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升初”的择校战和考试，
对孩子最大的心理伤害恐怕就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任他人安排。
一旦有了这种感觉，
孩子就可能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
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在十几年后甚至整个生命中，
都无法走出“小升初”的阴影。
择校
如今中国的“小升初”和高考一样成为最重要的教育话题，孩子们在考场拼得精疲力竭，家长们叫苦不迭。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刚刚过了11岁生日，今年正好也是“小升初”。看看她的经历，颇有些幸运的感觉。这里不妨把她的“美国经验”分片段写出来，意图不在于强加给中国一个“照搬”的范本，而是为当下的教育改革尽可能提供多元的参考，以拓宽公众的思路。
中国“小升初”的一个关键在于“择校”。上了好的中学，离名牌大学就近了。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中，一般没有“择校”的必要。每个学区的居民都把孩子送到本学区的学校就读，不需要资格，不需要考试。哪怕你租间小屋住在这里，孩子也就自动获得了入学的资格。学区的单位一般是镇，大都市则在内部分成若干学区。无论你是买房还是租房，都可以事先问明孩子是属于哪个学区。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视同仁无法掩盖教育的不公平，“择校”往往还是有必要的。美国公立学校的主要财政来源是本地的房地产税，学校的质量难免和房价挂钩。比如，波士顿周围几个富裕的小镇，平均房价超过百万美元。百万价值的住房，每年房地产税至少有一万多美元。如果有孩子的家庭不超过当地家庭的40%，即使考虑到每个家庭有不止一个孩子，平均下来每个家庭也不到一个孩子。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费用，平均一个孩子大致为一万美元。如果某镇平均一个家庭不到一个孩子，平均房价又在百万美元以上，那么一家的房地产税就远超过一家不到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相反，如果镇里平均房价仅20万美元，其他因素不变，那么一家支付的房地产税仅为2000多美元，还怎么去支付一个孩子一万美元的教育费用？尽管学校还有其他财政来源，房价还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波士顿周围地区几个最好的学区，大多集中在房价最高的地区。
那么，像我们这等买不起百万豪宅的普通百姓怎么办？最佳的战略是在富裕的小镇里买便宜房子。俗话说“皇帝还有几门穷亲戚”呢，如果你在百万豪宅之间买下一栋寒酸的住宅，花了四十几万美元，你一年仅交不足5000美元的房地产税，远不足以支付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这不足5000美元的税金就更微不足道了。你的孩子靠着周围的百万豪宅所支付的高额税金享受一流的教育，实在是一本万利。当然，有些富裕的镇则采取了对付这种“搭便车”战略的政策，制定了严格的区域规划法，比如每栋房子占用的地皮至少一英亩（将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大的地，自然价钱高。如果地价30万美元以上，房子的造价至少也要30万美元，这样房价最低也要60万美元了。这无疑是鼓励开发商造大房子，抑制廉价住房的发展，你如果太穷，这些富镇很难挤进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波士顿郊区的几个顶尖学区，除了极少的例外，三十几万美元的房子还是有一些的，甚至不时有二十几万美元的。如果三口之家肯挤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公寓中，十几万美元的也有，实在不行还可以租房呢。考虑到大波士顿地区的中等家庭收入在2006年超过64000美元，这样选学区，大致还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
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样的战略。2004年搬到波士顿地区，女儿才5岁，开始上幼儿园，我们选择了一个中上等学区。我们的想法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孩子的快乐是首位的，家庭影响也比较大，学校差不多即可，所以我们不太挑剔。但是，中学以后竞争激烈，功课也难了，老师是否称职对孩子的学业影响太大。另外，孩子长大成人会面临毒品、性等等问题，环境好坏日益重要。于是，我们准备好积蓄，为“小升初”关头的“择校”作准备。我为此列出了十几个首选的镇，按照学区排名、房价水平等指标综合打分，哪里划算就去哪里，最后在2009年趁着房市猛跌到一个富镇“兜底”，搬进一栋相对便宜的房子，女儿由此进了麻省一个顶尖学区。我们翻阅镇上的财政文件，发现她的班主任一年年薪达八万美元，几乎是一般中小学教师的一倍。用我们家庭的房地产税肯定是雇不起这么昂贵的教师的，这大概也说明我们的战略对头吧。女儿在新环境中读小学五年级，有了一年的适应时间，今年“小升初”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学业上都顺利多了。
