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纳兰容若《画堂春》
潘玉良（1895—1977年）：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14岁被舅舅卖给了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
热爱绘画，后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5年赴法国留学，后赴意大利学习雕塑。
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奖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对命运不服输，努力争取，从青楼雏妓，到海关监督小妾，再到美院学生，最后成为闻名世界的女画家，让人感叹其命运之传奇，也佩服其画魂精神。
彩笔陡然生风波
1936年的一天，阳光照在博物馆的大门，灿烂而明媚，仿佛是寓意着新的一天的开始，新的希望的到来。然而当打开画展的大门之时，眼前的景象不禁令人惊呆了。
画展一片狼藉，其中许多幅画被毁坏，有的画则已经被偷走。那幅寓意着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人力壮士》不仅被人用刀恶意划破，更是有人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居然写着的是“这是妓女对嫖客的歌颂”。还有那幅自己珍视的《大忠桥》也不知去向。
看着眼前的惨状，她愣愣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脑海中一片空白，上海容不下自己，南京也容不下自己了吗？天下之大，难道没有可以容身的小小之地？
那么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曾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堪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个社会可以完完整整地接受自己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纵使自己可以用绚烂的油彩在画布上肆意涂抹，纵使自己付出再多的努力，也都是徒劳。那缤纷的色彩涂抹不掉曾经的身世，国际画家的奖章更改不了所有人对自己的看法。
难道人的一生只能带着第一个被大众打上的烙印活一辈子？难道一点点的温暖都不肯留给自己？
老师和校长的认可，国际同行的赞赏，原来都抵不过那流言蜚语，抵不过那曾经硬生生打贴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标签。
当初之所以那么钟情绘画，那么偏爱描绘自己的身体，将她刻画得完美而纯粹，线条流畅，色彩明丽，是因为这完美的作品能让自己有画下去的动力，有让自己不断努力去获得大众认可的决心。
然而，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告诉自己，一切不过是自己的空想罢了。
这次画展已经是自己在国内举办的第五次个人画展了，那幅《人力壮士》，只是画的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裸体男子，用他强健有力的双臂努力搬开一块巨大的石头，而让下面楚楚可怜的小花能绽放出笑颜来。
画这幅画的时候，日本人已占领了东北三省。自己擅长人物画，并且之前已经在意大利受过专业的雕塑训练，故而创作这样一幅作品，算是自己得心应手之作。而这幅画更是为了彰显中华民族是顽强的民族，国人众志成城抗击日本侵略者，这画中的巨石象征着残忍的日本侵略者，而这男子搬开巨石则是象征着解放正在遭受蹂躏的中华民族。
这幅画不仅自己非常满意，对自己一直以来都有着伯乐之恩的校长刘海粟都觉得这幅画中壮士肌肉的线条画得特别有力。
这样明显的寓意居然会被人如此曲解，真真是让人心痛到说不出话来。
而那幅《大忠桥》则是画的南京城里秦淮河畔的一座为了纪念黄道周而建的桥。黄道周是明末的儒学大师，在明末之时率众抵抗清军，在大忠桥牺牲。
这样的两幅画，开展以来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教育部长当时非常喜欢《人力壮士》，一定要买下这幅画。自己一开始本是打算保存这画的，然而部长的面子不可驳回，只好接受了部长的1000块订金，说好是画展结束后才把这幅画送过去。
然而在付完订金的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有人嫉妒，还是人们看自己的眼光永远都是戴了有色眼镜的？
不明白，也想不通。眼前还有什么法子，去找赞化商量？还是另谋他法？
远渡重洋又一波
自己还来不及从悲痛中缓过劲儿来，每日只能是假装淡定如常的样子给学生上课。可课才上到一半，赞化便一个电话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令人害怕的消息——大太太来了。
电话中明显感觉到赞化的口吻不太正常，于是下课后急急赶回家中。一进家门，一股压抑的气氛迎面而来，黑云压城，让自己心中不禁又是一番忐忑。
她刚走到家门口，便听到大太太在里面声音尖锐地说：“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给大太太下跪请安。”
“唉。”那个给了自己新的希望新的生命的男人夹在两个人之间，无可奈何。
不忍见他为难，于是自己只能是“砰”地一声跪下给大太太请安，完成这么个仪式。
