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恭-
怎样认识按要素分配的根据？按要素分配是否因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了价值？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学习和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弄清产权、价值和分配的关系。
（一）产权制度与分配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经过人类历史各种经济形态的实际所验证了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批判过离开生产资料片面讲劳动作用、忽视和否认生产资料所有制重要性的错误观点。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不同要素所有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马克思多次强调：“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以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为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只有人力的生产要素，而资产阶级拥有其他的全部生产要素。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获得在一定期间支配、使用劳动力的权利。在资本家的监督指挥下，劳动力与归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由于全部的生产要素都是资本家买来的，生产过程就成为资本家购买的要素之间的单纯关系，生产出的成果自然全部都归资本家所得。从产权关系看，这种产品的归属关系是完全符合社会规范，公平和合理的。因为，生产品是资本家购买并归他支配、使用的各种要素作用的结果，而资本家在购买这些要素时履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有权的规律已经被遵守。但从价值上看，新产品中不仅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价值，还包含了不费资本家任何代价的新增殖的价值，即劳动者无酬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以往独立劳动者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规律，使资本家能够无偿地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规律转化，基础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说道：“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
谁劳动，谁所得，这本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它却是有条件的。条件就在于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即，只有当劳动者自己拥有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时，他才能独立地进行生产，才能成为劳动产品的主人。马克思一贯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生产劳动的前提，对劳动者占有自己产品具有决定性意义，指出：“如果认为，在一切生产形式中，生产，从而社会，都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上，那就错了。在劳动者把它的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的各种形式中，劳动者的再生产都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因为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不是他的劳动的结果，而是他的劳动的前提。”马克思多次以奴隶和农奴为例，说明在人身生产条件从属于物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场合下，劳动者不可能拥有自己劳动的成果。他还对比了独立小生产者和雇佣工人，揭示了为什么前者能得到他劳动创造的全部产品而后者却不能的本质原因，指出在自耕农的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他还说，独立小生产者“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平均价格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可见，不能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笼统地说“谁劳动谁所有”，更不能颠倒过来，从产品最后归谁所有去推论谁参加了劳动，或者谁参加了价值的创造。
有一家重要报纸的评论员文章，在阐述为什么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时指出，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劳动创造价值，从而社会生产、交换、分配都应建基于劳动之上。马克思以此为切入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由此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不允许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益，那么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过程就会中断，社会生产力更是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讲法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首先，尽管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如上所述，他却不认为各种社会都是根据劳动去分配产品的。在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垄断了劳动的客观条件，无偿地占有或瓜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其次，尽管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前提，但是，仅根据价值由劳动创造（斯密和李嘉图也是这样认为的），还无法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指出：“不管这个价值的各个部分对纺纱业主本人来说怎样分解为有酬劳动无酬劳动，这同商品的价值决定完全没有关系”。马克思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剖析雇佣劳动的特点，揭开等价交换如何转化为对工人无酬劳动的占有，建立起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再次，要从“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引出“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益”，途径只有两个，其一是，加上“劳动、资本或技术都共同创造价值”这个必要的理论中介，但这又是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格格不入，而直接反对剩余价值论的；其二是，如实地承认价值创造与分配不存在必然联系，参与收益不一定靠价值的创造，而是靠一些人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这么一来，要解释资本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根本无需同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扯在一起，马克思关于产权与分配关系的理论早就讲清楚个中原委了。
