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时任江阴县委书记吴仁宝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虽然，当年的时代氛围和会议语言与今天大相径庭，但我们仍能从发言中感知他的工作态度和发展思路。他在发言中说：
我们建设县委领导班子，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设县委领导班子。
县委要领导好学大寨，首先自己要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敢于和资本主义斗。江阴前几年生产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所谓“跳出‘农’门万丈高”。不少劳动力离开农业，不少“五匠”搞单干，县委有些同志竟认为，江阴一个人只有八分地，出去几个人，没啥了不起，还可以增加点收入。资本主义歪风刹不住，就是因为县委放任自流，给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首先从县委自身抓起，公开向群众作检讨，明确宣布把绿灯关掉，并且要求群众监督。县委还向全县人民保证：手里有权不搞特权，家属亲戚不搞特殊，材料物资不多占，群众请客不上门。要下面做到的县委先做到，要“一班人”做到的一二把手先做到。这样，领导群众和资本主义斗，腰杆子就硬了，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胆就壮了。大年初一，趁外出劳动力和“五匠”回家过春节的机会，县委常委分头下去，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学习班，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组织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同时组织一千一百多人的学大寨工作队，由常委带队，进驻一些后进单位，以点带面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县委要领导好学大寨，还必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搞好县委“一班人”的团结。大家光明正大，有了问题着重从政治路线上分是非，思想教育上花力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好新老干部的工作，这就增强了县委“一班人”的革命团结，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分裂干部队伍的阴谋。全县迅速出现了团结战斗学大寨的局面。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和群众“三同”中，建设县委领导班子。
干部劳动少，问题在于县委没有带好头。“一、二、三”，关键是先抓好“一”。我们决心从县委自身的劳动抓起。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结束，就在周庄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召开万人大会，一边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一边带头参加劳动，一边进行整风。会上，县委作出决定，常委做到“三个一”：每人每年轮流下去和社员、生产队长、大队干部一起劳动各一个月，全年劳动一百天。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这个决定一宣布，各级干部震动很大，都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到十一月底为止，县委常委平均每人已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零二天。在县委的带动下，县级机关和社队干部也涌现出一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好干部。
县委领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社员，搞“三同”，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领导运动，指挥生产踏实多了，同群众的联系密切多了。
我县学大寨先进单位华西大队的经验也证明，只要坚决依靠群众，大学大批促大干，面貌就能大变，生产就能大上。这个大队学大寨十二年，大干了十二年，一共挖了一百三十七万个土方，平均每个劳动力一年挖二百五十个土方，把全大队一千三百多块七高八低的农田，改造成为一方方平展展的良田，粮食产量连年上升，今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七百零四斤。
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袁养和、龚乃光、赵和兴合写的采访文章《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江阴县华西大队》。文章写道：
今年夏天，有两名外国记者到华西大队参观访问。参观之余，他们提出，要找一个富农分子谈谈。大队干部当即表示同意。这两名外国记者在一个富农家里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当问到她家和华西大队社员的生活水平如何时，这个富农分子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解放前，她家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至多十担稻谷；现在，华西大队的社员，每人每年分配加上集体福利，达到了二百四十一元，相当于二十四担稻谷。这个富农分子不得不承认，如今华西大队社员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富农的收入。
集体经济繁荣，社员生活富裕，这是华西大队最引人注目之处。正因为如此，参观过华西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这样的社会主义，社员群众哪个不爱！”
欣欣向荣的新华西
十五年以前的华西，村庄东一摊，西一簇，零零落落；星罗棋布的坟墩，蚯蚓一般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浜，把七高八低的农田分割得支离破碎。今天的华西，地平似镜，田块成方，树木成行。锦绣田野上稻波柳浪簇拥着华西新村，在一排排由窗明几净的平房、楼房组成的社员住宅中间，四层社员文化大楼和五层教育大楼巍然矗立。
十五年前，华西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上了《纲要》，但是，单一的粮食生产，缓慢的发展速度，始终使他们摆脱不了贫困的处境。组织起来已经十年，大队还欠着国家一万五千元的贷款；社员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从集体分配到的粮食仅能糊口，花钱不得不自找门路。