本以为自己对命运“争”了那么多年，总会留下些许安慰，到头来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这么多年为绘画而付出的努力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一场玩笑，这么多年所期盼的合家欢乐不过是一纸空谈，念及此，她不由得苦涩地咧咧嘴角，无限哀婉地笑了笑。
眼下的路该怎么走呢？
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做决定的时候。那时自己才十来岁，无处依托，不止一次想过要自杀。然而，终究还是活下去的意志战胜了心中绝望的念头。于是开始寻觅，寻觅一个可以将自己带出火坑的人。
天地苍茫，竟无一处安身之地。而到了现在，人生竟然像个圆圈，兜兜转转，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难道真的是争不过命吗？
不甘心，也不想这样放弃。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听校长讲，身为女子，更应多出外走走，增长自己的见识，开阔自己的眼界。当自己的境界提升之后，才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准确的定位和认识。在这个正在转变的社会下，女性在慢慢地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中间必然还要经受很多的挫折。自己要勇于去面对。
就像自己在法国学习时看过的一个小说家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的结局：
至情，爱国的神圣的至情，
你来领导支持我们的复仇之手，
自由，我们十分宝贵的自由，
你带着你的防护者来战斗！
自己不要有羊脂球那样的命运，既然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自己，那么就去外面增加自己的见识，让自己真正独立起来吧。
正巧这时法国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也将举办潘玉良的画展，一封邀请函，是她离开这个在自己孜孜追求的艺术上受挫、在家庭中受到压制的地方的最好契机。
1937年，潘玉良离开了中国。这一走，便是四十年，直到死，她也未能回来，即使她心心念念着这个国家，以及国家的人。
开始是不敢，后来是不能。这让她感恩、让她流泪的祖国给了她太多牵系，然而却回不去了。
慧眼识君随君行
潘玉良出生于扬州，原名陈秀清，父亲早丧，姐姐在她两岁的时候也死了。然而等到八岁，和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撒手人寰。无奈，孤苦伶仃的她便被舅舅收养了。
都说扬州出美人，潘玉良却相貌平平。她先是在舅舅家平静地待了六年，然而舅舅估摸着是觉得她不能嫁入大富大贵人家，不能帮自己赚来一份财富。在她十六七岁时，由于欠了赌债，便如同那《红楼梦》中所写的巧姐儿命运的曲子“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1），被泯灭人性的舅舅偷偷哄着卖入了安徽芜湖的妓院，当了雏妓。
妓院的姑娘都是要有花名的，她便有了个新名字“张玉良”。纵使万般不愿意，她终究还是当了院子里的清倌人（2），死活不愿接客。
妓院的老鸨子毒打她，让她干重活儿。她想过逃，想过死，然而活下去的信念却超越了一切。她在等待着一个时机，可以永远跳出这个火坑，可以让自己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幸运的是，她等到了。
十七岁那年，老鸨安排她接待新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外来上任的一个父母官而已。强龙还压不住地头蛇呢，那龙蛇混杂的芜湖又怎会怕这么个长官？
然而潘赞化的身世特殊，他年轻时参加过同盟会，是追随过孙中山闹过革命的。此后又参军搞革命，追随蔡锷将军一起参加过护国运动，并做了旅长。此后又告别了军旅生涯，开始从政，这才到芜湖做了海关监督。
老鸨和商会会长勾结，安排张玉良接待潘赞化是有预谋的，一方面张玉良如若不从，那么她在火坑的日子只会增不会少；而如果潘赞化喜欢上张玉良，那么势必会常来找张玉良，而商会会长等人便可以趁机以潘赞化狎妓来要挟他给其过关的方便。
张玉良见潘赞化身材伟岸，但举止言谈温文尔雅，不禁下决心赌一把，向潘赞化吐露实情，请求潘赞化救自己脱离这个火坑。
张玉良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这样一个人，竟真的扭转了自己的一生。自己毕生的光芒都因他而带来。唐传奇中红拂慧眼识珠，夜奔李靖，然后夫妻辅佐大唐创下赫赫战功。而张玉良逢着了潘赞化，宛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向着他飞奔而去，而此后不是她帮助了他辅佐了他，而是他给她带来了万丈的荣光。
她一生的灿烂都因为这个人而照亮。《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说：“我的梦中情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穿着金甲圣衣、踏着五彩祥云而来娶我。”眼前这个人，眼神温和，举止让人信任，说不定他就是救自己离开这里的良人。
当时妓院有为院中姑娘成亲的习俗，模拟真正娶亲的模样，为姑娘结一门亲。如若这位相公足够有权有钱有势，那么这姑娘就像是养着的一个外宅而已，有些类似于日本近代兴起的艺妓和她们的“水杨相公”。
潘赞化在这里“娶”了张玉良，仅仅是保证她不被其他人糟蹋而已，并非长久之计。
