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琼-
（一）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演进，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这已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所验证。许多国家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主要是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一国经济发展要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总量，更要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优化，取决于结构转换模式的选择以及演进过程中各要素的协调。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结构的转换显得更为重要。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供给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通货紧缩，其深层原因也是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使供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基础性生产资料基本告别了长期的短缺。20世纪90年代的超高速投资又带动了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造成生产能力和供给的相对过剩，形成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现有的经济结构已无力支撑和促进经济增长，从 1997年至今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呈现放慢态势，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近年提出扩大内需的治理方针，出台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政策力度一旦减弱，投资增速就会下降。而且，我国进入 WTO后，内需不足问题还会加剧。因此，进一步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必须进一步进行结构调整，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内需主要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推动经济持续运行的最终动因。投资是中间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我国，扩大消费需求，可以在短期内消化过剩的产品与生产能力，几年来，我国宏观政策接二连三出台，以期促进消费需求。但是，连续八次降低利率，消费率仍然很低，储蓄率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低消费率在我国有其内生机制。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时期，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正全面铺开，而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造成消费者预期收入不断下降，预期支出不断上升，储蓄倾向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却启而不动。至今，全国居民存款余额已接近8万亿元，而消费物价指数还在反复出现负值。说明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或风险预期较高，造成消费需求不振。
2.我国当前是转型时期的低水平的相对过剩，与西方国家高收入型的内需不足有很大差别。西方国家一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 000美元后，才出现买方市场，我国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时就出现相对过剩。发达国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0%～60%以上，我国消费总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5%，人均消费水平只有362美元，人均日消费不到1美元，相当于美国50年前的水平。我国贫困人口约7 0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5.7%，综合失业人员（隐性失业+显性失业）大约有 1.8 亿～2.6亿，近乎美国全部人口，失业率约25%。因此，我国要启动消费需求，关键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我国低收入人群有两大块，一块是占总人口 70%的 9亿农民；另一块是城镇失业或低收入的贫民。提高9亿农民的收入，不是近期内容易做到的。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1∶5.全社会消费总量的70%是由20%多的城镇居民实现的，而近 80%的农村人口仅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30%。可见农村消费水平相当低。从长远看，这说明农村市场潜力很大。但是，从近期看，占全国人口近 80%的农村人口的低水平消费，严重地制约了全国的消费需求的启动。而且，当前我国农产品出现阶段性过剩，一些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又已接近或高于国际价格，加入 WTO后，将会因为这些农产品进口增加而加剧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再者，就算中国农民收入略有增加，出于经济地位及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储蓄偏好的问题。对于失业人群，目前看还有增加趋势。整体购买力低下，无疑是低消费的重要原因。
3.供给结构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需求从以“吃、穿、用”为主，逐步转向“住、行”为主。当前的许多传统产品供给结构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断层。这在城镇表现尤为突出，人们该买的已买了，一般的消费产品市场已经饱和。有购买力的人找不到消费点，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消费品、投资品和劳务。在供给领域，一方面存在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造成过剩与不足并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收缩和疲软，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又存在“买不到”与“买不起”并存。
在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近期难以有效扩张消费的情况下，人们必然把重点放到投资需求上来。投资作为中间需求，既代表了即期的需求，又反映了未来的供给。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启动器。用相关数据作回归分析，投资率每增加1%，GDP可能增加0.28%，中国改革20 多年来，实际投资增长与 GDP 实际增长相关系数高达79.5%。在我国的高速增长众要素中，投资的贡献率近 60%，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增长。在 1996 年“软着陆”以来，由于市场价格信号不灵，我国在生产过剩到了几乎所有产业都开工不足时，才亮红灯，造成资本转移相当困难，加上投资边际效益低迷，扩大投资需求也成了难题。
（三）投资结构的优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存在着高度相关联系，而且，不同的国家投资结构成长的方向都非常一致。投资结构成长的起点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要求和附加值比较低，如农业，从面向农业的产业部门开始，并依次向着技术要求高，复杂化和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在农业变革的基础上，往往它们都先经历了以纺织、交通运输、煤炭和钢铁部门为主，然后过渡到以机械制造、重化工业、汽车工业部门为主，在发展到以电子工业、家用电器、现代通讯和航空工业等部门为主的投资结构。随着投资结构的不断转换，投资规模和比重也不断增加，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可见投资结构演变不是一个历史的随机现象，而是具有一定阶段性特征和形式的运动过程。从不同的角度看投资结构，有投资的部门结构演变规律，工业结构高度化规律，再生产结构演变规律等，反映了不同的结构变化轨迹。判断投资结构是否合理，衡量结构是否优化，首先是看结构是否符合结构演变规律。
部门投资结构的演变规律显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业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比重，会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产业结构不断转换，不断优化的过程。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产业结构优化已经成为我国增强国力和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我们有必要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存在问题研究入手，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等持续发展问题。在投资结构演变过程中，我国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农业投资比重过早地下降。在解放初期，为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业基地，牺牲农民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前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农业向工业化转移过程。与此同时，在工业内部结构转换过程中亦违背了由以轻工业为中心向着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的工业结构重工业化过程的规律，没有经过轻工业发展就直接进行重工业化。就是说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历史地完成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进行了产业转移。中国的重工业化既没有农业产业化，又没有轻工业化的基础，这就像踩空上楼梯一样，对我国在后期出现的重工业孤军深入，自我循环，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扭曲，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就是因为产业协调关系中欠缺农业这个“母体”性的基础。我国20世纪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出现偏重“消费补偿”的轻型结构倾向，这是对轻工业发展的补偿；到 90 年代的“八五”期间，转型经济又转向“投资拉动”，被称为进入“重工业拉动———轻工业跟进”的发展阶段，这个“再重工业化”其实是对早期缺乏轻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化”的补偿。但是，建国 50 多年来，惟独农业化未得到应有的调整补偿，今天在扩大内需中的“三农”问题以及三大产业协调问题比较棘手，与这结构长期严重扭曲直接相关。
我国在投资结构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存在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升幅过大，而第三产业实际产出比重不合理下降的结构性偏差。
我国三大产业存在的结构性偏差由来已久。但是，目前有明显加深的趋势。对比一般正常值来说是第一产业过高，二产业偏高，三产业过低。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一方面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工业品加工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含量高、加工层次深的产品和装备又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由于绝大多数工业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使工业品价格出现回落，主要是由产业相对生产率的带动和产业制度结构带动引起。
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偏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偏大，新兴的，为生产服务和为提高居民素质服务的产业发育不足。大部分是商贸、餐饮、娱乐、运输服务，而卫生保健，教育培训等服务供给不足。另外，新兴的高附加值的智力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相称。发达的第三产业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第三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能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更需要尽快发展第三产业，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开放程度低，政府介入过深，发展缺乏活力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缺乏扩张空间等。
我国投资结构演变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产业存在结构性转换缺口，即当前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增长点已趋于平缓或衰弱，形成衰退行业，而新的有潜力的能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为各种原因，尚未形成，中间出现“缺口”。亦有说为“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化”是指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经济萎缩的现象，是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空白现象，是一种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出现“结构转化缺口”或“空洞化”是结构升级遇到退出障碍，或由于资金、技术、体制等原因造成的进入困难所致。有说在人均 GDP400～1000美元时，结构变化最活跃，是结构升级关键时候，最容易出现空档、缺口。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