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特色——刘邦早年的家庭状况
在秦末汉初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涌起之前，刘邦不过只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寻常百姓——看惯乡邻白眼，饱受父亲责骂，遭遇寡嫂羞辱……
早年的刘邦，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半点“王气”征兆，他家中的每一件琐事，与今日农村中常见的那些家长里短都别无二样。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却走出了一位开国帝王，这桩开天辟地般的大事，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何等出人之预料！
本章将向读者重点介绍刘邦早年真实的家庭状况、家庭成员结构以及它们对刘邦的人生和事业之影响。
一、家庭结构和是非恩怨
俗语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刘邦成为汉王、汉高帝，那是他中年以后的事情，之前的几十年，他过的不过是普通百姓的日子，与家庭成员之间少不了是非恩怨。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出身的开国帝王，刘邦的家庭结构是怎样的？刘邦到底是刘太公的第几个孩子？刘邦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是否会在日后影响到他对这些家庭成员的提携？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个中情况。
刘邦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考证
笔者作过一个调查，现今的读者，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把刘邦当成是刘家的老三，事实果真如此吗？
翻开《史记》，刘邦有“刘季、沛公、汉王、高祖、高帝”等等称谓，却恰恰找不到今人所喜闻乐见的“刘邦”二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汉高祖的名字原本就叫“刘季”。
“伯、仲、叔、季”乃古代通行的一种序列排行，即“一、二、三、四”之意。刘季即“刘四”，类似于“阿牛”、“阿狗”，是农户子弟最常见的名号。“刘邦”乃是刘季在被项羽封了汉王之后，他自己重新改取的名字。邦者，国也，新名字寓含天下将归于刘氏之愿望，比“刘季”之意深刻得多，也大气得多。
受当代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影响，今人多以为刘邦之上就只有两个哥哥——老大刘伯和老二刘仲，刘邦乃是老三。可是，按照“伯、叔、仲、季”的排行来考，刘邦是老四，他上面应当还有个老三才对。那么，刘家的老三呢？
关于这位刘家老三，《史记》确实没有相关记载，但是，《汉书》里面讲到过。刘邦确实还有个姐姐，他在称帝之后，曾追谥其姐为“宣夫人”。在刘邦驾崩以后的汉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汉初的这位“宣夫人”又被加封为“昭哀后”。由此看来，刘邦的这位皇姐应该就是排行“叔”的刘家老三。也唯其如此，“刘季”之称谓才符合排行的惯例。
由于这位刘家老三的相关情况史书涉及较少，笔者遍查史料，亦未见有关其子嗣的记载，再结合刘邦称帝之后大封宗亲并追封这位皇姐等情况来分析，这位刘家老三很可能过早去世，而且没有传下子嗣，故历代史家未对其投入过多关注，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将其渐渐淡忘。
通过上述讲解，刘邦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已经清晰了然，许多传记作者由于缺乏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加之读史不详，想当然地把刘邦写成“刘家老三”，诸多读者以讹传讹，也就误以为刘邦排行老三，实在大谬！