过了些许日子，潘赞化对张玉良道：“不如我把你赎出来，送你回老家扬州做个自由人。”
张玉良泪如雨下，祈求道：“大人，你救得了我一时，救不了我一世啊。我如若回了扬州，孤苦伶仃，迟早是会被人卖入另一个火坑。大人如若留下我，哪怕是做一个佣人也可以。我愿意终身侍奉大人，并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潘。”
潘赞化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女子，心中涌起些许同情之意，救人救到底，只能将张玉良带走，收做二房了。
到了上海，潘赞化为张玉良安排了住所，时不时教她读书写字，让她多看书学习知识，以此打发时间。
天资聪颖执画笔
其实潘赞化之所以犹豫要不要收张玉良为小妾完全是因为道德因素作祟。
一方面，他不能休弃乡下的原配夫人，诚如鲁迅纵使再怎么不喜欢朱安，还是不能将其休弃，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发泄说“母亲娶了媳妇”（3）。此外，潘赞化的原配不愿潘赞化纳一个妓女为妾，直到潘玉良去世大太太都没有接纳她。
另一方面，潘赞化人生阅历丰富，跟陈独秀一起办过报，情意交好，受过“五四思潮”影响，因此让他纳妾有悖于五四精神，也有悖于自己坚持的理想。
然而如若自己就这样舍弃张玉良一个人离开，无异于将张玉良彻底推入火坑，因而在这种道德悖论下，他选择了纳了张玉良。
本以为是英雄救美人，好一段青楼佳话。然而，其实张玉良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容貌略略有些瑕疵。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救她本来就不是因为她美貌，只是因为一时的仁善之心。他走过那么多的路，看过那么多的风景，见过那么多的女子，如何会这样轻易为一个相貌平凡，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是身体还未发育完全的小女子停留？
只不过是她的不幸、她的苦苦哀求、她对命运的绝不屈服，让他生了保护之心。南征北战，他读过书，参加过战争，办过报，投身了政界，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女子，用她最本真对生存最大的渴望让他有了一种想守护下去的冲动。
可以想见，在当时，这种感情无关爱情。不过，在那么一个时刻，对于张玉良而言，是不是爱情有什么关系？这一辈子就这样静静地守候在他身边，为奴为婢都心甘情愿。
于是，潘赞化和张玉良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渔阳，也就是当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地方。潘赞化在乡下是有一位原配夫人的，而此时张玉良在他身边是以小妾的身份，对外潘赞化的诸位朋友倒是称张玉良为“潘夫人”。
潘赞化一方面要养乡下的原配夫人，同时又要养活在身边的张玉良，常常是奔波在外。
张玉良在家中闲得无聊，正巧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个叫做洪野先生的教授，和他们做了邻居。洪野先生在家里作画的时候，张玉良在自己家中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的一笔一画。
慢慢地张玉良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便天天趴在窗口看洪野先生画画，看着看着自己也开始涂涂抹抹起来。
人一生有很多次机遇，关键是你要在正好的那个点遇上，并正好利用。这样偶然性的机遇每一次也许都是对你人生的一次改变。
张玉良闲来涂鸦，正巧一次陈独秀到潘赞化家中作客发现了张玉良的涂鸦，表示赞赏，认为张玉良有绘画天赋，便极力怂恿潘赞化送张玉良出去学画。
潘赞化便将张玉良送到洪野先生处学画画。张玉良学习刻苦，加上她自己又有绘画天赋，进步很快，洪野先生非常喜欢和重视这名女弟子。
张玉良学画如此用心，进步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她自身观察用功，更有着绘画天赋，另一层面则是因为是潘赞化送她去学画，她不想额外增添潘赞化的负担，无论是舆论上还是心理上。她迫切想证明自己，想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划清界限，希望凭借一技之长成为潘赞化可以欣赏的人。
泼墨写意扬画名
春去秋来，转眼间张玉良已在洪野先生处学画一年有余。此时正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招生之际，陈独秀和当时创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刘海粟都很欣赏张玉良的才华，便鼓励张玉良去考美术专科学校，潘赞化也同意了。
怀着小心和憧憬的张玉良就这样去参加考试了，也顺利考上了，不过录取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当时教导主任没有录取张玉良，因为教导主任说此前学校因为模特的事情就已经饱受非议，如今再录取一名青楼女子，对学校的声誉不大好。
校长刘海粟当时就怒了，马上拿起一支毛笔，提笔在发榜名单上写上了潘玉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玉良便开始正式用潘玉良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也预示着她那段曾经不想去回忆的过往已经结束了，从今开始便是她的新生。
