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产生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从幽远年代而来的服饰，在岁月的行进中不断地变化着形象，在追求象征意蕴与实用价值的过程中传承与流变。社会的变迁与动荡，使人们的审美观念不断发生变化，“追求”时尚与“抛弃”过往成为相互交替的主题，某些服饰也因之被“舍弃”在历史的尘埃中，被时光深深地埋藏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新而旧，由旧而古……尽管如此，正如明末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时尚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人体终莫敢易也。”所以，求其源、述其流、观其变、论其失，在浑然一体的中华传统服饰中探求流变，将已然消失的服饰重新拉回到历史的脉络中来，在褒衣博带、行云流水的延续之中寻找逝去的美丽与庄严也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有案可稽关于服饰的历史记录最早可追溯到黄帝轩辕，《易·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古代人们的食物主要取自于植物、野兽等，防寒护身也只能是利用树叶、兽皮等大自然赐予的东西。《礼记·礼运》有言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世有圣，治其麻丝，以为布帛。”《韩非子·五蠹》也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由此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的人类因受生产力的制约，服装只是围系于下腹部的毛皮，以备御寒、遮羞、装饰之用。尽管如此，原始服装的出现，揭开了服饰史的序幕。
在史前史和上古史的研究中，学界一般将人类服饰的源起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裸态生活阶段
地球史上的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时期哺乳类中已高度进化的灵长类逐渐分化出了最早的人类——猿人。按时间先后，猿人可分为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亦称直立人）。这一时期距今约300万年至400万年。在这期间，地球上经过了三次冰河时代，猿人与其他哺乳类动物一起，依靠自身的皮毛和热血度过了生存危机，裸态生活了200多万年。这个阶段皮毛所起的作用是如此显著，使得我们不能不把皮毛的裸态视作服饰发展史中不可分割的一段。
二是原始衣物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草裙阶段和兽皮阶段两个时期。
草裙阶段 草裙阶段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年限，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草裙是采集经济的产物。在人类的童年，由于工具落后，依靠狩猎获得食物的机会非常小，人类的生存完全依靠对植物的采集、储藏和加工使用。在采撷植物的过程中，人的直立不仅解放前肢为双手，同时也暴露出身体上的比较脆弱敏感的部位，于是用草叶和树枝捆扎在腰间作为裙子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有关这一时期服饰的文字记载很多，但实物由于不易保存而鲜为后人所见。
兽皮阶段 随着人类自身的成长，狩猎较之人类早期变得容易起来，并渐渐成为人类日常工作的重心。人类出于仿生的好奇，常将猎获的兽皮披在身上；随着大动物的猎获，大型动物的骨头被磨成了骨针，锋利而薄的骨片被用来剥割动物的皮与肉。人类最初的缝纫诞生了，兽皮装也就此出现。
远古时代的实证资料虽然极其有限，但可以推断大约在40万年至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装扮自身，而距今4万年至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衣物已经比较发达。
三是纤维织物阶段
从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看，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出现并使用纤维，从此揭开了人类纤维衣料的历史，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服饰发展历程。
织物装时代的出现，在各地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不同。1854年，在瑞士湖底发现了距今约1万年的亚麻残片，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亚麻织物。在南土耳其发现的8000年前的毛织物残片，织物的经纬密度与今天的粗纺毛织物密度相同，说明当时纺织技术已很发达。在我国，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与服饰相关的纺轮、骨针、骨笄、纺坠等实物，还有不少纺织物残留痕迹。动物纤维中蚕丝的利用是以我国为首位，至少在4700年前我国就有了质量上乘的丝织物。
