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是国内最早独立、系统地讲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课程的学者之一，因此这部《比较文学原理》和上述的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一样，是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著作，书中综合融会了各家学说和各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特别是在主题学、文类学和跨学科研究的探讨上最为深入。当然，初创不免带有一些欠缺，在今天看来，整部书在内容和体系上，还存在着不够严密、不够统一的情况。如《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概述了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关系。这个问题作为“影响—接受研究”或“思潮流派比较研究”的例证来处理是恰当的，但作者却把它作为专章与《接受和影响》等章并列起来了。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第七章《比较诗学》。这一章几乎没有讲到“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的性质、地位、研究方法等属于“原理”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在讨论“中西比较诗学”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
如此把“比较文学原理”与“比较文学研究专题”并置在一起，就使有关章节游离于全书的体系之外。不过，《比较文学原理》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乐黛云主编，刘波、孙景尧、应锦襄、谢天振、张文定执笔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它将论述的范围由“比较文学原理”缩小到“中西比较文学”。在这个论题下，在有关章节中将中西比较文学的若干具体问题加以展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事实上，这本书在通常的“比较文学概论”的内容（一至九章）之外，又增加了中西诗歌、小说、戏剧和文论的比较共四章。杨周翰在序言中评价说：“本书名为《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它扣住了中西文学的比较。它在几个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上，都做了充分的中西比较阐述。不但如此，它还就几个主要文类做了具体的示范。这两点很重要，因为这样做能使比较文学这门一向是欧洲中心的、外来的学科，在我们的学术园地里移植、归化，同时也能起到指导实践的功效。”
十年以后，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四人合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材系列”出版发行。其后记写道：“本书之所以称为‘新编’，一方面是相对于乐黛云教授的旧著《比较文学原理》而言，新书的编写承续和发展了该书的观点，是一种更新；另一方面，本书所力图反映的是近年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新进展，新认识。有此二意，故名为新编。本书的编写原则不求历史、类型和方法上的全面论说，而是围绕重要的学科理论问题做深入的清理和探讨。”在这样的编写原则下，《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基本理论探讨的深度上，有明显的深化和拓展。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乐黛云执笔的《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新发展》，将当代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置于20世纪世界文化及文化哲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凸显了比较文学的文化哲学背景。第二章是王宇根执笔的《历史、现状与学科定位》，在学科史的评述中强调了比较文学的“以不断否定和不断创新为内核的动态平衡原则”和学科的先锋性与前卫性。第三章是张辉执笔的《方法论：对话与问题意识》，强调“比较文学是文化对话的一种重要方式”，并将“平等对话”作为当代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基点；第四章是陈跃红执笔的《研究领域：范式的形成及其发展》，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方面的文学研究，不在于它使用“比较”的方法，而在于它拥有诸如影响研究、接受研究、主题学、文类学研究等独特的研究类型或称“范式”，并且这些范式会根据需要不断得到更新和重组。第五章是王宇根执笔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探讨了比较诗学及中西比较诗学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的作者大都有着良好的西学修养，在书中充分反映了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同时也溶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显示了其“先锋”和“前卫”的特色。总体看来，该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但同时也将比较文学学科原理本身相当程度地哲学化、纯理论化了，因而它对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具体指导性、可操作性也可能会因此受到削弱。全书大量涉及文化理论问题、哲学问题，而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具体的方面，似乎无意全面涉及。凡有利于突出理论思辨色彩的比较文学问题，就予以突出强调，否则就予以简略。例如，比较诗学（作者把“比较诗学”等同于“比较文论”）本来只不过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领域和对象之一，但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却占了多达四分之一的篇幅。
陈惇（1934—）、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原为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材，后来被列入了国家教委“七五”高校教材规划。这部教材和上述教材相比，在内容及结构框架上没有多大不同。但是，它在国内外丰富资料的占用、消化和科学运用方面，在立论与评说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在语言表述上的清晰、明确、朴素和本色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比较文学概论》在各章节中论列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各种理论主张，采纳、评述了各家学说，具有本科教材所应有的兼容并包的特色。当然，这也多少掩盖了一些作者的理论锋芒，并由此带来了一些相关问题。
例如，在第四章中，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划分和厘定的标准不够统一，出现了研究领域互有交叉重叠的情况；由于对某些理论主张的吸收接纳的标准偏于宽松，以至于把某些不成熟的、在理论上尚不能圆通的东西，列入学科理论框架中，例如把所谓“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类型和方法之一，将“接受研究”从“影响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与类型，都是值得再探讨的问题。再如，美国人提出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无节制地扩大，使比较文学处在被相关的交叉学科淹没的危机之中，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否属于比较文学是有争议的。《比较文学概论》却用了全书的多达五分之二的篇幅来讲述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跨学科研究”究竟属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界定也不清楚。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比较文学概论》作为教科书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列出的各家观点，可以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和广阔的思考空间。1992年，《比较文学概论》获得国家教委组织评选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奖”教材。后来，本书的修订本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0年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比较文学概论》已成为近十几年来国内影响最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三教授联袂主编的《比较文学》，是1980—90年代我国出版的字数规模最大（48万字）、执笔人数最多（21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执笔者有丁尔苏、卢康华、叶舒宪、乐黛云、朱栋霖、刘象愚、许亚青、孙景尧、严明、陈惇、陈跃红、杜争鸣、孟华、孟昭毅、季进、杨恒达、杨洪承、张承菊、高旭东、曹顺庆、谢天振等。全书分“绪论”和“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化理论和比较文学”共四个部分。
