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的中文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六个单位被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批准建立首批比较文学博士点，此后几年中又有十几个大学拥有比较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还成为第一批比较文学的全国重点学科。至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体制已完全确立，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显示了可观的发展前景。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代后期，一些外语大学的有关院系也开始积极争取建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有些院校已经获得成功。
从学术队伍的构成上看，总体上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队伍大都由大学教师组成，少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省社会科学院等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1980—90年代的20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构成的学术梯队，或多或少涉足比较文学研究的约有一千人，专业研究人员估计有三四百人。老一辈学者钱钟书、杨周翰、季羡林、乐黛云等先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六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力量。
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两个一级学科的人员共同参与比较文学研究。两股队伍各有所长，可以互补，对专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而在这其中，中文系或中文系出身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数最多，成果最多。除了中文系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外，该系的其他二级学科，如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都有不少人涉足比较文学。此外，哲学、艺术学等学科也有加盟者，虽然有“客串”的色彩，但往往可以拿出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高水平、成果丰硕的比较文学中青年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土”博士。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着宽阔的世界视野、良好的中外文基础，牢牢立足于本土文化，坚持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保持了健康的学术心态、严谨扎实的优良学风，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学术组织、学术体制逐渐确立的同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在各个领域、各种角度上展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据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统计，1980—90年代的二十年间，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有一万多篇；又据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的统计，1980—2000年二十年间，我国正式出版的各种比较文学论著（包括专著、论文集、教材等）有三百五十余种。也就是说，仅从数量上看，1980—90年代的二十年间的成果占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九成左右，可谓盛况空前，蔚为大观。而且，比较文学学术著作更以丛书的形式不断推出，显示了研究的规模化趋势。最早的丛书是1983年台湾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共收著作十一种，其中包括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张汉良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周英雄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郑树森的《中美文学因缘》，王建元的《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的比较》，陈鹏翔编选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等，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之先河。
1987年以后至2000年，祖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三套由乐黛云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均以其高质量的选题和规模效应，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上，20年间的研究涉及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和西方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诗歌、戏剧、小说、民间文学等中西各体文学的比较研究，译学理论与中国翻译文学的研究，比较文论及比较诗学的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外文学关系史得到了基本的清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及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基本的确认，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平行贯通的研究，跨学科或曰超文学的研究——在实践中更为成熟，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日益扩大，成为二十年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在20世纪后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的迅速发展，是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一些资深学者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分不开。这些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钟书研究员，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乐黛云、张隆溪、温儒敏、张文定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钟敬文、陈惇教授，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南京大学的范存忠教授，南开大学的朱维之教授，还有孙景尧、刘献彪等一大批学者，他们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其中，季羡林是改革开放后对比较文学支持最力、关怀最多、示范作用最大的资深学者。80年代初，是他最早强有力地支持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团体及组织的成立，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争取了必要的平台和空间。1982年，他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的基础上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其中的论文以丰富扎实的史料、深入细致的分析，为比较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榜样。他还热心地为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著作序，对比较文学界的后辈学者倍加呵护和奖掖；同时，他也及时有力地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批评存在的不良倾向。他在1990年写的《对于X与Y这种比较文学模式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于1980年代普遍流行的缺乏可比性的随意滥比，即“X比Y”式的比较，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导致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他指出：“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许多人把比较理解为任意比较，这样就产生了无限可比性。‘可比’而到了‘无限’的程度，那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劝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把比较文学这一门学科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越有好处。”在他的指摘和批评下，90年代“X比Y”的模式有所收敛，比较文学的真意为更多的研究者所了解。
乐黛云（1931—）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众所公认的。她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历次重大学术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体制与学科建设的主要设计者，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与国际比较文学交流的主要使者之一。从1980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以及历届学会的成功召开，都是与她的努力密不可分的。她主持创办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是中国第一份比较文学的专门刊物，后来她又促使该刊改名为《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同仁刊物，是学会会员交流的重要信息媒介和反映学会活动及研究动态的重要窗口。她在季羡林、杨周翰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成立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并出任首任所长。
到1993年，北大比较所被批准建立了全国首家比较文学博士点，乐黛云成为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从此，该所率先建立起了培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它的成立和成功运作，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体制的确立，起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此后，其他各大学和科研机构陆续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之类的实体机构，使比较文学在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学科建制中占有一席独立的位置。乐黛云还身体力行地积极开展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交流，1990年代后更以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身份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她在国内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数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几十位国际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后来她将这些学者的演讲录编译成一套系列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在开展这些学术活动的同时，乐黛云还主编了数种比较文学方面的丛书。其中，80年代后期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是中国内地第一套比较文学丛书，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对东方比较文学的兴起有着重要推动作用；90年代初期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全方位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堪称中国比较文学传播研究的集大成；她主编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代陆续出版了十几种极有用处的论文集、资料集、年鉴等有特色的著作。如丛书中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对1986年之前的中国比较文学史料做了系统的整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集（1919—1949）》对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的比较文学资料做了系统的筛选编排。还有《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论文集》（张隆溪、温儒敏选编）等，都成为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在个人的学术研究方面，二十多年来，乐黛云撰写了近百篇论文及文章，陆续出版了专著《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和《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论著，还主编或合作编写了《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等比较文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教材。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建构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方面，在以西方理论解读与阐发中国文学作品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她的第一部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组文章，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现实性和可能性，对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史教学的关系，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等，都做了深入的阐述。
第二组文章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鲁迅、茅盾等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三组文章则评介了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流派，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叙述学、阐释学及其在小说分析中的运用。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1984年至1985年，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界正在进行方法论的讨论和转型，乐黛云对西方新的批评方法的评介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也为运用西方理论解读和阐发中国文学——即“阐发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如季羡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作者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在中国比较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承担了“启蒙的任务”，给学界“吹来了新鲜和煦的风”。乐黛云教授的第二部论文集《跨文化之桥》收录了19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发表的近五十篇文章，编排时分为三编。
在第一编《面向跨文化、跨学科的时代》中，作者力主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全球意识，维护并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她善于从全球文化与多元文化，文化的差异、冲突与文化对话，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宏观视角，来阐述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强调若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比较文学就会处于21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正是站在这一高度，使不少论文具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气势，富于穿透力和前瞻性。第二编《传统，在现代诠释中》的十几篇文章，其视野从比较文学进一步扩展到比较文化，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如沈复、陈瑞生、陈寅恪、汤用彤等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的学术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还有若干论文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诗学和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的特征做了阐述。第三编《重新解读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的论文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问题，西方文学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成果，无论是宏观的论述还是微观的探索，都在视角、选题、观点、方法等诸方面，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示范与推动作用。
（第三节）繁荣的表征之一：理论问题的探讨与争鸣
1980—90年代，比较文学成为我国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据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一书的统计，二十年间，我国发表的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文章七百多篇，公开出版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教材、专著十几种。和同时期其他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似乎是最活跃的。
总体来看，我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关于“阐发研究”及“中国学派”的问题
关于“中国学派”问题的提出、讨论，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构过程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所谓“中国学派”，是1970年最早由台湾学者提出来的。1980年后，祖国大陆许多学者对“中国学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这些情况，现在已经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都有专章或专节的述评。其来龙去脉不必多说。这里只大致总结一下祖国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学派”的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表示中国的比较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学派，但认为中国学派是一种可供“展望”的设想和远景，老一辈学者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大都持这种看法。如季羡林在1985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说：“有的外国朋友，还有不少中国的学者都提出了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我个人还有许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杨周翰说：“所谓中国学派……我认为我们不妨根据需要和可能做一个设想，同时也必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镜子与七巧板》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