一些历史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关于服饰的传说，这些美丽的传说虽不能作为服饰史研究的有力依据，但可以作为参照，帮助我们对研究成果作出判断。关于纺织技术的发明，有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淮南子·齐俗》）的传说；也有黄帝时期元纪嫘祖西陵氏养蚕、制茧、织帛的故事；还有《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中关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的记载。关于蚕丝纺织的来历有诸多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太平广记》中所记“蚕神”的故事：帝高辛时，蜀地无官长，人们群聚而居。因无所统摄，地方社会治安很差。有一个女子，她的父亲被强人掠去，一年多未归。此女非常思念父亲，于是她的母亲便以女子的终身所托作为奖励，希望有人能将女儿的父亲救回。周围的人听后都表示无能为力，而园中的一匹马在得知此事后挣断羁绊绝尘而去。不几天，女子的父亲骑着此马归来。女子的母亲欣喜之余，遂将她如何拿女儿作为悬赏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女子的父亲听后大怒，认为天地之间岂有人嫁畜生的道理，于是将马射死，并将其皮暴晒于庭院之中。一日，女子从马皮旁经过，马皮突然从地上翻卷而起，将女子裹起飞走。过了几天，人们便在桑树上发现了被裹在马皮里的女子，她已化为蚕，因感念父母的恩德，吐绩为丝。人们为了纪念她，建立了蚕神庙。这个传说在《搜神记》、《山海经》、《荀子》中都有记载，有些地方称蚕为“蚕马”，其意也在于此。
关于蚕神的这一传说，说明纤维织物出现在从父系氏族阶段向国家过渡的时期。该传说中关于义、孝、重诺诚信的精神，无意间透露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精髓与服饰的关系，服饰从一开始就被附加了浓浓的人文精神。
从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衣物原料发明的时间很早，例如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陶器上有大量绳纹印痕，证明当时人们已经会纺线（或者称捻线）了。裴李岗遗址、莪沟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陶纺轮。其后的仰韶文化时期，陶纺轮、石纺轮更加普遍，例如在西安半坡和华县泉护村就曾发现过陶器底端的麻布纹印痕。
关于衣服的发明，文献中有“伯余之初作衣也，绞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淮南子·汜论训》）的记载。尽管黄帝尚处在仰韶文化晚期，从纺织技术角度来看，尚且不能真正形成后世的“章服衣裳”，但至少表明，这一时期大概已经出现了“分贵贱”的服制。正如王逸《机赋说》中所言：“古者衣皮即服装也，衣裳未辨。羲、炎以来，裳衣已分，至黄帝而衮冕。”这段记述大致描绘了衣服形成的过程：上古时代人们所围披的皮毛就是衣服，从伏羲氏和神农氏起，衣、裳开始分开，到黄帝时期礼服出现，衣服才正式开始形成。
依据史料，现代学者往往从功能角度在理论上探讨衣服最初产生的原因，这些学说又因立意角度的不同而各具其义。
防护说 在人从森林古猿向新人进化的过程中，随着体力劳动的减少和脑力劳动的增加，体毛逐渐退化，减弱了身体对大自然的各种威胁性环境的抵抗能力，人类便创造发明了衣服来代替业已退化的体毛。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还认为，一般的气候条件并不能威胁原始人的生存，而是突然出现的极度寒冷促使人类穿上服装。《释名·释衣服》称：“衣，依也，人所以避寒暑也。”衣服就是人类用来防避严寒的。美国服装史论专家玛里琳·霍恩也认为：“最早的衣物也许是从抵御严寒的需要中发展而来的。”这种推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原始居民面临着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等一系列情况，在战胜自然的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适应自然的本能就显得突出一些。如10万至5万年前，为抵御第四纪冰河期的寒冷，尼安德特人开始使用皮毛衣物护体。
遮羞说 遮羞说是广泛流传于基督教世界的一种关于服饰起源的说法。这种说法源自于《圣经》。据《圣经》记载，偷吃了智慧果的亚当和夏娃忽然觉悟到自己赤身露体，因此，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来遮盖身体。这种起源论与今天的大众文化相吻合，所以这种说法即使在非基督教世界中也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裸体的羞耻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幼童从裸体运动中获得的快感比羞耻感更原始，且对于人类应该遮盖哪个部位、以何种方式遮盖，在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认可。诸如穆斯林妇女按传统要求必须全身遮盖，仅露双眼；但土耳其妇女可以露腹，不过必须遮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礼仪盛典上，一名有身份的女人可以裸露上身，但必须用红色颜料抹涂面部。由此可见，羞耻感不是服饰产生的原因，而是服饰产生后的一种结果。