此外，还有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又凭空把刘邦说成是刘太公最小的儿子，称刘季为“刘幺”，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刘邦除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之外，他还有一个弟弟——刘交，字游。《史记》曾确凿讲过他是“高祖之同母少弟”。
如此看来，汉高祖刘邦应该是兄弟姊妹五人，而不是像一些传记作品及坊间传说的那样，乃兄弟三人。
母亲刘媪
前一章里讲过，刘邦的母亲刘媪，本姓王，名含始。据史料记载，刘邦虽是浪子，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很好，这或许是孩子依恋母亲的一种天性。而其母刘媪，在众多孩子之中，似乎也独独更加偏爱她的季儿。
据唐人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记载，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初，其母刘媪不顾年高多病，一路追随。后来，刘邦的部队与敌军作战，刘媪死在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东北约三十里的小黄城。如此生死相随，可知刘媪对自己季儿的感情之深！结合第一章的分析来看，刘媪之所以如此偏爱她的季儿，也许她心中十分清楚这个孩子乃自己与卢太公之结晶的缘故吧。
刘媪是受兵祸而死还是病死，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查有关史料，刘邦在起义后不久即攻打陈留，时间约在公元前209年至前208年之间。刘邦乃公元前256年出生，起兵之时已年届四十八岁，而他又是刘媪的第四个孩子。据此推算，刘媪此间应当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婆婆了。作为这支起义部队最高统帅的母亲，其保卫措施一定十分严密，不大可能是直接受兵祸而死。但是，这位原本就已风烛残年的老太婆，她跟随着造反的儿子颠沛流离，耳闻着金鼓齐鸣，眼见得血流成河，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媪应当是替儿担忧、惊吓过度而导致患病死亡。
刘邦起义之初，其父亲、兄嫂、妻子和儿女均留在沛丰中阳里的老家，唯独将母亲刘媪和弟弟刘交带在身边，站在刘邦的立场而言，意义自不寻常。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后与对手的交锋中，父亲、兄嫂、妻子和儿女都不能成为对手胁迫刘邦妥协的筹码，唯有母亲才是他的牵挂。所以，从一定程度来看，正是由于母亲的追随，才促使刘邦沿着这条造反之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刘媪死在军中，不消说刘邦万分悲痛，可是，在当时那种戎马倥偬的条件下，他也只能就地安葬母亲，并且，大概是因为当时战场上的敌对状态过于混乱的缘故，刘邦将母亲草草下葬之后，竟然连坟墓的标记都未留下，部队就开拔离去。公元前201年，刘邦在汜水北岸的定陶称帝之后，发布诏令追谥其母刘媪为昭灵夫人。由于找不到刘媪的骨骸，刘邦只好令人在小黄城周围的野地里用梓棺为母亲招魂，并就地建造陵庙，令母亲享受哀荣。
这里顺便说一下，“小黄城”地名正是因为刘邦母亲——昭灵夫人之陵庙而获得的名称，在此之前，这里不过是一块无名的穷乡僻野而已。
父亲
刘邦之母刘媪的情况，史料记载大抵如此。关于其父刘太公，后世中的许多人又都普遍有一种误解——因为太公曾经骂过季儿刘邦是“无赖”，不像他的仲儿那样勤劳能干，会治理产业，故据此认为太公应当是一位本分忠厚的庄稼人。
事实其实不然，尽管时常骂儿子是“无赖”，刘太公自己年轻时却也并非一位良善子弟。《史记正义》这样记述刘太公：“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趵，以此为欢。”
“少年”是什么意思呢？在秦汉时代，凡从事农业生产、安分守己并听从父兄管教的年轻人，都被称为“子弟”；与之对应，那些滋事生非、吃喝游荡的混混则被叫做“少年”。《史记》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少年：在大街上逼迫韩信钻裤裆的那伙混混是“淮阴屠中少年”，张良造反依靠的也是所谓少年……诸如此类胆大妄为、不服父兄管教之徒，都被当时的社会称作少年，而非子弟。