编者显然是力图强化比较文学学科的当代性，对传统的影响研究并没有专章或专节评述，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符号学、女性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并把这一部分内容视为“本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见《内容提要》）。和此前的有关著作比较起来，该书中的有关章节大都由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某一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执笔，如谢天振执笔的《译介学》一章，孟华执笔的《形象学》一章，写得颇有新意和特色。相对于西方的“翻译研究”这一相当宽泛的概念，谢天振教授提出了“译介学”这一新概念，作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并论述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特性，对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系统的见解。此前的有关比较文学概论方面的教材或专著，均没有“形象学”的内容。孟华教授率先把法国学者提出的“形象学”研究介绍到国内来，并在该书中做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这有助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但另一方面，该书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框架结构的设计上重心不突出，内容显得有些庞杂。作为学科理论著作，方法论应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比较文学方法论在本书中却仅占一小节，在篇幅上不到全书的六十分之一。全书用了一大半的篇幅，论述“跨学科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问题。而这并不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问题，而是相关问题或边缘问题。诚然，西方当代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学科有一定的关系，适当吸收和借鉴那些理论是必要、有益的。但是，那些理论并不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本身，它们是当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产物，缺乏对比较文学的普遍有效的指导性意义。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过多地讲授、过多地强调这些理论，就有可能使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消融在这些时髦的西方理论之中，或使比较文学与一般的文化理论合流。
除上述的以外，朱维之主编、崔宝衡和李万钧任副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和张铁夫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作为本科生教材也有特色。《中外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学科原理层面上讲述不多，有关内容只体现在第一章《马克思和比较文学》。全书的特色主要表现两点。一是对中外比较文学学科史的介绍和梳理较为系统全面，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第二至五章），约十一万字，其中关于前苏联比较文学学科历史的介绍最有特色，多数材料是第一手的；二是用了一半的篇幅，从传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角度，对中外文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包括“二希文学”的世界影响（第六章），中外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文学和中外诗学的比较研究（第七至十章），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
从比较文学的授课角度来说，对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少讲纯理论的东西，多讲中外文学关系及中外文学比较，或许是一个有成效的方法。许多教科书似乎对教学对象的定位并不那么明确，有的用于本科教学则显得繁琐艰深，在这方面，《中外比较文学》一书是值得借鉴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是湖南湘潭大学中文系有关教师合作撰写的，特别是2001年出版的修订版，内容及表述都严谨细密，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及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吸收，特别是较多地吸收了北师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和高教版《比较文学》的基本框架构思，兼收并蓄，同时在理论观点和具体表述上，也有不少新意。但作为本科生教材则略显繁冗。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在数量上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学术上也体现了一定的特色。在国外，比较文学的某一专题的研究专著不少，但综合性的、内容全面、教科书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著作并不多。十几年内涌现出十几种学科理论的教材和著作，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多见的。像《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之类的书在我国已有上百种，《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原理》之类的书，今后恐怕还会不断出现。
这类著作的陆续问世，体现出我国许多学人在接受外来知识和信息并加以综合和吸收方面，具有特别的兴趣。这些著作对各个方面的、具体的理论问题加以整合，使之系统化；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大成，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学科理论知识，为比较文学在我国的教学、研究和普及，做出了贡献。不过，从纯学术的角度看，不少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教材、著作在框架体例、观点和材料上，太多雷同，止于“编著”，学术个性模糊；近来出版的一些比较文学理论教材越写越厚，塞进了太多的相关学科的材料，成为哲学、美学和一般文化理论的大杂烩，反而淹没了比较文学理论自身，使比较文学理论趋于繁琐化、经院化，乃至玄学化，从而背离了“把问题讲清楚”这一理论表达的根本宗旨，也导致了比较文学理论脱离研究的实际，使理论失去了对研究实践的引导意义。
还应该看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著作，是西方有关著作的移入和综合。从概念、术语，到理论构架，乃至思维方式、观点材料，大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少教材和著作充斥着外国理论家的语录，从外国人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并奉为圭臬；介绍和解说外国比较文学理论成了主要内容，占了大部分的篇幅。从整体上看，我们现在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尚处在对外来理论的引进、消化阶段。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只是援引一些中国文学的例子与具体材料，来印证、充实和支持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而对外来理论中的若干概念、术语、命题和主张，特别是对那些逻辑上不够严谨、学理上不够圆通、表述上不够科学的、处于发展和变动中的东西，缺乏批判和超越。
当然，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初期，我们移入外国的东西是必需的、必要的；即使以后我们的学科建设成熟了，深化了，也仍然需要借鉴外来的东西，因为比较文学本身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但是，也正像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所提倡的，光引进和借鉴外来的东西还很不够，还必须消化、改造、创新。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目前的十几种教材和著作，特别是近两三年出版的教材，有许多趋于雷同，显出了模式化的倾向。本来，比较文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描述和阐释这个学科的理论，不应该是凝固的、模式化、定型化的。学科理论在未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过早地定型化，会妨碍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因此，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接受、借鉴、消化外来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套乃至多套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逐渐克服对外来学术的迷信崇拜心态，应该敢于对外来的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加以检验和提出质疑；需要不断总结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学术中的比较文学思想，需要将近百年来我国的比较文学丰富的研究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尤其是需要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阐述者和发表者，将个人的研究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逐渐尝试实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东方化和中国化，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才能有自己的声音，才能与外国学术平等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