炫耀说 炫耀说是德国人类学家施赖贝尔博士在《羞耻心的文化史》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羞耻心的诞生最初源于一种炫耀的表现。妓女用装饰来掩盖身体的敏感部位，随后众人群起仿效，故而“服装最初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穿着者试图通过它引起人们的赞誉”（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语）。满足显示自己的愿望，不仅导致了羞耻心的产生，也促进了服饰的出现。
显然服饰产生的原因并非单一的，御寒说、遮羞说、装饰说等都是服饰起源阐释的独特思考维度。而在这其中，生存本能与生活需要应该是产生服饰的最根本动力。在人类生存与繁衍的过程中，劳动创造了工具也创造了服饰。远古时代，服饰本身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活资料的意义；同时服饰的产生还有很强的精神意义，而这种精神意义抽象于对人类生命的保护。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初始阶段，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久而久之，认为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一切，并把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归为天神，上衣下裳的服装特色就是效天地而定。衣裳的颜色乃取自然之色，如礼衣所用的青黑色，就是模拟拂晓时天空的色彩，称为“玄色”；而裳的颜色则选地之本色黑黄，也称色。古代礼服中常称的“玄衣裳”便是寻求天神庇护之意。
总之，服饰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它既是文明、文化开始的一种标志，也与文明、文化之间发生着不间断的相互生成。在时间的演进中，这种相互生成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性内容，冲突与融合成就了文明时代服饰的变化。
冲突与融合：忘与记
衣冠文物，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外在体现，诠释着人们思想、行为的禁锢与释放，也体现着时代和社会的迟滞与进步。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人们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以及民族融合、中西冲突等社会性根源都在时间序列中使服饰发生了某种变化。事实上，从总体意义而言，服饰史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史，而不只是一种存在。因此服饰在传承与融合中孕育了变异与改革，既有形式上的模仿，更有意义上的沟通。柔软的布帛与坚硬的甲胄、飘飘的罗衣与绚烂的冠饰都在守旧趋新、冲突与融合的矛盾中叙说着不同空间与时间脉络中的和平与烽烟、日常与狂欢。
殷商时期，冠服制度初步建立。是时，文明伊始，神权依旧，服饰多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展示了神灵庇护与礼制初定时的秩序。
西周到春秋末600多年的风雨日月，书写出了浓重的君子之风。周人是沧桑诗意的民族，他们带领华夏走出弥漫的巫风，步入郁郁人文时代。怀着对礼仪的崇拜，服饰制度日益走向它的成熟阶段。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影响，诸侯国间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都开始显现明显的不同。冠服制被纳入到“礼制”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为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则为服饰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契机。儒家主张衣冠服饰应以西周的礼制为准绳，荀况说：“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在这里荀况强调了着装与礼制的关系。墨家则主张衣冠服饰和生活器具应以尚用为目的，墨子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主张人的要求是有层次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主张崇尚自然，反对修饰。在政治领域，诸侯割据，各自为政，造成了各国服饰的差异。《墨子·公孟篇》曾谈到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晋文公着大布之衣，（音zQng）羊之裘，韦以带剑；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引起的动乱和各诸侯国之间交往活动的频繁，各国服饰文化也在交互影响和生活的优选过程中发生着变革，以适应时代生活的节奏。例如赵武灵王的术士冠，形式与楚庄王的仇冠相近。再如秦国采用楚国的通梁组缨，制作成远游冠，并把赵国的惠文冠赐予近臣御史，也把赵国国君的高山冠拿来为秦王所戴，还继承了周代的冕服。总之，战乱的局面促进了各诸侯国间的接触，也促使民族服饰文化不断融合与发展。
