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省上派出带着医疗队的“抢救人命”工作团，救治垂危病人，发放救济粮款，还向体弱、浮肿的干部发放了用黄豆、红枣和红糖合成的“健身丸”，使这些同志的生命得以延续。
农场元气大伤，人和土地都处于凋蔽状态。
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大都病恹恹，懒洋洋，终日无所事事，靠打扑克、下象棋和聊天打发日头下山。
春天的田野，由于水位上升，土地泛碱，四处白茫茫一片，伴着哭泣的风沙诉说着荒凉和饥饿。
大批河南支边青年和上海移民纷纷倒流回原籍，今昔皆茫然，各自唱着自己的回归曲。
当时“红星农场”的辖区南北仍然相距1公里，生产和职工生活差异甚大。总场和其附近的几个分场，由于风沙盐碱肆虐又加地处金河下游，水源稀缺，两年多来职工们洒下无尽的汗水，换来的却是耕多收少，满目荒凉，连自己的肚皮也吃不饱。然而靠近祁连山和大黄山麓被叫做“西河地区”的两个分场则因其属于二阴地，雨量较多，蒸发量又小，又兼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如今成了“红星农场”的粮仓。借初冬季节，中、下游不用水之机，以超强度的劳动付出“破冰冬灌”，灌上“安种水”换来第二年大面积小麦、青稞、土豆、甜菜和油料收获。收割季节原有的职工忙不过来，有大批本县和邻近各县的饥民，托儿带女，举家拾荒，以捡麦穗、挖鼠洞为名“打秋风”，能弄得全家人大半年的口粮，有的干脆落脚不走了。农场也缺乏劳力，日久天长便将这些人编为一个连队，正式收编为农场职工。
西河地区养活了这么多人，总场的那些显贵们隔三差五在一起吃的“手抓羊肉”，喝的青稞酒是这边的下属“进贡的”。少数职工有亲朋好友在西河地区间或捎一些洋芋、甜菜之类以解燃眉之急。如此情景，机关干部和演出队下基层都愿去西河地区，任风霜严寒也不顾，全为一个“吃”字驱动。一般职工宁愿在西河那边吃苦，不愿在地生坑这边“享清福”。不过也不尽然，曾源被调往西河地区六分场工作就是一个例外，原因是曾源在总场领导机关“资格老”，“知道的事情多”，留着他使某些领导感到“碍手碍脚”，故以“照顾他身体”，做“内部职工就食”之优惠处置。
六分场原为国营马家坪农场，是以马家、何家和姚家三个自然村为基础，另由红星农场总部派遣部分干部和机务人员组建而成，下属三个农业连队，一个机耕队，一个园林队，一个畜牧队。各队分别设有党、团支部，分场设党总支，此外还有一个副业队（烧砖、酿醋等）和一所初级小学。农场职工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民，由于历史的原因，场内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干部也分为“国家干部”和“以工代干”职工，队伍中亲缘关系、宗族势力和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带来的后遗症和潜在的矛盾，要求退场之风时有起落，只是由于党员怕“党纪”，干部怕丢官，才没有使这股势力成为气候，勉强维持而已。
曾源被任命为分场政治千事，主要任务是协助分场总支正副书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一部分日常行政事务，包括做会议记录、登记、申报户口、开写结婚证明等场内外文秘往来诸事，实际上成为分场总支的一名非党秘书。
总支书记姓方名正，山东德州人，是一位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多次立功受奖的老指导员，为人办事公道、说话算数、律己甚严。场长姓齐，曾任县上某区区长，处世圆滑，只管生产，不大过问政治，紧要关头，心知肚明，不急于表态。总支副书记姓吕，是总场党委书记李玉发的老部下，在分场领导班子里他与方书记貌合神离，却与会计老董家打得火热，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酒盅子一端，政治上放宽”，对场里的事嘀嘀咕咕，为人很不正派；还有一位机务副场长，山西侯马人氏，是一位精于业务又很能吃苦，为人随和的干部。由于爱看小说，与曾源挺谈得来。
曾源的老战友梁益民就在这个分场小学任校长，而且把老婆孩子接来了，他老婆在分场面粉厂干活，大儿子在总场那边的学校上高小，小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他自己当了孩子王，在分场小学管着三个教员，四十几个学生。梁益民原任总场小学校长，那边的学校是个管着十几名教员，二百来号学生的大滩子，学校的设备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原先学校、卫生队和幼儿园三个单位建立了一个党支部，由前场党委书记韩杰的爱人、场幼儿园园长陈萍和梁益民等三人组成支委会，陈萍任书记。当时组织科副科长左德恒曾“建议”将时任幼儿园副园长的李玉发的爰人张月娥发展入党。支委会对李妻的政治历史情况进行了考察，查知李妻在抗战时期曾与日军小队长睡过觉，后又当了国民党某自卫队长的小老婆，为人趋炎附势，品行不端。陈萍和梁益民都明确表态不同意发展其人党。后来陈萍随丈夫调离农场，组织科安排党委秘书王朝峻任支部书记，梁益民任组织委员。新的支委会通过二次审议，仍维护原决议。左德恒等人有恃无恐，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分别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梁二人调离，为李妻入党敞开了方便之门。