我无意把美国的制度理想化。事实上，当今美国教育的许多问题，都是上述描述的体制所带来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不公：穷人面临房价门槛，很难挤进好的学区。但是，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说，在这种制度中的选择要多得多。你只要把每月支付的房贷和房地产税看作是孩子学费的一部分，想想自己再不必支付任何择校费、赞助费等等，心里的负担还是减轻了许多。另外，在这种制度下“择校”如同“孟母三迁”，责任在家长那里，孩子本身没有特别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保存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教育的选择权掌握在家长手里，不在学校手里。学校必须对本地区的孩子一视同仁地提供教育，没有“招生”一说。在我看来，中国的义务教育改革的细节可以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但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即学校无“招生”的权力，孩子有就近上学的权利。否则，“小升初”的恶性竞争永远无法杜绝。
在美国怎样准备“小升初”
在中国准备“小升初”，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考试，在美国则没有考试的因素，但我并不是说面临升学的孩子完全不用考试。比如，麻省和大多数州一样，有州一级的统一考试以检测教学效果，女儿从三年级就开始参加这种考试。但是，这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和升学无关，更不会因为升学增加若干考试项目。从我这个家长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学校考虑得更多的是孩子如何适应升学所带来的环境变化的问题，并为之进行精心的准备。
美国的大学乃至高中都有隆重的毕业典礼，大家穿袍戴帽，致辞欢呼，标记着人生的里程碑，“小升初”则没有这些。学校让家长们选择孩子从小到大的几幅经典照片，让孩子写下自己的兴趣、志向，喜欢的课程、音乐、电影，以及美好回忆等等个人信息，然后编成纪念册印发。毕业班的同学还聚集在大礼堂，通过幻灯片的方式一起分享这些照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是多么“辉煌”、是多么让人珍视。建立起这种生活的信心，孩子对未来环境的变化才能更好地适应。
美国的“小升初”对许多孩子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变化。美国一般的学区总是高中少，初中多，小学最多。我们原来住的镇四万多人，在这方面非常典型：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五个小学。这意味着小学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朋友泡在一起，关系亲密融洽。“小升初”时，几个小学的孩子都集中在一个初中，学校的规模一夜之间翻了几倍，相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来，更多的是陌生人。另外，小学生受到的照顾比较多，不能独立行动，受到成人全天候的监护。到了初中高年级则“自由”了。五年级的孩子在小学里是“老大”，进入初中这一“大世界”中，一下子成为“老小”，心理压力很大。小学的孩子大多喜欢“卖小”，以赢得家长和老师的注意。初中的孩子则要“充大”，以应对同伴的压力。另外，欺负人的问题在中学开始大量出现，恋爱也渐渐开始，学业越来越动真格的了……总之，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压力是铺天盖地的。
我们在女儿“小升初”的前一年搬家“择校”，到了一个不足6000人的小镇定居。因为地方小，全镇就一个小学、一个初中和高中组成的中学。也就是说，孩子“小升初”没有那种和几个小学的孩子会合到大中学的“震撼”，不过是过了条马路，到对面更大的建筑里上学而已。从小学的一年级到高中的十二年级，一个年级稳定在100人左右，孩子们很容易彼此相识。即便如此，在五年级下半学期，学校还是为孩子进行了环境转换的准备。这里最重要的是组织学生到中学参观，和中学的师生见面，并听取对中学的课程、课外活动等各方面的介绍。女儿告诉我，她在那里看到中学生乐队的排练，自己跃跃欲试。而她们一队吵吵嚷嚷的小学生还闯入一间正在进行西班牙语考试的教室，导致考试临时中断。经过这样的“到此一游”，特别是和中学的大孩子接触以后，孩子们对新环境不再感到陌生，信心增强了许多。
不仅如此，女儿在毕业前还接到老师分派的任务：向前来参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小学。也就是说，在她自己进行环境转换的过程中，要帮助更小的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环境转换。这一下子增强了她的责任感，她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自己面临的转换将带来成长的喜悦。她的一位同班同学特别希望赶快升入中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对人们总把我当个儿童看待已经不耐烦了。”他渴望着到中学当“大人”。