面临着幸运女神的垂青和眷顾，潘玉良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继续学画，更何况绘画是她所钟爱的。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潘玉良开始接触人体素描，也开始学作人体画。刘海粟的观念先进而开放，一开始便坚持在学校内引进裸模绘画。
然而，这一模特事件，也就是前文中教导主任不肯录取潘玉良的原因之一，导致学校受到社会多方面的攻击，乃至面临着被关闭的危险。
因此，学校里学画人体画是不可能了。而对艺术有着不懈追求的潘玉良不肯轻易放弃，始终在想着如何进行创作。
当时她去公共澡堂，发现大家都是混在一块儿洗澡的。当然，在澡堂里老是盯着别人的裸体看难免会被人非议，再者如若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更是会对她多加指责，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法。因此，在潘赞化不在家中时，她便对着家中巨大的穿衣镜，对着自己的身体进行临摹。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她展出了她的所有作品，其中就有大量的人体绘画。
我们在她的遗作中也可以发现，她的画作中裸体绘画数量非常多。这恐怕是和她当初的经历有关，在妓院中看惯了嫖客虐待青楼女子，把青楼女子的身体和性命看得比纸还低贱，让她觉得，这样的身体仿佛是肮脏的、可耻的。然而学习到知识和画画后，她开始意识到人的身体是美的，是值得赞扬的，并没有贵贱的区别。此刻的潘玉良对人体的领悟，恐怕和莎翁在文艺复兴时借哈姆雷特之口道出的对人类的赞颂类似：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然而，这种觉悟在当时看来太过先进，普罗大众还不能接受。
受过欧式教育的校长刘海粟意识到了潘玉良在绘画方面的可造之处，也意识到如若再让她待在国内，无疑是扼杀她的绘画才能，甚至是给她的人身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因此，刘海粟便对潘玉良和潘赞化说，如若潘玉良能去欧洲留学，可能会对她的绘画功力更有帮助。
潘赞化在这一时刻，再一次将潘玉良的人生质点推向了高处，他向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
在1921年，潘玉良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往巴黎追寻艺术之梦的旅程，当时一起的还有徐悲鸿等人。而这个官费留学的名额，其实大部分的钱都是潘赞化个人掏腰包的。
这次的离开，对于潘玉良来说，对潘赞化不是不感激的，她想留在他身边，只是这个时候，她开始觉得她可以变得独立起来，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东西，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了。
在巴黎，她进一步学习了油画。20世纪初的法国，正是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主义”，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还有之前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等各种绘画流派并生的时代。
此外，她还去了意大利，成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第一人。她在那里学习雕塑，更深层次地巩固自己的绘画功底。就像达芬奇的做法一样，达芬奇为了能画好人体绘画，曾自己亲自动手解剖了十几具尸体，了解肌肉和筋脉构造。
博采众家之后，她曾提出“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由此观之，她的美学主张是中西合璧，古为今用。
她的作品兼具女性的细腻笔触和男性的有力线条，因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在评论她的作品时说：
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予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有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
1927年，她的习作油画《裸体》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奖，并获得了五千里拉（意大利币），这次获奖一举奠定了潘玉良在国际画坛的地位。
天地浩茫无处容
正当她在国际画坛一帆风顺之际，在海外见到了曾经有着知遇之恩的老校长刘海粟，刘海粟对她所取得的成就甚感欣慰，当即写下一纸聘书，聘请她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面对老校长的盛情邀请，潘玉良欢欢喜喜地带着自己的成绩回到了国内，结束了多年来在欧洲的漂泊之旅，回到了她曾经离开的地方。