关于产权和分配的关系，马克思有着非常丰富、全面和系统的理论，上面的引证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本文之所以列举这许多论述，无非想说明当前争议的一些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时就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不难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这些引证并没有过时。因为，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是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总结出来的共同规律，决不会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失效。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尽管从古希腊的奴隶制到资本主义制度，历史经历了几千年，技术、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关系都发生过极大的变化，但分配关系总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基本规律，在这些社会里仍然是真理。直至如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其具体的产权制度，比之几百年前确实有巨大的变化，在分配关系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但是，依靠产权获得一部分利益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依靠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无酬劳动的基本关系，仍然存在。可见，不能借口时代的变迁，否定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对分配的基本决定作用。这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是由这一阶段的产权制度的特点，即多种所有制、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同时并存的状况所决定的。在完全的公有产权制度内部，劳动者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特权取得利益，只能按各人付出的劳动从共同所有的产品分配到应得的份额。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企业中，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彼此不同、数量不等，为了维护所有权，当然只能按要素分配。在兼有公私产权的企业里，只能在不同组成结构下，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总之，尽管分配关系变化巨大，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由产权制度而不是由劳动或价值创造决定的。
（二）按要素分配的实质和分配份额
马克思关于产权与分配的关系的理论为按要素分配提供了充分而深刻的依据，他科学地揭示了，按要素分配的实质是按产权分配，而不是因为各种要素都能创造价值。
在私有制社会里，生产要素归不同的主体所有。由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具有各种排他性的功能。凡要进行生产，只能承认要素的所有权，以付出一定报酬为条件，取得要素所有者的同意，才能使用归他们所有的各种要素，进行生产。例如，资本家要先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才能驱使工人为他们干活。为了取得货币、土地等要素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产业资本家也必须事前取得这些要素所有者的同意，与他们订立契约，并将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让渡给他们作为代价。排他护权、垄断得利、转让分享，就是所有权的一些重要功能。这无论对人力要素或者物质要素的所有者都是一样的。因而，在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必然产生按要素分配的关系。马克思正是这样说明为什么地主有权获得地租的：“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业等等）。”这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得以参加劳动产品分配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为了替自己的剥削行为辩护，惯用的手法就是声称自己的所得是劳动收入或者是执行职能的报酬，而尽量掩盖他们借助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本质关系。马克思在剖析剩余价值的瓜分时，揭穿了这种谎言，指出：“占有别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是这种关系（即资本的所有权关系———引者注），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以利息来说，货币资本家获得利息并不是由于他参加了劳动或有关生产的职能活动，而是由于他是货币的所有者。因为，资本的借贷关系本来就是一种在生产过程之前或与生产过程无关的契约关系，即使是不用于生产、从而不提供任何产品和价值的贷款，借款人也必须付给利息。马克思指出：“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关于这一点，产业资本家最清楚，最有切肤的体会。他们经常以货币资本家不花任何力气就参与瓜分剩余价值而愤愤不平，以至于认为所有权是“无所作为”的，生息资本的代表是“领干薪”的。“利息对他（即职能资本家———引者注）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本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有的经济学家曾经以“无所作为”否认所有制的存在意义，实际上它恰恰反映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其具有的剩余索取权无可回避的作用。而从产业资本家的立场看，所有权仅仅是不付出代价而获得收入的权利，因而被看成是“无所作为”的。正是利息的这种本性，使它成为货币资本的“自然产物”，形成了货币拜物教，以至于利用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也要把自己的利润区分为利息和企业家收入，而且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投入收益比较的实际作用。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收入分配时，也反映了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用拉姆赛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所有权本身提供的纯利润，不管它是提供给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单纯贷出者，还是提供给亲自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所有者。它所以也为后者提供纯利润，并不是因为后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他是货币资本家，他把自有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给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他自己。”
关于土地得地租的分配关系，马克思也同样地是从要素所有权加以解释的。他首先强调，土地或土地所有权不会创造价值，也不会创造出那个转化为地租的价值，地租只是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他说：“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的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有可能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其次，马克思强调所有权在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与货币的借贷一样，土地的租赁也是外在于生产过程的契约关系。单纯的土地所有者并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仅仅依靠他掌握土地所有权，他才能够将“不费它一点气力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土地所有权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家的口袋里转到它自己的口袋里。”在上面引用的论述中，马克思一再地强调，利息和地租的获得是“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不费它一点力气”。因此，它们的取得仅仅是凭借某些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价值的创造是全然无关的。