秦立国之后，废除了周的服制，只取礼仪上最低的祭祀礼服。虽然秦实际统治的时间很短，很难制定出完善的服制，但是此时的衣冠已经兼收“六国车旗服舆”，融合各家特色，形成了秦代服饰特有的风貌。比如将楚国的獬豸冠正式改为监察御史冠，袍服在充分借鉴各国袍服样式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大襟袖袍，关于这一点秦兵马俑向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服饰资料。秦尚水德，以黑为上，因此其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
汉承秦制，也是以一身黑衣敬天礼地，此外高祖刘邦还发明了具有浓郁楚风的竹皮冠。这样，秦的阳刚加上楚的阴柔，酿成汉服独特的魅力。但在近百年之后，当秦人焚毁的礼书残简早已腐烂在土中时，先秦时代天子华丽的玄……章纹和冕旒才再次被修复。伴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成熟，儒家思想重新受到统治者的“独尊”，从而使礼仪制度更臻完善，官阶等级区分日益严格，官服亦备受重视。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标明官序职品、区分尊卑贵贱的舆服制度更加完备。东汉孝明皇帝永平二年，礼乐衣冠得以重生。这一切正如《后汉书》所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玄（一种全身纯黑的深衣制礼服），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显宗（汉明帝）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至治平矣。”
此时“汉服”一词开始出现，相关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这里的“汉”应主要是指汉朝，是指汉朝的服装礼仪制度。
汉朝以后，人们逐渐用“汉人”一词来指代华夏人。正如胡人传统服饰被叫做“胡服”一样，汉人传统服饰也就有了相对应的名称——“汉服”。它最初是其他民族对汉人传统服饰的称呼，进而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
魏晋时期，太平笙歌与英雄辞赋相交于耳。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文化相互融合，中国服饰文化发生重要质变。随着思辨和哲学的发展，崇尚道家返璞归真的情趣使得衣裳呈现出飘逸灵动的特点，如竹林七贤的当风大袖、洛水女神的杂裾飞髻。民族间的交流也平和地进行着，一时间，胡服、胡床、胡饭、胡舞、胡箜篌大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以夷变夏，河洛士族衣冠南迁，奠定了如今岭南一带的客家文化的基础；北方大地则成为胡人们秣马的牧场。不过，玄衣裳、黼黻衮衣始终出现在礼制的最高场合。
隋朝结束了300多年的乱世阴霾，中国重又回归一统的政治局面。此后不久，唐朝取代隋朝，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全盛时期。伴随政治上的统一，隋唐统治者开始兴复废乱已久的华夏衣冠礼制。这一时期的服饰既恪守传统又缤纷通达。隋唐统治者对衣冠礼制的兴得所依据的依然是华夏蓝图——周礼礼制。综观新旧《唐书》的《舆服（车服）制》、《通典》、《会要》等礼典，此时的舆服礼乐制度甚至比前朝更为恪守周礼。同时，隋唐时期的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绚烂色彩和五花八门的异域风情，而大唐盛世依然谨奉着民族幼年时代种下的理想。虽然经常幞头袍衫绔褶乌地纵马击鞠，却一定会冕旒玄黼黻赤舄地郊祀天地。祭服、朝服一丝不苟，胡服元素也融入其中。唐代官员身穿圆领缺窄袖袍衫、著戴幞头革带皮靴处理政务时，的确十分利落。
晚唐五代，曾经强盛一时的突厥民族呈衰退之势，而华服霓裳在靡靡余音和飘摇风雨中依旧。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宋代服饰从开国起就呈现出一种柔和温软的气象。大唐的雄浑气魄转成细腻、理性、精致、富庶的民情民生。宋代勘订礼制，同唐代一样向周礼看齐，基本遵循旧制，不过清新素雅的审美观念却在唐代衣冠形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常服。胡风式微，简洁的襦裙、褙子、袍衫大行其道。然而，《清明上河图》的墨迹还未干透，汴京的明月已被金人的铁蹄踏碎。靖康之耻，衣冠南渡。
此时的江北故事，似乎又重演了南北朝的剧情，党项、契丹、女真，一面虎视向南，一面逡巡左右。辽初建国时，衣冠分为两式：汉族官吏用五代后晋之服制，称“汉服”或“南班服制”；契丹之衣则称“国服”或“北班服制”。后来的金国对华夏衣冠的态度有前后两种变化，先是“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后“待至世宗，使复旧制衣冠，凡言语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
未及女真人完成对华夏衣冠“批判地接受”的过程，金国便灰飞烟灭。之后所向无敌的蒙古族人狂飙扫过其他草原民族及农耕民族，在欧亚大陆驰骋出广袤的金帐汗国。杀戮和征服之后，他们对所占领的文明并未尽力改造吸收，而是表现出一种相对随意的态度，对衣冠礼制或是兼容并蓄，或是弃而不用。但他们对衣冠礼制还存在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有对华夏文明的钦慕，因此在服饰方面能“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元史·舆服志》）。元英宗时厘定的官服制度就直接大量搬用了汉人的舆服礼乐；另一方面，在种族等级制度高昂的头颅之下，质孙服、姑姑冠、辫发髡首左衽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交领右衽、峨冠大袖之上。