刚开始回国时，上海美专很多老师去码头接她，包括她曾经的启蒙先生洪野先生等。起初她还是老师，到后来由于绘画水平高超，她被聘为西画系的主任，当时欣赏她与她交好的老师们还为她举办了在国内的第一次画展，画展名为《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画展》。此刻的潘玉良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觉得在国外那么多年没有白白吃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渐渐地便兴起各种风声，说潘玉良不过是一个妓女一个小妾，怎么可能画出这么好的画。更有人信誓旦旦地造谣说这些画都是洪野先生所画，因为潘玉良每个月都给洪野先生一定数额的钱。
这是被伪造过了的实情，因为当时洪野先生得了肺病，而他的孩子又一直没有工作，所以潘玉良每月把自己的工资拿出一半，准时送到洪野先生家中，算是对恩师的报答。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潘玉良没有去过多地纠缠。作家当年明月曾说过，当初面临着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之时，马未都对他说：“你还年轻，成名太早，也成名太盛，难免会受到别人的怀疑和指摘。你所需要做的只能是忍耐和坚持。”
此时的潘玉良便是如此，她只能坚持画自己的画，用事实说话。她伴随着这些风言风语，在上海举办了四次画展。
然而，等到她举办第四次画展之时，在展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有个记者居然站起来，十分刻薄地向她提问：“潘女士，这些画据说都是别人画的，你每个月会给那个人钱。”
当时全场安静，有等着看她笑话的，有为她担心的，有等她解释的。潘玉良听到这话，一句话未讲，只是自信而又淡淡地笑了一下，走到一个临摹她的画的学生跟前，借过他的画板和颜料，当着众人的面，对着展厅里的玻璃窗，画着自己的自画像。不多时，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便当场完成。
自此，自然不会再有人怀疑她的画功问题。然而，如若一个人的清白要被人逼得在大众的聚焦灯下进行剖析证明，那是何等的屈辱？
这只是当时潘玉良所受到的屈辱的冰山一角。在学校里，慢慢地也开始有人对她心生不满。
她升做了西画系主任之后，在一次开会时本是很礼貌地征询：“前辈们还有什么意见？”便有人开始说着不着调的话：“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不中用了，现在还是人家从外面回来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人才是真厉害啊。”
这些话，明着暗着冲着自己而来，未经挑明，又不能彻底翻脸，潘玉良只能是一口怨气忍在心头。然而没想到有次竟直接有人站出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儿当个官，也怨不得我们学校叫‘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
这话一语双关，既是讥讽她，更是故意戳破她那痛苦的过去。潘玉良顿时愣了，一句话也没说，直接就冲上去，一记耳光甩过去。但也因为如此，她算是和上海美专决裂了。
这次事件之后，她开始思索处理方法。上海美专是彻底回不去了，她修书一封给当时还在威尼斯的刘海粟，表示自己已辞职。同时，她还寄信给当时主持上海美专工作的王济远先生，算是告别。第三封，则是给了她曾在法国的学兄，当时在中央大学主持工作的徐悲鸿，答应到中央大学来全职应聘。
当初因为刘校长对她有知遇之恩，而徐悲鸿又是她在外留学的学兄，而偏偏刘、徐两人交恶，她两边又都抹不开面子，只能在两个学校同时任职。而现在，她已经彻底和上海美专决裂，那么只能是去南京投奔徐悲鸿，继续她的艺术事业。
表面上看来她去南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潘赞化又在南京政府的实业部工作。然而，到了南京之后，事实远非她所想象的那样。因而，才发生了我们开头所讲到的画展之殇和家庭之痛。至此，潘玉良只能远走异国他乡，再也未能回来。
现世安稳不能得
人们常常说潘玉良好命，如若不是潘赞化，恐怕她便要在那个见不到光的地方悲惨地度过一生了。而遇上了潘赞化，从而她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人与人的命运是不能比较的，那些表面上闪闪发光的事迹并不能完全代表那璀璨华丽背后的辛酸与无奈。诚如潘玉良，她跳出了那个火坑，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世所公认的大画家。
她追求着心中的理想，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艺术梦，不断用画笔将自己的人生涂抹得愈发瑰丽。
丹青为心，画笔为意，一开始便知道，在那个人心中，对自己有的只是怜爱之心，因此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他看到他在自己身上付出的并不是浪费。
然而，等到功成名就之时，却是故人心已远。
想当初，他是她的天，是她的地，他不仅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更是给了她一个新的生命。
她对他的感激不知该用什么来表达，只能是拼命地画下去，努力地画下去。
当我们翻看潘玉良的年表时便会发现，在她出国前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或许是因为她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的缘故。然而，即使是在外读书，也不至和潘赞化之间连一封书信都没有吧。