女儿在美国“小升初”的正式经验，大体就这么多，和顺次升级几乎无异。学校强调的是把环境转换给孩子带来的心理焦虑降低到最低程度。在这平淡无奇的程序背后的教育哲学，和中国有着惊人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小升初”要考试，要家长幕后运作，经过复杂的“择校”，最后才能安顿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孩子被督促作各种努力以达到大人的要求，然后等着被大人选择，甚至会感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门槛，进而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把握，容易变得被动，产生无助感。美国的“小升初”则是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大人无权安排孩子的命运。孩子们感到自己被关心、被鼓励，看得清未来生活道路上的路标，于是比较有信心，生活和学习态度比较主动。女儿在这些过程中总是变得越来越喜欢学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小升初”的择校战和考试，对孩子最大的心理伤害恐怕就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任他人安排。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孩子就可能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恐怕在十几年后甚至整个生命中，都无法走出“小升初”的阴影。
中美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女儿在美国土生土长，5岁基本就不会讲中文了，她当然不是典型的美国孩子，但却是地道的美国孩子。从她身上，多少能看出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国的孩子书本知识好，美国的孩子对自然了解得深。比如，女儿四年级毕业时，乘法口诀还背不下来，要让她在中国考“小升初”，肯定大败。但是，我们在家里种树，她会告诉我哪种树要两株一起种，以交互授粉，哪种树可以单独种，因为那种树可以自身受粉。对动物、昆虫，她也了如指掌。
在我看来，这是两国不同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这在“小升初”的关头表现得异常充分。中国的孩子，“小升初”之前要紧张地准备考试；美国的孩子在“小升初”前则要有一番终生难忘的经历，那就是“自然课堂”。
所谓的“自然课堂”，几乎是美国小学生必有的经验，虽然每个学区的安排会有所不同，女儿所在的学校早已形成了传统。在小学毕业前，整个毕业班去外州野营一个星期，学习野外生活的经验，这是女儿第一次离开父母。我们本来很担心她是否受得了，甚至出发那天就给宿营地发了信，计算着她最后几天该想家时读到我们的信，心里会好受些。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孩子回来后进门，我们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家吗？”已经略通世事的女儿非常抱歉地笑笑：“并不真想。”她只是觉得时间太短，自己还没有玩够呢。我们看得出她已经精疲力竭，但是，她追着我们不停地讲这一周的经历，兴奋得不能自已。
他们的野外生存训练很逼真。哪怕是下着大雨，孩子们也都在森林里探险。营地的教官指导他们如何在雨天利用白桦树树皮上的胶质钻木取火，如何尝试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靠吃植物、昆虫、动物生存。这就要求他们准确地辨认什么植物有毒，什么昆虫或动物适宜食用。令我最为吃惊的是，他们抓了蚯蚓，然后砍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拿到自己生的野火中烧烤食用，另一半放生。据女儿说，蚯蚓有四颗心，如果被砍成四段，只要每段都有心，就都能存活下来。当然，她们还乘船去了海岛上，学习海洋环境的各种知识……
我认真阅读了毕业班的纪念册。在孩子的个人信息中，有一项是“什么是你小学最难忘的经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说是“自然课堂”。毕业前，整个毕业班还集中在大礼堂看“自然课堂”的幻灯片，一起回忆这段神奇的经历。结果孩子们整场兴奋地欢呼、尖叫，让在座的家长深受感染。一些早就毕业的大孩子，包括已经上了高中的，一谈起“自然课堂”就顿时满眼梦幻。一位高中女孩告诉我们，她那年去野外活动一天后，晚上最后的节目是“唱倒”：孩子们一起对着月亮唱歌，直到唱得精疲力竭，倒下睡着……我对朋友开玩笑说：美国虽然比中国现代化得多，但是美国的孩子保存着更多的山顶洞人的生存技能。当然，知道了这种教育过程，你也更能了解美国的环境运动、动物保护运动的社会根基在哪里。人家孩子的成长就是不一样。
面临着互联网、iPhone时代的种种挑战，小学生不好好在教室里做题、打好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反而跑到野外学习原始人的技能，这样的教育是否有些“文不对题”呢？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如果把人本身也当作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那么所有科学技术，说到底就是如何利用、驾驭自然。书本上的知识是别人嚼剩下的馍，是把别人发现的自然规律传授给你，你并没有读自然的“原典”。“自然课堂”则是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自然的“原典”，以激发他们原创性的解读。达尔文曾提出过一个假说：同样的动物，野生的比家养的要聪明。因为野生的环境太复杂，不停地刺激动物作出应对，使之更有主动性。家养动物则在人类安排的环境中生活，没有这些挑战，难以激发其智力发展，生性渐渐被动。20世纪的心理学、脑神经学的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比如，实验室里的小鼠，即使在强化刺激的环境中生活，其笼子里充满了各种智能玩具，也还是不如野鼠聪明。这一点，甚至从对两者的大脑解剖比较中得到了证实。学校教育不管再怎么复杂，也更类似于充满了强化刺激玩具的小鼠笼。不管设计如何精巧，也赶不上野生环境所提供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