说刘邦之父刘太公早年是个混混，还有佐证：据东汉人所著的《三辅黄图》记载，刘太公早年总爱随身佩带一把长约三尺的刀，刀上依稀刻有铭文。某天，他在街头闲逛，一冶匠看了这把佩刀之后，称若“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刘太公很高兴，就请冶匠将此刀改铸成了一把三尺长剑，名唤“赤雪宝剑”。后来刘邦起义，斩白蛇时用的就是此剑。由此看来，无赖少年刘邦其实是继承了乃父的衣钵，至少也应当是受到其家庭环境影响的缘故。
青年时代的刘太公，行走时常携带武器，并且“屠贩少年”，喜欢和流氓混混交朋友，物以类聚，这位老爷子当年自然不会是什么本分厚道的庄稼人。至于后来刘太公骂儿子“不成器”，一方面可以视为年纪增长后他自己思想观点的一种转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天下为人父者一种常见的伪善。正如许多为人父者，他们冠冕堂皇地教育子女要正经做人，自己背地里却吃喝嫖赌、违法乱纪。这种复杂的人性也正好体现在刘太公身上。
照情理分析，刘太公骂儿子刘邦“无赖”，应该是在刘邦三十岁之前的事情。青少年时代的刘邦整日呼朋唤友，东游西荡，吃喝嫖赌，惹是生非，与勤俭持家的二哥刘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农为本的秦汉时代，这种混混行为无疑备受乡邻的鄙视，也牵连着让刘太公在乡里丢尽颜面。人之常情——面对这么一个不成器的混帐儿子，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父子冲突的场景：刘邦嘻皮笑脸地和父亲顶嘴，刘太公则被气得吹胡子瞪眼，忍无可忍时就指着儿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赖，不成器的东西！什么时候你才能像你二哥刘仲那样，为这个家治点产业？
农民看待问题往往着眼于现实利益，作为一名农村老汉，刘太公的价值观是不难理解的：战国时期，各国政府为了鼓励人民生育，规定富庶人家的儿子长大娶妻后必须分家另过；贫穷人家的儿子如果讨不起老婆，就得去给富户人家做上门女婿。刘太公的家境不错：大儿刘伯、二儿刘仲成家立业后都已分家另过，小儿子刘交还未成年，家里的壮丁就只剩下刘季，他自然成了备受刘太公期望的顶梁柱。谁知这个刘季不仅好吃懒做，不事农业生产，而且颇讲派头，豁达好施，四处撒钱抛物地广交朋友，这让刘太公算起帐来就心疼，想起这个儿子就来气！
刘太公先是一次次地拿刘仲做例子教训刘季，眼见他屡教不改，老爷子便在经济上与儿子划清界线。其实，老爷子活得也不容易，当时大儿子刘伯已经因故去世，虽然老二刘仲时常有些贴补，但一家老小要吃饭，小儿刘交还在读书，老俩口偌大的年纪还得下地干活，一家人紧巴巴地过生活，不与刘季这个败家浪子划清界线怎么能行？
读者需要注意，这里的“划清界线”指的是刘太公在钱财上基本断绝了对刘邦的供给，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不再挥霍，不过，家里的饭应该还是有他吃的，因为不管怎样，这是刘季的家呀。何况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位护犊子的刘媪刘婆婆呢！
虽然可以在家里吃上一碗饭，但多数时候，刘邦宁肯去外边混吃混喝，也不愿意回家受老爷子的窝囊气。这是刘家父子关系最为恶化的一段时期，可以说简直快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在刘邦三十多岁以后，父子关系应该已经缓和下来。这倒不是刘邦改邪归正了，也不是刘太公变得慈悲宽容了，原因在于——刘邦当官了。
《史记·高祖本纪》这样记述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根据笔者推算，刘邦大概是在三十四岁左右当上泗水亭长的。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当了亭长的刘邦依旧吃喝嫖赌，而且是变本加厉，可是，刘老爷子从此却再也不曾骂过儿子。
刘太公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转变？一方面，季儿现在的花销用度已全部来源于吃请和俸禄，与家中无涉；另一方面，虽说“亭长”这个官职小了点，但毕竟是政府官吏。一个普通农户家里冷不丁儿走出这么一位吃皇粮俸禄的人物，这在乡间委实是一件荣耀门楣的光彩之事！刘太公非但不会再骂儿子“无赖”，兴许还会找机会讨好儿子以弥补自己以往的过失。此等趋炎附势的世态人情，在父子之间其实也司空见惯。