这一阶段内，华夏衣冠虽没有被彻底毁弃，但已堕于社会底层。外垂衣裳、内修辞章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也没有了进退亦忧的治世追求，颓废间放歌纵酒，杂剧、曲艺乃大兴。曾经的衣冠上国如明日黄花，依稀的华夏神韵成为戏台上一方惆怅的旧梦。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推翻了。明太祖定鼎南京后，随即下令易服，摒除外族服饰、兴复华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太祖二）
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定冕服，而崇尚实用主义的太祖则指示礼服不可过繁，于是《明史·舆服志》有了这样的规定：“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又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这样，极大地简化了延续约2000年的周礼“六冕”制。自此，冕服成了帝王家的专属。明代的朝服、公服基本延续唐宋的品色、服制，较有特色的是衣前的补子，按照不同的“文禽武兽”规则标识品级。这种规则颇具创意，甚至连清代的冠服创制者都选择继承。
明代中后期，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洪武三年，礼部官员搬出了服色五德说，认为明以火德王天下，应尚赤。从此红色逐渐成为中国人极偏好的色彩。明代中期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手工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使其服饰从质料到色彩到图案追求艳丽，形成了奢华的风气，繁琐细致成为这一时期服饰的特色。
但这种繁琐细致并没有挽留住远去的华夏冠冕遗风，明朝国祚不永，其所兴复的华夏冠冕遗风也随着满族的入侵发生嬗变，满族八旗服饰开始影响广大的中原地区。清兵入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发易服”。“剃发”针对的是“束发簪缨冕旒冠笄”；“易服”针对的是“交领右衽宽袍大袖”。满清统治者清楚汉人衣着与满洲服饰的巨大差别，如《清史稿》写道：“上议取锦州，命偕诸贝勒统兵四千，易汉服，偕大寿作溃奔状，夜袭锦州”（《礼烈亲王代善传附子克勤郡王岳托传》卷二一六列传第三），因此他们首先从衣冠礼仪中来消除汉人的尊严和信念。
身体发肤是受于父母的惠赐，岂能任意毁损？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江阴知县方亨强推剃发令。秀才许用等百余人在文庙集合，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由此招致江阴、嘉定的血光之灾。（《江上孤忠录》）此后，参加反剃发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清军攻城连续受挫，不断增兵，但仍屡攻不下，便由降将刘良佐劝降。清军攻陷松江、昆山等地后调集兵力围攻江阴，八月二十日城破，民众继续巷战，全城无一人降。此后清军屠城数日。闰六月十三日，嘉定各村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罗店、北关、娄塘与清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七月初三日，清军猛烈攻城，城墙坍塌。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军士已露立三昼夜，两眼肿烂，遍体淋湿，饮食断绝，身疲力尽。清军屠城数日，惨烈地结束了汉人的帽冠之式。
剃发与易服往往相提并论，但疾缓略有不同。相对剃发的惨烈，易服的影响更加缓长。剃发易服令中也说“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但时隔不久，“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乃正式下达易衣冠的法令。
满式衣冠体系的演化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清世祖实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按朱朗报告说，有三名文职官员到任穿着满式服装，“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因此建议袭用明朝官服，“纱帽圆领临民理事”。衣冠王国的亡国之吏用微妙的讽刺刺激了新统治者的自尊，多尔衮马上要求“速制本品官服以便莅事”。按照《清史稿·舆服志》的说法，“崇德初元已初步厘定，高宗（乾隆）一代法式加详”，乾隆朝的增改，便是如今在《清史稿·舆服志》中看到的模样。客观上来说，清代服制的变化是由外力促使而产生的改革与变化，从衣着特点和后世传播的持久性来分析，它是以新代旧的一种进步，是时代前进的产物。
清代服饰，主要是上下连属的袍褂，另外还有马褂、坎肩等。其帽饰习俗是其冠服制度的特色。顶戴花翎成为清代特有的标志品级方法。这些服制结构特色再加上汉装官服的章纹、补子、服色等规制后，满族衣饰嫁接华夏衣冠元素的服饰才得以成型。
从符号学来看，满清统治者试图通过禁绝“汉服”之形来抹杀“汉服”之意。当然这种形式层面的消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意义层面的断缺。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汉服”不仅具“服饰”的一般属性，还突出地具有“民族”属性。