现在，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华西大队农业迅速发展，五业兴旺。十五年间，粮食平均亩产连续跨过了“双纲”“三纲”，今年达到二千七百二十斤。这个每人只有七分地的大队，近八年来，平均每年交售粮食七十六万多斤，交售肉猪八百七十多头，鸡、鸭、鹅、兔一万六千多只，鲜蛋近一万四千斤。工业、副业迅速发展，经营项目达到三十多个，工业、副业产值占全大队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八。
农业、副业、工业的飞跃发展，使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全大队公共积累达一百十三万元。队里盖了猪、羊、兔舍和仓库三百多间，添置了中小型拖拉机、卡车、发电机、电动机、插秧机等农业机械七十多台，耕翻、排灌、脱粒、植保和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富裕起来。近几年来，社员分配平均每人每年达到一百八十五元，百分之九十八的社员家有半年到一年的储备粮。今年社员分配，每人可达二百二十元。
集体经济的壮大，公益金的增加，使得华西大队能够举办许多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公共福利事业。十五年来，队里按照统一规划、社会自愿、集体扶持的原则，新建了六百七十间平房、一百九十间楼房，每个社员的居住面积达到了二十多平方米。这里，幼儿入托，小学到高中学生的学费，全部由大队负担；社员理发、洗澡不花钱；蔬菜免费供应，每天由专人送到户；缝衣、看病、绱鞋收半费；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还发给营养费；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或五保户，不仅由大队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给五元零用钱。队里还添置了两台电视机、两台电影放映机，办起了图书馆，修建了两个篮球场。每逢节日假日的晚上，文化大楼灯火通明，礼堂里乐声悠扬，球场上龙腾虎跃。社会主义使这个普通的江南农村充满幸福的春光。
靠什么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一九六三年前，华西大队的贫困落后是在周围社队中间出名的，有的生产队分配水平只有五六十元。社员“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地薄、队穷、人心散。人们的心思稳不在农业上。有的妇女不得不白天黑夜在家纺纱织布，赚些现钱；有的社员干脆外出敲锣卖糖做小生意，捞鱼摸虾，当工匠混日子。“跳出农门万丈高，行行都比农业好”。看到这个光景，党支部忧心如焚。教育、阻拦、批判……用了各种办法，都不济事。直到孙金才和阿龙出走的严重事件发生之后，才使大队党支部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开了窍。
孙金才是个巧木匠，在旧社会吃过好多苦。农业集体化以后，他满怀喜悦盼望好日子，在队里干活很积极。可是年复一年，华西面貌依旧，他心里凉了半截，重又背起木匠工具走村串乡。队里农具坏了，要他去修理，他推托不干，说：“若要我回心转意干队里的活，除非集体收入胜过我单干！”小名叫阿龙的孙龙泉，身强力壮，有一手捕鱼摸蟹的好本事。当初，他也一心爱社会主义，结果华西还是老样子，他也灰心了，对干部说：“你们搞社会主义是嘴上说说的。”他决意跳出华西自找出路，抛开农业捕鱼摸蟹。他一下子跑到浙江嘉兴，临走时还发誓说：“就是死在外头也不回华西这个穷地方！”
这两件事不同寻常，震动了整个华西大队。它给大队党支部出了一个严峻的题目：要群众爱社会主义，到底靠什么？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心里难以平静，他为自己没有把社会主义搞好而深感内疚。他反复思忖：农民最讲现实。过去他们跟党走，并不是因为我们干部说的特别好听，而是党领导他们翻身当了主人。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如果生产不发展，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怎能一心扑到社会主义上呢？严酷的现实使他豁然明白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要使农民真心实意地爱上社会主义，最有力量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留下的农村面貌，把集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社员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然，拉着、推着、哄着，是不可能把农民的心真正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搞好搞不好生产，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政治问题。党支部从此痛下决心，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华西。他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个发展生产，改变华西面貌的十五年规划，提出要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实现亩产一吨粮，社员统统住进新瓦房。
那些年月，正是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要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当时，林彪在苏南树了一个所谓“活学活用”的样板，天天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华西大队不理这一套，就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的“生产典型”，加上了与“政治样板”“唱对台戏”的罪名。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决心已下，决不动摇。他不断鼓励社员说：“干社会主义没有罪，要吃官司我去顶！”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崭新天地。到一九七二年，华西大队提前七年实现了十五年规划。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吨，社员的分配水平一跃上升到一百六十元，二百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新盖的瓦房。
