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更为系统详实的中俄文学关系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建华（1947—）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作为我国第一部中俄文学关系史的专门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前的有关著作都是论文集或专题性的著作，而陈建华的这部书，却是一部“史书”，而且是一部“通史”。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这么一部中俄文学关系史的总结性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写好这样一部书，需要作者有史家的胸怀和见识，需要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需要对资料加以鉴别、筛选、整理分析和正确的运用。作者显然具备了这些条件。全书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上，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百年历程。
作者将中俄文学关系史划分为八个历史时期，分八章加以论述。第一章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俄文学关系作为中俄文学关系的发端时期。第二章评述了五四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热”，包括中国文坛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价与研究。第三章分析了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主要是“普罗文学”时期与“左联”时期俄苏文学政策与理论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第四章是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第五章是50年代俄苏文学，特别是前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和反响。第六章是60—70年代中苏两国出现严重对峙时期的文学关系，作者称这段时期为“冰封期”。第七章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俄苏文学译介的恢复，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伤痕文学”与前苏联5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的“错位对应”现象。第八章是90年代的中俄文学关系。
这八个时期的划分清楚地展示了中俄文学的密切关联、双方关系的复杂与曲折、俄苏文学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认同、选择与取舍。全书史料丰富，剪裁得当，论说准确，评骘到位。作者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的方法，即以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主线，以评述和分析史实为中心。不过另一方面，对作品文本的影响分析则难以展开。“文学关系史”这种著作形式的特点和长处在这里，而它的局限性似乎也在这里。
上述的中俄文学关系的总体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着眼于俄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或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接受。无疑，这是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中的主流。但是，中俄文学关系终究还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也是中俄文学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只是我们对这个方面介绍和研究还很少，中国一般读者对此知之甚少。1990年，北京大学李明滨（1933—）的《中国文学在俄苏》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种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介绍中国文学在俄苏的著作，填补了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空白。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有二，第一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在俄苏的历史现状，前两章即为这方面的内容。第二是评价俄苏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由后十章来完成此任务。其中第三、四章是综合研究方面的成果，随后的八章大体按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安排，从神话开始，至现代文学结束，按每一时期逐一介绍”。李明滨的这部书将俄苏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作为“俄苏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了俄国汉学在18世纪兴起的原因，评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所做的工作及其特点。书后的三种附录《苏联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苏联中国文学译作》、《俄苏汉学家简介》更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值得提到的是，在《中国文学在俄苏》出版三年后，李明滨又写出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一书，论述范围和研究对象与上书虽然互有重合，但也有所扩大和深化。总之，李明滨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存在空间，不仅对于中俄比较文学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中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在中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首要的是鲁迅与俄苏作家的比较研究。1980—90年代的二十年间，我国学术期刊上共发表相关文章约六百五十篇。涉及最多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鲁迅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初以后的几年间王富仁（1941—）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上发表的有关鲁迅与俄罗斯经典作家比较研究的几篇论文。1983年10月，这些论文作为一份完整的成果结集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鲁迅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该书共有六章，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鲁迅前期小说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创作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尾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与鲁迅前期小说的民族性与独创性。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此前或多或少都有人涉及过。但王富仁的研究在研究的角度、深度上，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新颖与深刻。作为作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标志着王富仁在鲁迅研究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初步奠定了王富仁在鲁迅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鲁迅与外国文学，特别是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一方面，大量史实表明鲁迅接受了俄罗斯文学的很大影响；另一方面，鲁迅的创作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创作个性。因此，鲁迅与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就不是简单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问题，而是关涉到影响与超影响、影响与独创的复杂的艺术创作奥秘。在王富仁的这部书出版之前乃至此后，有些文章简单地寻找和罗列鲁迅作品中与俄罗斯某作家作品的相似点，因而流于皮相。
王富仁的这部书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成熟与老练。他在“总论”一章末尾谈到本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我们所使用的‘影响’一词，不仅指直接的、外部的、形式的借用与采取，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机融化了俄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又说：“我们的目的是在彼此大致相近的艺术特色中，来体会和揣摩俄国文学影响的存在，而不是指出哪些或哪部分作品单纯地反映了俄国作家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是在‘不确定性’中去把握‘确定性’的因素，在‘相对’性中去寻找‘绝对’，这样才能不使我们的工作仅仅局限在史料的钩沉和枝节的攀比上。”在研究中，作者既没有忽视，也没有停留在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外部的、显而易见的相似与联系，而是更重视他们之间本质的、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在“总论”中，作者概括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在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和内在联系：第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广阔的社会内容、社会暴露的主题”；第二，“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贯注、与社会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执著而痛苦的追求精神”；第三，“博大的人道主义感情、深厚诚挚的爱人民、农民和其他‘小人物’的艺术题材”。
