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小岗村，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举。
小岗村不大，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使这个小村庄发生了非正常死亡，村里只剩下十几户，不到四十人。从1966年到1978年，该村人均口粮只有二百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二十元，每到冬春季节，村里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村里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财产只剩下三间破土房、一头牛、半张耙、一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在“****”中，这个村，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出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长。1978年秋，严俊昌当了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小岗村的困境，主要出自政策和环境的原因，但显然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小岗生产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当时小岗村有18户人家，恰好每个工作队员对应一户农民。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干了一年，收粮3.5万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秋后，工作队撤回，小岗村的人又出去要饭了。
1977年底，“省委六条”传达下来，小岗村也搞起了包产到组。
小岗生产队合作化时共有34户，1956年粮食总产量16.5万斤，卖余粮四万多斤，这是小岗村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中最后一次给国家所作的贡献。从1957年起，反右加上刮“五风”，小岗村元气大伤。1962年后稍有好转，生产刚要抬头，又开始了“十年浩劫”，再次饱受摧残。多年来，这个生产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只有一二百斤，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十几元，最多到三十元，每年有五到七个月吃国家供应粮。全队二十户，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家庭，一户有人在银行工作；其余十八户，差不多都逃过荒要过饭。
1978年夏收分麦子，小岗生产队每人仅分到7斤。
1978年秋，小岗生产队由两个组分成四个组，后来又分成八个组，几乎已经全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要搞包干到户，其实也只能包干到户。
老人们为首倡包干到户的人担心：这样做是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老婆孩子谁给养？
社员们“包干到户”很迫切，对这个动议非常齐心，非常有责任意识。各家的主事人表示可以签字立约，首倡者犯了事，大家共同为他或者他们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11月24日晚，小岗村十八户的户主集中到了严立华家里。生产队没有可以开会的公用房，会议一般都在严立华家开。
十八家的主事人约定：分田到户，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果生产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犯了事，干部们表示坐牢杀头也甘心；到会社员承诺把坐牢的干部家的孩子养到18岁。
小岗生产队会计严立学根据与会者形成的意见起草了契约。据说当时大家情绪激动，七嘴八舌，严立学只顾闷头往纸片上记，没加标点符号，出现了几处错别字。契约原文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
十八家户主依次签名，并摁了手印。
小岗村的一千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
1978年12月，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沈章玉到山南调查，他是带着那封人民来信来的。饭桌上，沈章玉对已是山南********的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没有不受到惩处的。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三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但与会代表们大多对文件提出了异议。
会上，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有的会议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倾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不够正确，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有的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还有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等几个********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会议上的多数意见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回到省里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万里回到安徽，在省委会上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十二天，万里在****安徽省委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首先要从思想上转好，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不接受新事物，不解决新问题，四个现代化也就没有希望。”
1979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六，万里派周曰礼率工作组到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社员们听完文件后，都不发言。
周曰礼让大家回忆建国以来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周曰礼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社员们说：“包产到户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讲不许干。”
周曰礼说：“你们觉得包产到户好也可以提。”
社员们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准干’，中央不相信我们嘛。”
周曰礼当天回到省委，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农民的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召开省委常委会，要在省分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省委常委会上，有人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搞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万里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拍板：“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可是没几天，肥西县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
周曰礼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安徽省委在山南的做法，在当时实属惊世骇俗之举。4月的一天，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匆匆来到山南公社。老军人找到党委书记王立恒，动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才过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但是你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实际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立刻停下来！”这位副司令员给********打电话，表示：“包产到户不能干，要收！”
一些农村搞责任制的消息传到安徽省委机关，引发一些议论。有人认为，肥西县就在省会附近，不是偏僻山区，搞承包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会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
尽管是省委正式定的试点，肥西县委有些领导干部仍然想不通。他们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尸骨未寒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讲话，也要到中央去告状。”
第二年春天，凤阳********陈庭元听说了小岗村的“出格”举动，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因为当时的政策毕竟还不允许“包干到户”。
当时，在有限范围内允许尝试的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农作物产量的承包，但包干到户则比包产到户往前走得更远。小岗村的做法，已经不是包产了，而是大包干。
公社领导找到小岗生产队，问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让人把生产队长严俊昌给看住。不几天，严俊昌向公社书记坦白了。据说，公社书记要立即把严俊昌逮起来。严俊昌问公社书记会不会杀头。公社书记到县委去汇报，********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但没说逮人，而是表示让小岗干到秋天，干得好再向上级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
秋天，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要生产队干部带他看看。
那一年小岗村的村民们获得了喜出望外的丰收，农民家里收获的花生和水稻多得没地方存放，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
王郁昭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让他们干三年。
7月，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包产到户。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理直气壮地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部分区、社领导对县委指示采取强硬办法执行，社员则采取不干活、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
在群众的坚决抵制下，肥西县委在8月8日又发出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
县委一位负责人后来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历史地看，当时，维护人民公社、维护大寨的人并非是刻意阻挠社会进步的。二十几年的人民公社，十几年的学大寨运动，都是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人们往往有一种朴素的感情，这种感情影响人们实事求是的看问题，影响人们理解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到“****”，政治问题、政治斗争、路线问题，那是沾不得的，人们谈虎色变。在农业生产体制这个问题上，像万里、周惠那样，能够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实属出类拔萃；敢于担风险坚持真理，更是政治舞台上凤毛麟角的人物。
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汇报安徽的农业。****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