广大社员用自己的双手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家业，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巧木匠孙金才回来了，大队造房起楼，他干得很欢。捕鱼摸蟹的阿龙也回来了，他担任了作业组副组长，变成了个模范社员，年年得到奖状。
今天的华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像磁石一般，吸引住了广大社员。
农民为集体各尽所能，集体让社员多劳多得
华西大队党支部认为，要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让每个人都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社员只要努力生产，就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劳动得多，得到的多。社会主义保障社员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使他们一捧起饭碗，就感到社会主义甜蜜，一走进家门，就感到社会主义温暖，从而体会到社会主义大有奔头，越干越想干。
华西大队党支部特别注意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认真执行定额管理。在这里，所有能劳动的社员，都分配有适当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又都严格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工分，并且实行奖励先进的办法。社员为集体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收入也就水涨船高。以去年为例，社员年终分配扣除粮草后，全大队平均每人分得现金一百二十六元，比一九六三年高出三倍以上。在二百七十四户中，分得现金在千元以上的有二十九户，五百元以上的有一百三十七户。今年，大队在社员收入普遍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基础上，还拿出一万多元现金奖励那些劳动好、贡献大的社员。
有些人担心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因劳动力强弱不同而造成两极分化。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真正实行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只会使劳动者共同富裕。吴荷英一家的经济收入情况就能说明问题。吴荷英小时候患了麻痹症，双脚瘫痪，长到十六岁还在家里吃闲饭。她的父母都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在田里干活拿不到多少工分，她家年年都超支，生活很困难。后来，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亲自摇着小船，把荷英送到附近的镇上学鞋匠。学艺满师，又把她安排在生活服务组绱鞋。根据她的贡献，大队给她按强女劳动力一样记工。荷英的父亲被安排在养鸡场干活。母亲在场头干些零活。两老一残，常年劳动，收入增加。近几年，全家扣除粮草，每年都分进现金六七百元。困难户变成了富裕家庭。像吴荷英的家庭这样，全大队有八十多个老弱病残社员，都分配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八年来，年年没有超支户。
苏州地区每当“双抢”大忙，社员每天干活一般都在十六个小时以上。有的社队动员“双抢”，不是说要脱几层皮，就是说要掉几斤肉。华西大队党支部认为，社员劳动强度越大，越要关心社员生活。他们规定社员每天午饭后必须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同时把农忙食堂办得好上加好。食堂里的早饭，有油条，有包子；午饭和晚饭，都是每桌两荤两素加一汤。饭前还有番茄、西瓜消暑解渴。下午劳动时间长，食堂还把大麦茶、馒头送到田头。
第一年办农忙食堂，他们找了六十个姑娘，大忙前先称了体重，待大忙一过复查，有三十九个增加了体重。第二年再称，四十九个姑娘中有三十一个体重增加。第三年大忙前又称。大忙一过，大家乐开了，都说：“不用再称了，看看脸色就知道啦！”
这些年，华西大队的口粮标准已经达到六百二十斤，但是党支部想到，口粮足了，还得增加副食品，加强营养。大队不仅大力发展养猪，保证每个社员一年能吃到四十斤猪肉，还由集体给每个社员代养两只母鸡，鸡蛋全部发给社员吃。今年八月，他们又引进了六头奶牛，要让社员每天能喝上新鲜牛奶。
……
197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江阴县委书记吴仁宝的文章《让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文章说：“在集体经济不发达，农民群众生活不富的情况下，光喊口号是不能充分调动起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的。”“要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必须给农民以切实的物质利益。”“今天，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的思想要首先转过来，转到处处为农民着想上面来，让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让农民感到社会主义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农民群众干社会主义，会越干越有劲。”
1980年，身为县委书记的吴仁宝落选县党代表。1981年5月，他从县委书记任上退下。组织部门拟调他到苏州地区任农工部部长，他却请求让他继续回到华西村。
1981年4月，吴仁宝就任江阴市人大副主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吴仁宝的个人进退，源自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原因。历史地看，吴仁宝从县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实在是华西村的一大幸事。如果吴仁宝从县委书记的位子上一路官运亨通，他本人可能做到五品三品，但华西村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其实，即便做到五品三品，他个人的实际作用和历史影响大约不如做华西村党支部书记更为出色。吴仁宝不慕浮华，恬淡自守，回到华西村做党支部书记，这是高明之举，是沉潜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