渐消失在岁月的演进之中……
衫褂
衫在古代是指无袖头的开衩上衣。《释名·释衣服》解释说：“衫，芟也，芟未无袖端也。”《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亦言：“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衫是由深衣单衣发展而来，短者为中单。秦始皇开始将中单称作“衫”。《中华古今注》记载：“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开胯，名曰衫。”
衫分两种，一种是穿在衣外，没有袖的衫，多于秋春季穿用，直称衫。另一种则是穿在衣内，或夏天贴身穿的短袖衫，叫做“汉衫”。据说汉高祖刘邦是“汗衫”一词的发明者。楚汉之争时，刘邦与项羽交战后回到营帐，见自己所穿衣衫已被汗浸透，于是将“汉衫”戏称为“汗衫”而流传开来。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这么称呼。
衫不分尊卑贵贱，男女老幼都可穿着，所不同的是，贵族多采用较为上乘的质地材料，如罗、绫，并且多在衫上施以装饰，如绣上孔雀、鸳鸯等吉祥纹样；庶民的衫则以麻布、葛布做成。
衫历代沿用，但因其衣料质地、服饰色彩的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称呼。由于受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的影响，其在不同时代又各有特点。
秦汉禅衣为仕宦平日燕居之服，禅为上下连属，样式与袍略同，但无衬里，可理解为穿在袍服里面或夏日居家时穿的衬衣，也可以解释为罩在外面的单衣。因其材质是超薄型平纹纱，缫丝织造难度极大。
东汉时出现长衣，其与深衣有着明显不同，即下摆开衩，这种服饰被称为袍衫。魏晋时期，社会上盛传的玄学与道、释两教相结合，酝酿出文士的空谈之风，他们崇尚虚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由于衫不受衣祛等约束，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充分反映了社会意识和服装形式的内在关系。魏晋时期流行大袖宽衫，与袍在样式上的明显区别就是无须施祛，袖口宽敞。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如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杰出作品《高逸图》，虽然出自唐代画家孙位之手，但具有浓郁的魏晋风韵。画面绘四个士人，盘腿列坐于花毯之上，或戴小冠，或裹巾子，通穿宽博衫子。每人身旁各立一侍者，也穿宽袖衣衫。从画面的构图和人物的安排来看，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相同，人物的服装和形态以及生活器具等都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形制。
此时还有一种短袖式的衣衫。《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明帝曾着绣帽、披缥纨半袖衫与臣属相见。由于半袖衫多用缥（浅青色），与汉族传统章服制度中的礼服相违，曾被斥之为“服妖”。
魏晋时期的着装风格也影响到了其后的南北朝，诗人们在他们的诗赋作品中也借衣衫表达心情。正如南朝梁江淹所作《丽色赋》所描述的：“楚臣既放，魂往江南。弟子曰：玉释佩，马解骖。蒙蒙绿水，袅袅青衫。乃召巫史，兹忧何止？”
唐宋时期青衫多指地位卑微的八品、九品文官，他们留下了众多的郁郁不得志的诗句。如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再如宋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云：“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苏轼《古缠头曲》也有“青衫不逢湓浦客，红袖漫插曹纲手”的诗句。
唐代还出现了衫的一种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