既然按要素分配的实质只是按所有权而不是根据生产中的实际作用分配，那么分配的份额及其比例应如何确定呢？
由于能够用于分配的只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必须也只能在已被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价值决定和价值数量是物质前提，是分配的最高界限。在新增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劳动者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分配比例，受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关系的制约，归根到底要受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但是，在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资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分配关系。社会上新增价值归劳动者部分的确定是通过交换过程，即劳动力的买卖进行的，因而必然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工资首先受劳动力价值，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决定，其次，它还受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劳动者之间、资本家之间和劳资之间三种竞争关系的制约。由于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格”，它根本不以劳动的贡献为根据（否则，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就要全部归工人所得，剩余价值就不能存在了）。而且，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劳动力的价格经常被挤压在其价值之下。其背离幅度如何，也是由市场，而不是由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的。
至于剩余价值部分，它们的分配的比例和份额也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首先，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生产价格究竟是高于、等于或者低于价值，影响着全部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不同程度地转移到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至于实际转移的数量多少，不取决于不同部门的要素自身或要素的所有权，也无法根据要素的“贡献”，而只能取决于市场状况。马克思甚至说它“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研能力。”其次，在一个部门内部，不同资产阶级集团对剩余价值的瓜分，也不是按照要素的“贡献”由要素所有者决定的。它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市场状况和竞争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息率不但要受景气周期、货币供求情况的调节，还要受借贷双方的经济实力和竞争状态的影响，根本不存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什么“自然利息率”。因此，如上所述，连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不把利息说成是货币或货币资本家的贡献。对于地租所体现的分配关系也是一样的。“虽然土地所有权能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市场价格将在多大程度上高于生产价格，接近于价值，……都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而取决于一般的市场状况。”“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其他因素的作用在加强，而土地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但地租的数量却呈上升的趋势。这些理论分析和经济实际都说明了，物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得的剩余价值份额，不是也不可能由他们的要素的“贡献”决定。
关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份额，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派也一样地从市场关系加以界定和解释。正是因为各种要素所得的份额都要受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他们通常都以要素价格去说明收益和收入的分配，如说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价格”，地租则成为购买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些提法虽然都歪曲了真正的经济关系，却表明了，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许多人也不将分配份额归之于要素的贡献。
因此，从分配关系的实质看，不同要素所有者所得的份额不是由要素的贡献大小决定的。何况，不同的要素发挥的作用不同，它们的贡献根本无法衡量比较，在技术上就缺乏实施的可能。试问有谁能算出土地、资金、机器设备各自的贡献是多少，在技术迅速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贡献大小的关系又发生哪些变化。当今世界，现代科技、IP技术人才被公认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各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工资被大量削减，甚至大量失业的，往往是这些领域的精英群体。这究竟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还是贡献力大小引起的呢？
（三）不能用庸俗的分配价值论冒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产权和交换、分配过程不能创造价值，而只能把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转移给相关的所有者，成为他们的收入。马克思说过：“人们已经忘记：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至于这个商品价值分成各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成为各种收入形式，转化为不同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对这些个别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关系，并按一定的范畴和名义在这些所有者之间分配，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价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规律本身。”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产权和交换、分配导致的价值转移和却形成一些假象，扰乱对价值真正源泉的探索。