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评述之外，很注意总结翻译文学中某些规律性的现象。如，他指出，中国近代翻译的历程大体先是自然科学，继而是社会科学，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中国近代自日文转译的小说还有不少是名家名著，但译介的日本小说却很少名家名著。在下篇，作者以重要的翻译家为单元，分章评述了他们的翻译成就，这些翻译家包括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奚若、吴梼、伍光建、曾朴、陈景韩、包天笑、周瘦鹃以及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在《结束语：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作者认为从文学本体上来说，文学的变革最终表现为形式的变革，并从文体形式的角度分析了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影响，指出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健全，西方叙事艺术（包括叙事人称、叙事时间等）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翻译文学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艺术技巧上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但他指出，总体来说，翻译文学对文学近代化的推动是“不充分的”，是“不充分的文学近代化”。
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翻译文学史研究之外，还有人尝试从另外的视角、以另一种形式研究中国的翻译文学史。王向远在《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中，根据研究的范围角度的不同，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二是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三是专题性的翻译文学史，四是只涉及某一国别、某一语种的翻译文学史。认为：“第四种类型的翻译文学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翻译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最基本的方式。它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并有可能很好地体现出学术个性，保证研究的深入。在这种国别性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有了全面的积累后，才会出现综合性的、集大成的、高水准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他还在《21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问题与展望》（《文艺报》1999年5月13日）中，呼吁学界进行《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史》、《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史》等重要的国别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2001年初，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日本文学翻译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国别翻译文学史。
在写作中，他注意吸收和借鉴上述各种翻译文学史，十分注意“翻译文学”本体意识的表现。在该书“前言”中，他认为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学史有四个基本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而翻译文学史则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他认为翻译文学史应把重心放在后三种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译本”，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以“译本”为中心，并应解决和回答四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译？二、译的是什么？三、译得怎么样？四、译本有何反响？《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就是体现了这种写作观念。全书将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划分为五个时期，即清末民初（1898—1919年）、二三十年代（1920—1936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9年）、建国头三十年（1949—1978年）、改革开放后（1979—2000年）。
该书评述了各个时代日本翻译文学的背景、特点、重要翻译家、重要译作及其成败得失。各个时期重点评述的翻译家有鲁迅、周作人、章克标、崔万秋、谢六逸、夏丏尊、李漱泉、田汉、刘大杰、胡仲持、沈端先、冯宪章、楼适夷、丰子恺、钱稻孙、杨烈、李芒、申非、叶渭渠、唐月梅、文洁若、郑民钦、陈德文、林少华等。
对重要译本的评析深入到文学本体的层面，根据不同译本的不同特点和情况，对情节、人物和翻译语言技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全书有意识地摆脱那种将原文和译文罗列出来加以对照、简单评判优劣的做法，认为翻译文学史若展开纯语言层面的过于细致的分析，就会使翻译文学史成为翻译技巧的讲义，而应在以文学为本位的前提下，注重分析和揭示翻译文学、翻译家及译作本身所体现的时代、社会、政治、国际关系、文艺思潮流派等复杂的文化成因，注重分析翻译家的文化立场、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制约与影响。鉴于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有许多同时又是作家这一事实，该书将翻译与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注意将作为翻译家的翻译与作为创作家的创作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书后所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收译本两千种，为我国第一份全面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清单。
还需要提到的是内地之外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的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香港学者十分重视翻译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有的大学设有专门的翻译系，有稳定的研究人员，出了不少研究成果。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兆祥的《汉译〈哈姆雷特〉研究》，对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的几种汉译本做了比较研究，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选题视角。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1956—）在90年代后陆续在内地及香港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近现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文章。他将有关文章结集为《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一书，1999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除绪论外，该书收文章七篇。该书的“内容提要”写道：“作者将翻译研究从一般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运用了大量的中外文史料，从翻译理论、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心理、传统文化背景及文化的传播方式等角度系统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论述了严复、梁启超、鲁迅、梁实秋、瞿秋白等近现代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并从他们各自的文化政治立场角度，细致分析了他们翻译思想产生的时代因素，指出了他们之间翻译观的承继、反叛、对抗、融合的情况，力求在文化的坐标系中寻求他们分歧与相容的根源，为学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提供又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有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以来的翻译史、文化史。”
这个“提要”是对本书内容的很好的概括。其中有的文章在某些学界早已熟悉的问题上别出机杼，在研究的角度和深度上均有可取之处。如《“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小说的翻译及创作》一文，和北京大学的夏晓虹的有关文章一样，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研究的最好的文章。体现香港地区学者翻译文学研究实力的另一成果是孔慧怡主编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丛”。该丛书到2000年已出版三种，包括王宏志主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这是1996年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近代翻译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收中国内地、香港学者王晓明、王继权、郭延礼、孔慧怡、卜立德、王宏志、袁进、范伯群、夏晓虹、陈平原、王德威等和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文章共十三篇。另外两本书是孔慧怡著《翻译·文学·文化》和孔慧怡、杨承淑编的论文集《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