等到后来1984年她的遗作包括她的所有书信被运回国时，我们才可以发现在那段时间里，她做了一个多么重大或者对她自己而言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她以潘赞化的名义给乡下的大太太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我想你了，想接你来上海住。大太太接到这封信自然很是开心，开心地来到了潘赞化身边。
潘玉良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想和大太太和解；另一方面，可能是她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潘玉良和潘赞化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却未曾怀孕，或许是她已没有了生育能力，她想和大太太和好，也想给潘赞化留下一个孩子来报答他，便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希望潘赞化可以拥有一个孩子。
果然，当大太太和潘赞化生活在一起后，终于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潘牟。
潘玉良非常希望能把潘牟接到南京读书，通过抚养和教育大太太的儿子，来换得家庭的整体和谐。
毕竟，自始至终，大太太就从未接受过她。当她第一次回国后，曾提出去安徽见大太太，然而潘赞化却始终没有完成她的愿望，可见大太太对她是一直抱着不小的成见的。
然而，值得高兴的是，潘玉良还是把潘牟接到了身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送他去读书。潘牟和潘玉良潘赞化一起生活了长达八九年，可见她是真心疼爱这个孩子。
她的作品中有这样一幅画，画中潘赞化戎马装束，她旁边站了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而她自己则是面对着镜子，坐在镜子前。这幅画题名为《我的家》。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在她心中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潘玉良内心深处对传统家庭的热切渴望。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事业和大太太的压力，最终潘玉良再次远走他乡。
异国漂泊四十年
在号称“浪漫之都”的法国巴黎，潘玉良却成为有名的“三不”女人。她不恋爱，不入外国籍，不签约画廊。她的这份骨子里的倔强倒是颇似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
不恋爱是因为她心中有着对潘赞化的思念和感激。曾经沧海难为水，在那孤独的异乡，她却选择独身四十年。如若不是因为曾经的刻骨铭心，谁又能轻易做到？
不入外国籍是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在盼望着回来。她的一生都在为跨越而努力，而离开。只是这次她是真的不愿离开，却不得不离开，她一直盼望着有回来的那一天。即使是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她还是盼望着他可以写信请她回来。
她放不下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她希望逼走她的那些人中可以有人请她回来。然而，她等到了校长刘海粟的信函，等到了她的学生、后来的外交大使黄镇先生的信函，却一直没有等到她最想等到的那个人请她回来的消息。
她放不下他，又怕他拒绝自己，只能是孤独地在法国驻扎，只能把所有的爱意全部都浓缩进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中，坚持着她的绘画事业。
他或许想过让她回来，然而，天时不对，地利不对，连彼此的心境也都发生了改变，他该如何开口？
其实，从一开始救她出火坑，他并未对她产生爱情。然而爱情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不知不觉悄悄地萌芽，等到她离开，他才明白她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只是，自己从来都是听从她的意见，既然她选择离开，那么这么多的伤害对她而言恐怕是她不愿再面对的，那么就放手让她离开好了。
相念而不想见，这样反而最好。
因为彼此太过在乎，太怕伤害对方，竟然是这样相隔一方，终身未能再见。
开始是不愿回来，没想到后来是不能回来。当她的画作再一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之际，她已准备回来，然而这时却看到了这样一份报纸，说中国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反右斗争，还点名批评刘海粟是大****。
潘玉良在法国生活多年，一来她不明白什么叫做****，二来她意识到这对于刘校长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便写信询问潘赞化。
而潘赞化回信告诉她****就是敌人，并且还说刘海粟是****，所以刘海粟就是敌人。甚至还在下面补充说潘牟现在也是个****，所以潘牟也是敌人。接着潘赞化便很含蓄地告诉她，你现在是一个老太太了，如果长途跋涉的话会很辛苦，况且现在天气冷了，你就暂时不要回国了。
潘玉良那么聪明，怎么会看不出潘赞化在信中对她的暗示。不是天气冷了，是天冷了，她回来不是时候，所以千万别回来。