梁益民离开“闹市”，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清静，一所小小的学校操不了多大的心。他每日下班回到家中，劈柴、挑水、干家务，真心实意补偿多年来对妻子的“欠账”。闲来无事，抱着小儿子到熟人家串门，拉家常，清闲自在，比在总场那边少操许多心。他的妻子比他大两岁，是位贤妻良母式的好管家，操持家务多年，手脚麻利，为人忠厚，自从把小姑子抚养到大学毕业，成了家，这才来到丈夫身边，随遇而安，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给了梁益民莫大的家庭温暖。
梁益民夫妇早在部队期间就与曾源交往较多，如今是故友重逢，倍感亲切。那年月到了晚上，既无电灯，更无电视等娱乐品来消遣，吃了晚饭到睡觉还有挺长一段时间不好打发，一些人下象棋、玩扑克，更多的人选择了灯下聊天。常常是梁益民抱着小儿子来到曾源的办公室兼宿舍，点起一盏煤油灯，抽烟、聊天，或者是曾源去梁益民家，逗他小儿子玩。曾源玩时乐亦忘忧，回到宿舍却是一番难言的孤独感，思亲之情益切，又兼饥肠辘辘，更难入眠。梁益民夫妇常让大儿子给曾源送来煮熟的土豆或是糖萝卜作夜宵。
曾源决心将母亲和妻子接来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了却多年的夙愿。主意已定，曾源捎信将已由总场试验站调至总场属地祁连山中的莹石矿任会计兼管理员的胞弟曾清叫下山来，让他请假去原籍将母亲和妹妹搬来农场。按曾源的原意拟将老家的住房典当或出租出去，有朝一日返回原籍时再赎回来。在典当过程中，有一家贩卖粮食的暴发户死缠活黏非买下这所住宅，最后曾源妈点了头：“卖就卖了吧。”售房款两千五百多元分三次寄到农场，然后请人立约，监交完毕。家中所有家什（经饥饿岁月变卖已所剩无几），有的送人，有的论堆贱卖，剩下一点零零碎碎装进曾源爸当年做货郎时的货郎箱内，别土离乡，迁往河西。途经兰州时，曾清找到嫂子许如蕙，问她有什么要捎到农场去的东西让他带去？许如蕙只把自己的几双值钱一些的单、棉皮鞋装了一个网兜让他带去。没想到到了终点站下汽车时，破棉花套子什么的都搬下了车，唯独把一网兜皮鞋忘了拿下车，汽车呜的一声开走了，留下的是无尽的懊丧和遗憾。
母亲和妹妹加上曾源共三人暂住曾源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大炕上。妹妹红红已上小学五年级了，分场这边的学校尚未设高小’休息了两天后，曾源送妹妹到总场那边的学校当插班生并办妥了入学和食宿手续。
搬迁大体就序，曾源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加上参加劳动，粮食标准每天可以增加二两。她看到分场面粉厂那边有中老年妇女干活，她也想干，给儿子减轻些负担，曾源向场领导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母亲到面粉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参加簸粮食的劳动，月工资18元，母亲大喜过望，说能吃饱肚子就行，还给开工钱，好得很！”
曾源妈曾经为公家加工面粉，干过多年磨房里的活。这里的活没有她不会干的，她干活勤快，很负责任，出活既快又多，受到领导和同伴们的好评。
过了“芒种”，全部播种任务结束，田间管理方面活不多，主要是浇好二轮苗水，相对处于农闲季节。场里负责日常财务往来的会计小安请假回河北老家探亲，他的业务由分场总会计老董临时代管一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老董高低不愿插手。时值春菜生长旺季，各单位大、小菜地每天都有大批鲜菜上市，种菜单位没有销售权，一律先向分场会计处交款或记帐、开票，凭票上菜地取菜，工作量大、事杂，刻不容缓。后来总支方书记给曾源做工作，让他接管一段时间。事关群众生活，曾源欣然应诺，每日里卖菜、卖醋、报销差旅费，没完没了’忙得不可开交。中午正是职工下班时间，开票的人特别多，别说是休息，常常连午饭也忙得顾不上吃。行政文秘方面的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去干，更多的是开夜车点灯熬油，加班加点。~曾源如此这般地辛勤付出却吃力不讨好，而且招祸蒙冤。
事情说来有点蹊踐。小安探亲回来，曾源向他移交手续时，账、款两清，小安说了不少感谢话。曾源主事期间，办公桌的锁用的是曾源母亲从老家带来的一把洋锁，移交手续时’曾源要收回这把锁，让小安另找一把，小安说：“我一时还找不到锁，先借用一段时间，来日进城买把新锁，再把这把锁还给你。”曾源没有多想便答应了，谁会想到这把锁后来竟成了惹祸的根子。
交接手续半个月之后，有天早上，总支副书记吕长发宣布：安会计的抽屉昨晚被盗，号召当事人自动投案，知情人勇跃揭发。
