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
方志源于史，脱胎于地理，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历史文化典籍。它与国家正史、民间谱牒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同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综纪一朝的国史及其他文化典籍一样源远流长，承传不断。
究其传流，最初可见于《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的记载。始皇一统天下，罢封建，置郡县，奠定千古地方设置之后，地方史志也随朝代更替、人事代谢不断出新。东汉开宗皇帝刘秀诏令家乡南阳撰修风俗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官方编修之外，私人撰修之风继起，如晋人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是至今盛传的最早的私修志书。隋朝开朝廷诏令修志之先河，地方官员和史家高手、文化名人每每介入和参与修志。唐朝因袭，并随社会之昌盛，经济之繁荣，国家之强盛，事业之兴旺，官修私修并举。于是，各类名目繁多、称谓有别的志书不断涌现。南北两宋三令五申编纂图经，以致图经盛行。自南宋起，志书称谓开始归流，大都统称为“志”。自宋而元，已具规模。有明以降，省府州县之志以分，康雍乾嘉，修志之风大盛。当时，不仅地方长官把编修方志作为为官一方和青史留名的要旨，而且一些文史饱学之士，或抱着“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纷纷参与修志；或遍读各地志书，进而辑结发凡成书。并且还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研究方志理论的大家学者，如开方志学术研究之先河者顾炎武，集方志研究之大成的章学诚以及戴东原、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而今全国各地保存下来的志书多为明清两代所修，其中清志占绝大多数。中华民国在短暂岁月中，也继承了前人的修志事业，虽然没有大的突破和建树，但参与修志者除领衔的地方长官外，多为邑绅中文史专家和先清遗士中深经能文的进士翰林辈，如靖远县志中无不留有当地名流清末进士范振绪之墨迹，会宁县志经由白银境内有史以来品位最高的朝廷二品大员刘庆笃点睛。所以，民国时期的一些志书，无论在体例、文笔，还是内容取舍上都比较得体，并且有比较高的应用和研究价值。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来十分重视编史修志工作。“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就把重新编修地方志纳入重要任务之列。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要求各地编修地方志。随之，周恩来特别指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搞。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修志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大家一致呼吁把地方志的编纂摆到议事日程，给予高度重视。胡乔木同志提出：“地方志的编撰，也是迫切需要的东西。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的历史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从此，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兴旺，地方志的编撰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至今方兴未艾。
由此可见，编修整理方志是中华民族由来久远、一以贯之的传统风尚，并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出于为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服务的需要，不断发扬光大。无论是在技术方法上，还是在内容的取舍上，都不断改进和完善，以致形成了特定标准和特定体例，达到了规范性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风格、独树一帜的状况，并且功能与作用不断见长。概而言之，其特独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体例上，“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
二、在写作风格和题材上，秉“春秋”笔削之遗，全面记载特定地域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和特异事件的演变。实为网罗宏富、门类齐全的多学科著述，堪称“一方古今总览”、“地方百科全书”。
三、在功能作用上介于国史与谱牒之间，具有“下为谱牒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国史之要删”和“补国史之阙，参国史之错，详国史之略，续国史之无”，“上备国史之求，下为私著之断”的作用。
现在留传下来的地方志大都浓缩了一定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记有当地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载有可信可用的地方史料和掌故，并且或多或少都有足以发人深省的史情例证。同时，好些地方史志融自然与社会为一体，不仅记载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概貌和诸多富甲一方、声名冠顶的邑士。而且还具述“立邦之大节，兴邦之谋略，善俗之良规，匡政之格言”，回响着“庶、富、教”三部曲，含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闳放求真和民主科学的成分。研究史志不仅对一地一方的历史、地理、自然、人文演变状态一览无余，而且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和为人做人的道理，为人们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因而，轻视方志的历史与地位，无疑等于轻视历史。基由于此，对此疆彼界、各有范围、自然和人文背景各有所别的一地一方来位，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以今观之，如果说编修地方志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的话，那么，以史为鉴，治国平天下；以志为鉴，富民利郡县，则是人类的共识。古今中外，大凡明君圣主，举凡忠臣良将，乃至清政廉明的地方官和朝野志士仁人、社会贤达，概莫能外。他们都十分注重史志的发掘利用，籍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代之得失，嘉善矜恶，懋稽故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诸如，举世明君唐太宗极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相传宋朝大儒朱熹到某地上任，属官们搜肠刮肚，准备垂询，并备礼酒，远道跪接。可是朱熹撩开轿帘，开言便问：“志书带来没有？”众官始料未及，面面相觑，悔之莫及。从此这里便形成一种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交接地方志书。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志书的厚爱和利用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尚未成功的1941年，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注意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以利革命战争之需要的号召。在战争年代，每打开一座县城，将帅们总要收集当地志书。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但自己一生博览史志，精研覃思，悠然自得，评点批注，赋陈言以新义，活古法以今用，而且振臂高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告诫全党，“学习我们的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方志作用之重大、意义之重要。