《翻译·文学·文化》是孔慧怡自己的论文集，第一、二部分的八篇文章分别讨论英译中和中译英方面的问题，大部分论文研究的是文学翻译问题，所使用的译例也几乎都是文学作品，但作者将文学翻译问题深入到广阔的文化层面进行研究，在选题上均能独辟蹊径。该书的第三部分是“伪论专论”，其中的三篇文章分别研究佛经中的伪经、英美所伪造翻译的记载中国情况的《景善日记》以及20世纪末英美出现有关中国的伪译《光辉之城》、《世事浑圆书》等，作者考证了伪译的来龙去脉、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它们的文化意味。
关于伪译的研究在大陆学界极少有人来做，孔慧怡的这三篇文章在选题及其研究方法上，都富于启发性。另外，孔慧怡和台湾辅仁大学杨承淑编的《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是1998年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收录文章十二篇，分别论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翻译历史与现状，全书体现出了用亚洲的视野和比较的观点来看待翻译问题的研究思路，这在此前的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中是少见的。
此前，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介绍了中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的文学翻译。看来，对各国翻译文学进行总体的、整体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具有相对大的难度，但它应该是翻译文学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翻译家的生平经历、思想修养、观念趣味等，对翻译文学的选题、翻译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的质量等，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翻译家的研究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对翻译家的研究，有两种可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在一定的话题范围即一定的语境中对有关翻译家群体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的研究。例如近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锦翔著《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年），从文艺学、文体学、语言学、信息论等学科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对近百年来以文学翻译家为主的三十多位知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品（主要是英汉互译的译作）作了研究和赏析。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著章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1999年），集中研究了现当代中国十六位翻译家，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茅盾、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许渊冲、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等。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的穆雷著《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年），则专以当代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996年）和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林旧踪》（2000年），以丰富的史料和译林掌故为中心，生动地描述了译作的产生和影响以及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的史实趣事。
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进行的专门的研究，在翻译家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因而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较多的文学翻译家有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傅雷等。在林纾研究方面，此前郑振铎、胡适、钱钟书都有贡献。80年代后，对林纾翻译的研究逐渐全面深入。在研究资料方面，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了孔立的《林纾与林译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薛绥之、张俊才主编的《林纾研究资料》，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林薇著《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等。作为综合性研究的林纾传记也出版了六种，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林纾翻译文学研究的论文。
关于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各种翻译文学史著作都以显著的位置和较多的篇幅评述鲁迅的翻译活动。但与鲁迅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与影响相比，研究还显得相当不对称。迄今发表的单篇的专门研究论文不超过二十篇，而专门的研究著作一直付之阙如。人们对鲁迅在翻译上的理论主张，特别是早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看法和评价有较大的分歧，这些都需要今后的研究做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因而有着很大的学术空间。
鲁迅之弟周作人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译作，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日本古典名著，迄今仍难以超越。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周作人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著《周作人论》（1991年）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铁荣著《周作人评议》（1989年），分别对“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日本文学翻译”做了初步梳理，并给予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友贵著《翻译家周作人》（2001年），从“翻译家”的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作者通过对周氏大量的翻译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了他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分析了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观念发展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翻译家研究的深入展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朱生豪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如宋清如的《关于朱生豪译述〈莎士比亚全集〉的回顾》（《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洪欣的《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翻译家朱生豪》（《人物》1985年第5期），朱宏达的《朱生豪的诗学研究和译莎实践》（《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等。199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洁敏和朱宏达著的《朱生豪传》。该书的作者从朱生豪的爱人宋清如那里获得了朱生豪给她的部分信札、未刊作品和译莎手稿，是研究朱生豪的原始资料，生动地记述了朱生豪的生平、翻译莎剧的艰难过程以及朱氏精湛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实践。对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的研究，80年代后也受到重视。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后来不断再版，深受读者喜爱，也是研究傅雷生平思想的珍贵材料。同年9月，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傅雷译文集》，到1985年5月十五卷全部出齐，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翻译家的专门的译文集。90年代，台湾和大陆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了数种傅雷传记，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是选材精当的傅雷研究资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