当时适逢总支书记方正因父亲病故请假回原籍料理丧事，由副书记吕长发主持总支工作，案发后他每天神秘兮兮地忙于“破案”工作，他找分场场部有关人员分别谈了话。他找曾源谈话时问曾源：“你借给小安的锁子共有几把钥匙？”曾源说：“只有两把钥匙，全部给了小安。”“这锁是哪里买的？”“已经好多年了，那还是我父亲当年当货郎时的残货，一直是一把锁配两把钥匙。”吕长发摇头不语。
那时候实行“休养生息”，政治思想领域比较宽松，分场职工又多数是当地农民，封建迷信一度有所滋长，杀牲祈雨、拜干亲、求神算卦等颇为盛行。不知谁出的主意，在吕长发的认同下，找来一名江湖术士算了一卦，算得盗窃者是东南方向，一男一女，暗合曾源母子的方位。一股从黑暗处泼出的污水使原来在分场口碑甚佳的曾源一度变得臭哄哄的。此次被盗走的据说共三百多元。这种捕风捉影式的“破案”，在总支书记方正返场后当即被制止，被否定，并对吕长发在党内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后来向县公安局报案，终因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不了了之。此案究竟是栽赃陷害还是监守自盗，恐怕只有天知道。
转眼到了放暑假时间，此地由于海拔高，庄稼成熟晚，曾源趁机请假赴兰州帮助妻子办理调动，搬迁事宜，往返一周时间便办妥了。妹妹红红放了暑假也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父亲早已病故，弟弟曾清不在身边，小宝贝晶晶远在上海。这里的居住条件十分困难，场里给了曾源夫妻一间宿舍兼厨房约十平米的住房。曾源妈与红红同别人合住集体宿舍。当时分场卫生所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住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山东籍、总支书记方正的母亲，已年逾古稀，一位是河南籍、吴医生的母亲，也已年逾花甲。两人身体都还硬朗，曾源妈这年刚满5岁，在她俩面前只能算是“小妹妹”了。三人共住一条火炕，临时加个红红，绰绰有余。这也算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局面的促成，都是由于饥饿和灾荒。
搬家告一段落，又到了新学年开学时间。红红重返总场那边学校住校就读，许如蕙开始到分场小学任教，曾源妈仍去面粉厂簸粮食，曾源则围绕“三夏”连着“三秋”，从事宣传鼓动，治安保卫等诸多日常杂事，紧紧张张忙了半个多月，家中诸事还算平顺。
凉秋九月（农历），朔风劲吹，霜浓叶黄，日短夜长，漫长的冬季就要到来了，那可是一个难打发的季节。温饱问题固然重要，但是精神空虚，没有寄托，没有追求，没有乐趣，生活实在太单调了。总场电影队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平时再无别的活动可资娱乐、消遣。有家有舍者，忙忙穷家务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机耕队那帮年轻力壮的单身汉不当班的时间，无所事事，无处去释放过剩的精力，免不了会干出一些荒唐的事来。这事情被曾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直琢磨着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这天晚上他去第一生产队办事回来，途经机耕队驻地，顺风送来激越、悠扬的吼秦腔声’板胡伴奏，有板有眼。曾源循声往前一看，原来是机耕队几位定西籍拖拉机手组成的“自乐班”在演唱秦腔名剧《辕门斩子》，演六郎杨彦景的叫马登云，嗓音宏亮，唱腔浑厚，很有潜力，拉板胡的许福有也有一定基础，敲边鼓的是从砖瓦厂请来的一位姓司的把式。围观看戏的不少，说明此举颇得人心。曾源由此得到启发：能不能在分场范围内办个业余秦剧团？这样既可为这几位文艺活跃分子找到“用武之地，”又能满足职工中当地农民多、文盲多，对传统戏喜闻乐见，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久违了的文化饥渴。
第二天下午，曾源将欲排秦腔之事与梁益民商量曾源早就知道三秦子弟梁益民痴迷于秦腔，可谓“秦腔正宗”，平时吼两声，字正腔圆，很到位。曾源提出冬夜排戏之事，梁益民满口赞同。他来分场时间较长，知道的情况多，又向曾源推荐了几位乐于此道的人才。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总场存放着一套戏箱，那是早年军部京剧团留给教导团，辗转移交文化干校后又流落到农场的，多年未派用场了，分场领导出面借来一用，估计问题不大。
排戏的事曾源正式向分场领导提出，齐场长是个秦腔迷，除了赞成外还建议以增加一名“临时工”名义引进一名已停业的县剧团老演员人伙。此人专扮青衣，演技闻名本县城乡，现在剧团歇了业，只求个吃饱肚皮的地方，曾经私下里向他提出过请求，齐场长未表态，现在场里用这个办法把他吸收进来，准能派上大用场。为民求乐，场领导们一致同意干。总支书记方正自告奋勇亲自出马赴总场把那副戏箱全套借来使用，果然蟒袍、玉带、刀、枪、剑、戟各种武器，各种行头，一应尽有。排剧一事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由曾源总揽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