汉服与经历过满族改装的服饰的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衣形与线条的差异。传统的华夏衣冠所用布料大于人体所需面积。这种崇尚宽大的用料原则形成了汉服的褒衣博带之势。宽幅再加上束腰、收祛、襞积等方式，人穿着后便呈现出灵动、飘逸的立体感，先人很讲究衣冠的动感，行动时往往与环境相谐，便有了“曹衣当风”、“翩若惊鸿”等佳词妙章。而这种峨冠博带的飘逸中也体现了屈子所言“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宽仁与浪漫。源于游牧文化的旗装由于从乘骑习惯出发，以合体为本，即使后期受到汉装影响不断有宽松趋势，但未得收勒的要领，剪裁为平面，穿上后仍觉有平面直线的松旷。
二是衣饰细微之处——边、扣的差异。汉装的交领右衽常用滚镶，缘边曲线流畅，轻描淡写，与整件衣装的风格和谐一致；而清式衣装往往刻意强调边的装饰性，且襟缘往往呈现出刻意的折角。从后世的实物看，清代中后期的滚镶在历代衣饰中已登峰造极，女装的领袖襟裾常有多重的宽阔滚边，对精致的要求可谓苛刻之极。最早的汉装是不用扣的，只用两对缨带即可稳定衣襟，明代时虽已使用金属扣或盘扣，但并不普及，或用于领抹、立领上作点睛之笔，或隐于必要的接缝处，原因是扣会影响长线条的流畅感。而清装却在曲折的襟缝处大量使用，常用的有一字扣、琵琶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整件衣裳便呈现出点、线、面各自维营的局面。
三是在装饰上，传统服装多讲究采用动植物与几何图案，纹样的演进大致经历了抽象、规范（几何图形）对称、写实等几个阶段。商周以前的图案与原始的汉字一样，简练概括，有抽象的装饰趣味。周朝以后的装饰图案日趋工整，布局严谨考究，与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相一致。这些特点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到了清代，其装饰手法注重写实，一簇花朵、一群蝴蝶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不做过多艺术处理。
清末以后，衣饰又逐渐弥染了鲜明的西方色彩。19世纪末，近代工业起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扑面而来，新的思想和观点冲击着社会生活，服饰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期，人们着装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经济能力，随心所欲地选择和设计自己喜爱的服饰。同时，改变后的服饰更方便穿着和日常生活。比如，对人体曲线的注重。衣饰的曲线虽然被部分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审美，但此时的“曲线”已不再是华夏审美观的含蓄表达了，坦率直白、性感妩媚的服饰语言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愈见彰显。于是，一种新式服装登上历史舞台，那便是旗袍。旗袍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摆长上，变成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妇女服装样式。旗袍的优点是能体现女性天然曲线美。在实用方面，旗袍不能像其他服装那样普及和占据生活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近代服饰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逐渐成为时尚、旖旎、风情的代名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与之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也随之消失，其中传统服饰表现得最明显。五十年代至六十代年前期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生产得到发展、生活安定的时期，国家本着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为人们设计出新颖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劳动者工作生活的服装。传统已经不是人们在构筑新生活时考虑的因素了，服装的实用性得到了重视，简洁质朴的衣着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整洁美观、朴实无华的大众化和平民化的服装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激流把人们统一于同一衣着模式之中，无色彩、无个性、无性别的服饰现象扭曲了人们的审美心理，传统服装因之而消失在茫茫历史尘埃之中……
服饰的产生，就像人类的形成一样，有着简单而又复杂的动因；服饰的发展，也如同人类的发展一样，有着曲折的过程与向上的精神。一件衣裳，渲染了一个时代的外在特征；一种衣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服饰同人类一道走过历史，在更加斑斓多彩的现代生活中，可以忽略的或许是某种服饰昙花一现的光彩，必须记住的则是中华服饰体系的历史轨迹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