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曾于1967年应邀在“中国广播公司”做“中西文学比较”的讲座，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篇根据当时的讲稿写成的文章对台湾的中西比较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原理方面提出系统见解的还有袁鹤翔的《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一文。袁先生认为：“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以中西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文学的性质、观念、有限度的背景、发展演变的历史、批评理论、文学主题、种类等方面来作慎重的比较或讨论，其目的不是在‘求同’也不是在‘求异’，而是把中西文学作品当作整个人类思想演进史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来看，借此以求增进中西两个世界相互地深切了解和认识，这种研究即是中西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原载《中外文学》第4卷第3期，1975年）
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中，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所受到的国际影响主要来自美国，即“美国学派”的理念与方法。1950年代后形成的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给台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很大的启发，他们一般都对美国学派的主张非常推崇，对平行研究（亦称“类同研究”或“类同比较”）十分热衷。在1960—70年代台港的比较文学研究文章中，平行的类同研究占相当大的比例。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希拉克立斯与中国神话中的后羿的比较，《红楼梦》与《堂吉诃德》、《镜花缘》与《玫瑰传奇》的比较，李贺与济慈、李商隐与雪莱、李白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等等。这些研究在比较中寻求两者的异同，分析其异同的原因，有些看法是有价值的，但由于被比较的两个对象的可比性和科学性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一类的平行研究也不免流于表面化和简单化，因而许多文章现在看来已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但这类研究中也不乏优秀的篇什。有些文章以发现和回答某一学术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平行比较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杨牧的《论一种英雄主义》（见叶维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77年）一文，比较了“英雄主义”主题在中西文学中的表现，从而对中国文学“无史诗”的现象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英雄主义，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尚武的英雄主义，中国诗人服膺圣人之教，却不歌咏战争。中国文学中虽有英雄主义的主题，有反映战争的诗歌，却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详细描写英雄征战、流血、杀伐的长篇诗作。这篇文章论题新颖，结论牢靠，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为说明问题、解决问题而比较，是一篇平行比较研究中的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与平行研究的兴盛相比，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实证的、传播的研究，则涉猎者较少。对此，袁鹤翔在《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还未脱离‘附属’的地位，不是翻译工作，就是类同比较，后者则多以西方文学作模型来做研究工作，至于中西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就很少有人去做。”台港地区学者在此时期很少有人从事中西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传播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的深受美国学派影响等原因外，长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所知不多，评价偏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学与英美文学的事实联系很少，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有限的传播外，要在这方面展开历史文献学的实证研究，空间不大。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传播与影响关系主要表现在20世纪文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台港各大学国文系（中文系）的课程教学中却普遍不重视中国现代文学，使得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了解不够，再加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始材料主要在内地，那时台港与祖国大陆还不能自由往来，他们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材料的收集就成问题。这是台港比较文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这种缺陷直到1980年代后才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和改善。虽说此时期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做得少，但毕竟也有一批成果，如早在1952年，王德昭就发表了《服尔德的中国孤儿》（《大陆杂志》4卷7期），1960年代胡菊人的《诗僧寒山的复活》（《明报月刊》1卷11期，1966年）和《〈肉蒲团〉在西方》（《明报月刊》2卷4期，1967年）、《托尔斯泰与中国》（香港正文1968年）等，在相关研究上都有先行性。
此时期台港两地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学者们普遍喜欢用西方的文艺理论解释、阐发中国文学作品。在1975年台湾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民对这种研究方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许多论文作者用西方现在流行的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随后不久，古添洪（1945—）、陈鹏翔（陈慧桦，1942—）在这些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此种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他们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丰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和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的宣言说，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
既然这代表着“中国学派”，他们对这种研究当然加倍看重，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编辑的论文集《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中，这是台湾出版的第一部比较文学论文集。在该书的序中，他们提醒读者：“本论文集所搜集的论文，其重心即放在此中国派上，其目的即展示中国派的比较文学的面貌及其成就，以供进一步发展的参考。”这个集子共收十四篇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朱立民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袁鹤翔的《略谈比较文学》、叶维廉的《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陈慧桦的《文学创作与神思》、古添洪的《直觉与表现的比较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中的评价标准》；第二部分包括余光中的《中西文学之比较》、侯健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颜元叔的《薛仁贵与薛丁山》、王靖献的《说鸟》、梅祖麟和高友工的《分析杜甫的〈秋兴〉》、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温任平的《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里的运用》、金奎泰的《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全书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和台湾比较文学历史现状的分析，第二部分至少有四篇文章是援用西方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国文学的，体现出编者的宗旨和意图。