面对父亲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刘邦在表面上应当是乐呵呵地敷衍着。上古时代，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是以孝为立身之本。精于世故的刘邦还想混个更好的前程，当然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去做出头的椽子而蒙受世人的指责，于是，自然会极力在老父跟前做出个孝顺的样子。
不过，俗话说得好：好语一句三春暖，恶语一句六月寒。这句话即使用在父子关系上面也同样是真理——对刘邦而言，老爷子往日恶毒的辱骂时时犹在耳畔，父子当初势同水火的情境在他心中何曾一日释怀？以至于坐上皇帝宝座之后，他还对那些不快的往事念念不忘。
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十月，未央宫建成，刘邦令人在大殿摆宴庆贺。宴席上，刘邦向老父亲敬酒，张口说出的祝酒辞却充满揶揄之意：“早年，您老人家常常骂我是个无赖，说我不如二哥会治产业，现在您说说我创下的家业和刘仲相比，谁更大啊？”群臣附和着皇帝哈哈大笑。年逾八旬的刘太公，当着众多刘氏宗亲及满朝文武的面，蒙受儿子这番奚落，我们不难想象他老人家当日心中的尴尬。
这对父子之间的情感隔阂是否源于刘邦的血脉缘故？不得而知。但是，父子之间感情淡漠却是史家公论：明代人张遂曾在其史学著作《千百年眼》中，专辟了一条《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来进行论述，说刘邦称王之后，立太子、封皇后、封兄弟、封儿子、封女婿、封功臣、封宗亲，就连故去多年的母亲、兄长、姐姐都给予了追谥，惟独没有给老父亲一个封号。刘邦称王称帝六年，刘太公却仍然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父子彼此的地位天壤之别，实在令人感慨。
张遂此言不虚，最能反映刘邦父子之情的莫过于那个人尽皆知的“分一杯羹”故事：楚汉相争时期，刘、项于广武山相互对峙，项羽将刘太公捆来，置一口沸油大锅，隔着山谷对刘邦喊：你再不投降，我把你老父给烹煮了！未曾料想刘邦这个无赖的回答竟然是：那好啊，烹了之后你别忘了分我一杯羹！如此言语，可谓无情之至！有后人曾替刘邦辩护，说他这样做只是一种策略。但是，无论如何，父子感情之淡薄由此可窥一斑。
感情虽然淡薄，名份上毕竟还是父子关系。所以，在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之后，他把老父接到京城长安来住。按照当时政府的作息制度，朝官每隔五天休假一日，当朝臣们休假时，皇帝刘邦也就抽空办点私事，只要人在京城，他总会去刘太公的住所给父亲请安。作为皇帝，刘邦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无非是做样子给世人看，为自己博取“孝义”的口碑罢了。
刘老太公究竟只是乡下老汉的见识，还以为是季儿做了皇帝，懂得孝道了。所以，每次刘邦来拜，他都心安理得，受之不却。倒是身边的管家机警——这位管家也许是刘太公从沛丰老家带过来的乡党，清楚刘家的那些陈年往事。几番周遭，他看出了门道，便提醒刘太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当今皇帝虽说是您老的儿子，但也是天下百姓的君主；您老人家虽然是皇帝的父亲，却又是皇帝的臣民！凭什么去叫君主下拜臣民？照这样下去，皇帝的威望在世上就行不通了！”
管家的一番话说得刘太公浑身冒汗，顿然醒悟。待刘邦再次来到太公居住的栎阳宫给老父请安时，满头白发的太公便手执一把扫帚，早早恭立在大门口。见到儿子的车驾到来，忙弯下腰身，一边拿扫帚做着扫地的动作，一边碎步后退，迎接车驾。
刘邦见状，立即做出惊讶的神态，赶紧下车，躬身扶住太公。太公连连推辞，嘴里唠叨着一些大概是管家私下里教给他的话：“皇帝是天下百姓至高无上的君主，您怎么能因为我这个老头子而乱了治理天下的礼法哩！”
众目睽睽之下，太公终于在儿子面前低下了他那颗执拗的家长头颅，用自己的卑恭，偿还了早年从儿子身上所夺取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