心心念念想回去，现在却回不去了。1959年，巴黎市长为她颁发了“多尔烈奖”，同时宣布，她的一尊张大千塑像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这是这个艺术馆首次收藏东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可见这一荣誉的重要性。潘玉良非常开心，因此当天就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潘赞化，照片上写着“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然而，她并不知道潘赞化没有等到她的这句“赞化兄”，已经在当年去世了。1960年她才知晓潘赞化去世的消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不再提回国的事情。
她在法国的不入画廊原则在所有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不和画廊签约就意味着没有固定的收入。要画作能够拍卖的画家一定要进入画廊，而那时候潘玉良作为一个女子却有这样的勇气，坚持不入画廊。
另一方面，她生活并不富裕，她的收入远远不够她的开销，她在巴黎并不是住在那充满着浪漫气息的市中心，而是城郊的一座小阁楼中。
但她为了自己的艺术能够独立，为了坚守她人格上的独立，坚持不入画廊。这份勇气，不知让多少人佩服。
魂兮归来人不在
正当她生活困难之际，有一个人始终在她身边照顾她，不离不弃，这便是王守义。
有人说王守义是她的情人，也有人说王守义仰慕她而两人却未在一起，只是保持着姐弟般的感情。
如若让我来说，我愿意选择相信后者，并非出于爱情纯洁性的理由，只是我觉得王守义能够守护在潘玉良身边，直到她死，并致力去完成她的三份遗嘱，可见他对她是守信重义，且惺惺相惜。
王守义在出国前结过婚生过孩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开了一家中餐厅，潘玉良第二次来法国时生活窘困，王守义给了她不小的帮助，这样两人才开始熟悉亲密起来。
王守义对潘玉良有爱情，对这样一个独在异乡的女人充满了爱惜之情，然而潘玉良却是出名的不恋爱主义。对于王守义，她心中是有着愧疚的。
可以说，她生命中这两个男人都是对她至关重要的。她最有名也是最满意的雕塑有两座，一座是上文提及的获奖的张大千塑像，一座则是王守义塑像。而王守义的这座塑像她并未送往博物馆参展，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卧室。
换言之，王守义在她身边，充当着一个知己般的角色。她依靠他，他照顾她，直到她死去。
1977年潘玉良去世后，王守义在巴黎蒙巴纳斯买了一块墓地，亲手在墓碑上写下：潘玉良艺术家之墓。
而后王守义便致力于完成潘玉良的三个遗愿：第一是在她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表明她是一个中国女人；第二，她留下了两件遗物希望能交给潘家的后人；第三，希望能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1978年回国后，潘牟此时已去世了，王守义将两份遗物交给了潘家的媳妇：一份是挂着鸡心盒的项链，盒子打开里面便是一张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时的小像，她一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份则是一块怀表，是她第二次到法国时，潘赞化送她到江边临走时给她的，也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
当完成了这两件事之后，王守义又回了法国，想把潘玉良的作品全都带回来，然而却发现他耳后长了恶性肿瘤，十来天后便匆匆离世了。因为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买墓地，朋友们便把他葬在了潘玉良的墓穴中，在墓碑上加上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后来经过中法政府间的交涉，1984年之时，潘玉良的作品一件件回来了，现大多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
她等了四十年，希望能回去和他团聚，然而终究是希望落空；他希望能再见到她，和她分享她的成功喜悦，然而还未等到她的获奖照片寄到便已离世。
四十年，她只能在信中称他“赞化兄”，她只能把他们的结婚合照时时刻刻挂在脖子上，她只能用画笔将自己所有的情感抒发。
临终之际，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年在芜湖的夜晚，她哭倒在他身边祈求他带自己离开，他一脸沉着，许了她这么个承诺。
如果早知道这么多年苍茫隔断，那么彼时她还会不会在第二次离开之后，固执地要等到他的来信才回去？焚尽了相思，孤寂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任性，到头来却连他的死讯也是最后一个知晓。
注释：
（1）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红楼梦曲》中巧姐儿曲子《留余庆》：“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
（2）清倌人：指卖艺不卖身的青楼女子。
（3）鲁迅被母亲以病危电报骗回家，被迫接受包办婚姻，娶了朱安。当友人问及时，鲁迅答：“母亲娶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