该书中侯健的文章用西方的弗莱等人的神话学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认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西方原型理论中所讲的“原始类型”，包括“（一）圣天子的不可缺少性；（二）神与敌手的斗争；（三）神的受难；（四）神的死亡；（五）神的复活；（六）创世神话的象征性重视；（七）圣婚礼；（八）凯旋式游行赛会；（九）命运的决定。”并指出：“这些基本元素所意味的生、死与复活，和前面述及的神话‘原始类型’，正是《西洋记》所表现的。它所用显得芜杂，显得不易被人接受，正因为它要创造、或更正确地说它要复现一套完整的神话，囊括这种因素。”
颜元叔（1937—）的文章也用神话原型理论来解读有关薛仁贵的传说故事，包括薛仁贵与薛丁山父子之间的冲突、薛仁贵与柳迎春的夫妻关系、薛丁山与柳迎春的母子关系。他认为：“从《薛仁贵征东》、《汾河湾》、《薛丁山征西》三部民俗作品凑起来的薛氏父子及柳迎春的故事，隐隐含孕着一个奥狄浦斯情结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有个特别显著的现象：父子之间的冲突，母子之间的性影射与父亲的性嫉妒。”张汉良（1945—）的文章则用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所载《杨林》故事，以及唐传奇中以该故事为蓝本的三篇作品《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和《樱桃青衣》。张汉良指出了杨林故事的深层结构，即存在于人物潜意识中的“追求与启蒙原型”。梅祖麟、高友工的《分析杜甫的〈秋兴〉》，则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杜甫《秋兴》做了细致的分析。
此后，台港学者进一步把这种方法简括为“阐发法”、“阐明法”或“阐发研究”。这种方法对此后台港地区的文学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到了80年代，此类研究更为火热，成为台港地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潮流。援引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所做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有时会使人耳目一新，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即西方理论先行，中国作品成为印证西方理论普遍可行性的材料，拿西方理论硬套中国作品，其结论和见解往往牵强附会，不能服人。
有的论者把西方文学作为固定的标准“模子”来套中国文学，例如，用西方古典主义的“巴洛克”风格来比照中国古典诗歌，认为李贺、李商隐等都是“巴洛克”诗人，这就不免有点方凿圆枘了。对此，叶维廉（1937—）在《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前言》（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中指出：“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他在《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中外文学》第四卷第三期，1975年）一文中又指出，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在中西文学比较时，不能把西方文学的“模子”当作固定不变的“模子”。这表明，学者们对阐发法的弊端已有了觉察和认识，但要在具体研究中彻底克服它，是非常困难的。这既与研究者的学力有关，更与阐发法的与生俱来的缺陷有关。
此时期台港两地，特别是台湾比较文学的第三个特色是以东亚各国为中心的东方比较文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台湾曾有半个世纪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许多人懂得日语，也有人通朝鲜语。这就为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使得台湾的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日、中韩文学关系的研究，较之祖国大陆先行一步，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在中日文学研究方面，梁容若的论文集《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56年）以及《杜甫在日本》、《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均载《中国文化研究》1967年，台北三民）等文章，奠定了他的中日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家的地位；郑清茂的《中国文学在日本》（台北纯文学月刊社1968年）和丁策的《日本汉文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作为中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填补了空白。
林文月（1933—）的《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台北文史哲学报》二十一期，1972年）、《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中外文学月刊》1卷11期，1973年）表明了她对日本平安朝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深入探索。在中韩文学研究方面，许世旭的《中韩诗话渊源考》（师大国文研究所1968年）、董作宾的《中韩文学论集》（台北中华书局1955年）、彭国栋的《中韩诗史》（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都是有分量的专著，李丙畴的《韩国之杜诗》（《大陆杂志》二十二卷五期，1961年）、翱翱的《韩国春香传与中国文学主题的几种比较研究》（见翱翱著《从木栅到西雅图》，台北幼狮1976年）等文章都是中韩文学个案研究中的佳作。此外，在中印文学研究领域，裴普贤女士的《中印文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以佛经翻译为中心，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继20年代梁启超的《佛典之翻译》之后，又一部通俗性兼有学术性的好书。
最后还需要指出，1960年代后台湾、香港地区比较文学的崛起，与此前（1920—4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式较少渊源关系。研究者们绝大多数属于中青年，他们大都没有在祖国内地生活的经验，对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不甚了解，所以，台港比较文学不是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继承和延续，而是属于“异军突起”。当1960—70年代祖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运动”着，一切真正的文化都斯文扫地的时候，台港两地的比较文学的崛起填补了中国学术文化中的这一段重要的空缺，意义十分重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台港两地的比较文学学者不管在学术研究中的理念和方法有何不同，他们都有意识地立足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立场从事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探索和强调中国特色，率先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连美裔香港学者李达三（1931—），也热情地主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他在1977年发表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外文学》第6卷第5期，1977年）一文中，主张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以东方特有的折中、中庸的精神，在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外探索自己的道路，对两派加以吸收利用，避免他们的缺陷。他提出：“中国学派首先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然后与受人忽视或方兴未艾的文学联合，形成文学的‘第三世界’。”尽管关于“中国学派”的提法在学理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争议，但“中国学派”的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立场，是有益无害的，可嘉的。这对整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鼓舞、推动和鞭策。事实上，台湾、香港地区比较文学学者在此时期所做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所提出的主张，都对20世纪最后二十年祖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全面振兴做出了榜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成为80年代祖国大陆比较文学全面振兴的推动力之一。只此一点，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就应当对台港地区的比较文学给以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