这些概括不但是作者比较研究的基础，也是全书的理论总纲。在鲁迅与具体的俄国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作者由现象到本质，由相似到相异，逐层分析，层层推进，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揭示出鲁迅如何将俄罗斯文学的营养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在《鲁迅前期小说与安特莱夫》一节中，作者在对有关具体作家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后指出：“鲁迅把安特莱夫作品中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做了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改造，有机地融会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它既没有破坏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格调，又大大扩展了作品的主题意义，增强了现实主义的概括力量。”王富仁在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表现出的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尚处在酝酿和胎动时期的80年代初，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仍不减其方法论的意义。这再次说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特别是方法论，必须从已有的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加以提炼和总结，而不能生吞活剥西洋枣。
1980以来，已有数篇文章探讨鲁迅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其中，李春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最为集中。从1984年起，他在《天津社会科学》等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几篇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的文章。198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集中体现了李春林在这个课题上所付出的努力。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者之间的事实联系并不多。两人在创作上和艺术趣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把这两个根本上不同的作家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困难的、棘手的、不易做好的课题。
该书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鲁迅曾借鉴过的著名俄国作家之一》，交代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上的联系。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荒唐的人的梦》的影响，《伤逝》受到了《淑女》的影响。可惜论证过程失于简略。以下几章，从两个作家在各自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对下层人们苦难的描写、对人的灵魂的审问、对人的解放道路的探索三个方面展开比较。这实际上属于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平行研究。作者探讨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方面的同与异，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两位作家的创作特色不无助益。但是，即使对两个作家进行孤立的评论与研究——不做比较研究——似乎也可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这种情况表明，“可比性”问题是这种比较研究是否成立的关键问题。
另外，作者在对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中，似乎预设了一个既定的目的——弘扬鲁迅，因此在行文中处处注意说明：鲁迅虽然在不少方面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和影响，但他几乎在一切方面都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结论及其包含着的思维定势是8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时代的大气候的必然反映，也是鲁迅比较研究中长期通行的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比较文学不是高低优劣的比较，而应是相互作用规律性的揭示和各自创作特色的凸显。价值判断的标准既应是历史的，也应是美学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在对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主要的标准是政治的标准，主要的尺度是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就导致了作者在比较中简单化地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宗教倾向，而忽视了宗教情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深度化、深刻化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恰恰是宗教情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具备了深厚的人道主义胸怀、浓重的道德反省和自我忏悔意识，并由此形成了俄罗斯文学最根本的民族风格。
鲁迅的文艺思想与俄苏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历来是鲁迅比较研究中较为受人重视的领域。张直心的《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较有代表性。这本专著是在硕士论文《鲁迅文艺思想与苏联早期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的，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鲁迅与俄苏文艺思想——主要包括普烈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人及“拉普”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鲁迅如何借鉴、消化俄苏文艺思想从而建立自己的文艺观念。作者指出：“苏俄文艺思想是一种特别重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的思想类型”，这非常切合鲁迅的接受取向。
作者指出，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中的对主观性因素的重视受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启发，而与普烈汉诺夫主张的“像物理学那么客观”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鲁迅受托洛斯基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的启发，对“突变式”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文学家表示怀疑和否定。鲁迅在接受和借鉴苏俄文艺理论时有所选择和改造，而不同于同时期瞿秋白、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对前苏联理论模式的简单移入。作者还认为，虽然鲁迅在《二心集》里的文章中认同了苏俄文论的严密逻辑和非此即彼的明快的价值判断，但鲁迅晚年的批评文章却显示了注重个人体验的“诗性含混”的文体；认为鲁迅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前苏联理论那样的体系性，而以杂感、断想的形式加以表达，却显示了一种俄苏文学理论中所缺乏的开放性。《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在论题的充分展开和深化上虽然还有不少余地，但在分析鲁迅与俄苏文艺思想的关联方面的系统性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俄罗斯作家中，对中国文学译介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中俄文学关系史上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清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80—90年代，我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有近二十篇，除上述戈宝权的《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学》外，重要的还有花建、陈元恺、沈绍镛、王泽龙、傅正乾、陈遐、徐拯民等人文章。其中，孙乃修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1988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孙乃修（1948—）的专著《屠格涅夫与中国》，堪称屠格涅夫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大量的、详实而又可靠的文献资料，清晰而又深入的理论分析，展现了屠格涅夫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轨迹，评价了屠格涅夫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全书内容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在“导论”中，作者总结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与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指出：“对社会和人生富于哲理性的思考，敏锐地捕捉和再现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的现实主义方法，以及浓郁、含蓄、富有内在激情的抒情笔调，构成了屠格涅夫别具一格、极富美感魅力的创作个性”，因此，在中国，“注重社会问题的文学家推崇他，注重艺术技巧的文学家推崇他，注重道德性的文学家也推崇他。由于他的作品在意向和情调上的那种两重性——斗争与超越，坚强与柔弱，明快与沉郁，热情与悲哀——使中国作家各有偏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绪感染并产生审美共鸣，或得其热情、明快的一面，或得其沉郁、悲哀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