我出于爱好和习惯，也出于工作的需要，每到一地总喜欢浏览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些旧志书，且每每受益匪浅，往往能从中得到一些对现实有用和可供借鉴的东西。所以，我很愿意支持编纂新志，积极倡导整理旧志，以便淘金史志，服务现实，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巨变时期，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由此生发的空前的矛盾和问题，又面临着举国上下竞相发展以及与发展息息相关的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局势，我们不但要融汇时代精神，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现实物质生活为基础和前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要继承弘扬民族文化，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纽带，使其所包含的民族性、科学性精华和积淀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新阶段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在新形势下求得新发展提供借鉴和服务。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
白银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尔后，历经原始社会及文明初创时代，渐渐发展成被史家称为“西戎”的诸多游牧民族繁衍驰骋的地区，呈华夏西陲之势。前秦蒙恬开边益众，始与华夏文明相融合，从此变为西部古老民族与华夏民族共生共荣的地区。至汉代境内已有县级建制，西魏设会州。后来，或因朝代更替，或因政治、军事需要，因革因故，分分合合，设州府，置郡县，变端频仍。同时，自汉至唐一直为历史上中外第一大通道丝绸之路北线必经之道，在中国政治中心处于中原，海运开通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外交往的通途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具有东西孔道的地位，起着承接南北、连贯中西的作用。在明朝以前，这里多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和东西南北各民族角逐的战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彩陶文化、长城文化，以及壁岩刻画、石窟艺术、寺庙城堡建筑等等，这里一应俱有，而且独具一格，体现出了多民族、跨疆域文化的沟通、融合和浩繁博大。透过这些积淀丰厚的文化遗存，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的闳放，可以获取一些古代中国开放交流的信息，对今天的开放交流有很大启发。
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缘、人缘和特定的社会、经济、人文背景，造就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化，致使在传统文化的长河中不仅流淌着中原华夏文化的血液乳汁，而且融容着中国诸多古老民族乃至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外来文化的成分。特别是位于黄河沿岸，形胜甲于四方，曾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黄河津渡要隘的靖远，这种特征更为明显。作为记载当地百事万端的志书，自然而然承载着诸如此类上溯千年、纵横百里的社会历史演变情况，浓缩着西北地区特有的地情、民情，凝聚着其中的要义，闪耀着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相互碰撞的火花。所以，白银地区的史志与其他地区的志书相比，更具有独特的个性风韵，更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整理研究当地史志不仅是承传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西部和加快西部开发的需要。推而广之，对认识白银、了解白银，推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然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十多年来尽其所能，聘请和组织人员，相继编纂出版了《白银市志》、《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和《白银古代史略》等三部书，最近又完成了清康熙乾隆暨民国版《靖远旧志集校》，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在编纂、集校方面存在遗漏和纰缪，还有很多值得商榷和不尽人意之处，但热情是可贵的，成绩是肯定的。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研究过去是为了认识现在，回眸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我相信，即将出版发行的这部书，将会再次把尘封的地方史典披露于世，起到传播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作用。而且，还会为白银的建设者、创造者乃至关心和有志于白银发展的国内外志士仁人提供一部历史教材，起到为白银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这里，笔者以先睹者和爱好者的身份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予以推介，但愿大家认真一读，以便鉴古知今，触类旁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本书付梓之前，草此拙文，略述感慨，并代为应承之序。鉴于水平有限，加之尚未专门研究，仅凭偶思断想而写，所以谬漏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此文系2004年10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靖远旧志集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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