例如：企业的个别价值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社会价值，使一些生产条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创造的个别价值，转移到生产条件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使用较先进设备或利用了被垄断的自然力（如瀑布）的企业主，把他们所得的超额价值当成是先进设备或自然力创造的，造成了机器设备等也创造价值的假象，并以此否定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正确理论。不同部门的个别利润率通过部门间竞争出现利润率的平均化，一些部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另外一些部门，使同量的资本都能够得到同量的利润。这就切断了工人劳动与剩余价值的真正关系，造成资本能够产生利润的假象，形成资本具有自行增殖的超自然属性的资本拜物教。特别是，仅仅作为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利息，本来与生产过程是完全无关的，但它的存在却使货币的所有者坐收生产者的一部分贡赋，进一步将资本拜物教推到“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资本俨然成为能够自己产出金蛋的神秘力量，利息与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联系就被消除得无影无踪了。至于农业和采矿等部门，产品成为土地、矿藏和劳动共同结成的果实，土地等自然力便成为地租的直接源泉。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土地也能够使它的主人不费任何气力就得到地租，从而使不是劳动生产物的土地也有了价格；虽然土地价格无非就是资本化的地租，但它的出现，使得地租又取得“土地投资利息”的假象，成为资本的天然产物。以上这种种表面现象，都切断了各种收入同它们的真正源泉的联系，掩盖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瓜分全社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实质。于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关系决定的不同收入就被当成物自身带来的，是商品、货币、生产资料等无性灵的物发挥作用的自然结果。“这就是说，商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首先会在各种收入上取得独立的形式，并且作为这样的收入，它们不是把商品的价值作为自己的源泉，而是把各个特别的物质要素作为自己的源泉。”正是这些把各种收入当成价值源泉的肤浅观念在作祟，出现了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的庸俗价值理论。
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由分配形成的收入颠倒为价值的真正源泉，把收入形式等同于价值决定，他们的价值论实质上是一种分配价值论。即使像亚当·斯密这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也因为无法摆脱资本主义表面经济现象造成的错误观念，在他正确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将收入说成是价值的源泉，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这种双重价值论是互相矛盾的，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前进途中，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状态。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巩固及其与无产阶级对立程度的加强，古典经济学探求价值关系变化规律的科学性逐步让位于为剥削辩护的庸俗性，最终导致自身的瓦解。
资产阶级的分配价值论也是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用三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一是把所有部门一年内的增加值相加的“生产法”；二是把整个国民经济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出相加，再扣除进口总额的“支出法”，三是把各种收入、间接税和固定资产折旧相加的“收入法”。由于“生产法”计算比较困难，多数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显然，这后两种方法就是把收入及其使用等同于价值的创造，所遵循的完全是分配价值论的基本思想。为了同国际接轨，我国目前也采用了这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本来，正如对外开放仍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一样，统计指标和计算方法与西方接轨，只是为了便于国际联系，并不要求我们在经济学指导思想上也同西方国家相一致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遗憾的是有些人忽视了这个重要原则，在引进西方的某些方法时，把他们的理论基础也全盘接收过来了。一位在统计学上很有造诣，在引进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法上做了大量工作的经济学家，在回答一所大学或一个士兵创造了多少价值的问题时，毫不思索地认为前者等于教育部的拨款，后者等于他的军饷。这种答案同地租等于土地“创造”的价值一样，都是典型的分配价值论的观点。秉承了这种指导思想，他之所以极力主张机器设备也创造价值，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今天在我国四处宣传的要素价值论，是2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分配价值论的翻版，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以它冒充、偷换劳动价值论，是理论上的大倒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主要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活劳动范围是否扩大，其组成有何变动，劳动形态有哪些不同，在它们的影响下价值决定出现哪些变化，而不能在活劳动以外去发现新的决定价值的因素，将物化劳动塞进创造价值的劳动之中，搞乱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内涵，因而使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失去科学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不是决定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直接理论依据，但是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科学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无可替代的前提。离开劳动价值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原理就失去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理论家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首先的攻击对象，先后进行了100多年的口诛笔伐。当他们正面的进攻不能奏效时，就用篡改的手法，或者抽掉本质的、核心的因素，或者塞进错误的东西，搞乱正确理论的含义，混淆视听。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发展就无法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不坚持不仅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会在发展的幌子下，断送马克思主义。必须弄清哪些是适用于各个时期的基本的理论，必须坚持；哪些是只适用于特定条件的理论，它们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失效。不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以为一谈到理论创新，连基本理论也可以放弃，是片面和危险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