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运的笨蛋一点也不觉得是自己运气好……累积愈多成功经验，身体分泌愈多血清素（或类似物质），就愈让人误以为自己能掌控市场……只要观察这些人的态度，就可一目了然——成功的投资经理人走路有风，宛如支配者，比那些绩效不佳的投资经理人更爱大放厥词。科学家发现，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会影响我们的许多行为，能引发正面的反馈，促进良性循环，可是一旦发生坏事，就会往反方向逆转。”
事实上，有人认为2000年的网络热潮与抗忧郁药物“百忧解”有关。“人们得意忘形，市场环境不错让大家以为自己手腕高明，能大赚一笔。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前，没有人觉得一切的成果可能只是出于偶然。”（塔雷伯，《随机的致富陷阱——解开生活中的几率之谜》）也许有点忧郁的聪明人比较好。我可不是随便说说。有轻微忧郁倾向的人，比较善于预测风险，比一般人更谨慎。
错估自己的能力，并不只是因为受到百忧解的影响，还有诸多心理幻术会扰乱人心。即使当事人因为自己的疏失而导致终生难忘的重大错误，也未必觉得责任是出在自己身上。相反，人会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而找出一些偏狭的理由。正如大家所见，面对胜利时，众人竞相邀功；面对失败时，却总是冤无头、债无主。
若有支持我们的行为与信念的好事发生，我们总觉得原因是出于自己特有的能力。一旦事情不顺，明明是自己犯了错、自己想偏了，也不愿承认错误、吸取教训，反而将事情的原因与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割裂开来，觉得是因为自己太倒霉。
运动选手（甚至热情的球迷）在获胜时觉得自己是靠实力，落败时则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裁判不公。学生考试一过关就觉得是自己复习得当，若分数惨不忍睹就觉得是老师乱打分数，甚至觉得是老师的错。相反的，老师看到学生成绩好，便认为是自己教得好，一旦学生表现不佳，就觉得是学生不聪明或不用功。
同样的，我们不反省自己是否遵守截止期限，却认定别人都应该按照计划行事。当自己赶不及在截止期限前完成任务，会觉得这是难得一见的例外，为自己辩驳；要是因为他人导致计划拖延，却马上断定那不是例外，而是常见的问题。
自恋的陷阱还会在诸多场合干扰我们，比如平时购物或买足球彩票。大家应该都有因大甩卖的促销广告而买了一大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回家的经历。
便宜的畅货中心或特价商品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压抑人的理智。那些不买可惜的“跳楼价”商品，顿时令人忘记买了可能会吃亏（因为不需要的东西再怎么便宜，买了也不算赚到），“买了比较好”的理由（东西很不错，机会难得）不断在脑中扩张。如果该商品真的能让人满足，买回家后一样开心也就算了，可是一回到家才开始觉得不满意，但很少人会反省自己太冲动，多半认为是自己上当受骗了。
同样的，每星期都买足球彩票的人如果真的赚到钱，并不觉得是因为自己走运，而是认为自己有眼光。但如果不断输钱，便觉得是自己不走运。接连买了几次足球彩票都不中之后，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预测比赛胜负的准确率很低，而导致自己每星期几乎都血本无归。不过话说回来，大家买的是“梦想”，没有赚钱又何妨。
人只看得见自己想看的
自恋情结深深扎根在人们的信念当中。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高伯瑞（JohnKennethGalbraith）曾经这样阐述：“在必须选择改变意见或不必改变意见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必改变意见。”换句话说，大家多半喜欢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事物，不喜欢与自己主张相反的事物。
人们偏好阅读与自己政治立场相符的报导，也是类似的现象。简单说来，与其遭人指正，不如给予附和。我们对于和自己站在同一立场的信息兴致盎然，对于立场相反的信息却听过就忘。
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RichardNisbett）和李·罗斯（LeeRoss）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过著名的研究，大致内容如下：
有两组学生，一组赞成死刑，另一组反对死刑。将美国某两个州的犯罪和杀人罪的统计资料发给两组学生。这两个州的统计数据完全相同，只是第一个州以往没有死刑，后来才引进死刑制度，第二州以往有死刑，但后来废除了。
两组学生在看过资料后，必须判断死刑能否有效遏制犯罪。结果，两组学生都认为，统计数据（两组人看的是同样的数据）证实了自己原本的意见。
也就是说，虽然看到的是同样的数据，但赞成死刑的人认为数据可以证明死刑有效，反对死刑的人认为数据可以证明死刑有害。两组学生都根据“非常适当的理由”，忽略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部分，而特别注意能证实自己意见正确的数据。
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符合自己意见的调查“设计得很好”、显示了“重要的事实”，而不符合自己意见的调查则设计不当、令人难以苟同。
换句话说，人们只看得见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为了不看到自己不想看的东西，人们还会不断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根据调查，有明确预设立场的人在看到混合正反观点的证据时，总会强化自己的预设立场。他们并不会完全忽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部分，却会努力找到恰当的理由说服自己不必在意那些相反的证据。
别以为科学家就不会犯这样的错。当实验结果符合自己的理论时一切都好，若实验结果违反了自己的理论，他们就会想重新做实验。
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实，往往只是自己偏好的事实，未必是最客观的事实。实验哲学始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本性：“人类智慧的典型错误是排斥那些否定自身经验的事物，偏好那些符合自身经验的事物。”
想知道自己是否犯了培根所说的错误，请挑战以下问题。
在你面前有四张卡片（图5）。
每张卡片的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也就是说，左边两张卡片的背面是数字，右边两张卡片的背面是字母。
请思考这一命题：“如果卡片的其中一面写着元音，背面就是偶数。”
想知道这一命题是真是假，应该翻看哪几张卡片？（可复选）这是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PeterWason）于1966年进行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人（50%）选择翻看“E”和“4”，只有约10%的人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翻看最左边和最右边的卡片，也就是“E”和“7”。
只要想想，哪一张卡片可以证明上述命题为假命题就好。答案是：“卡片的其中一面写着元音，背面却是奇数。”假如四张卡片中有任何一张是这种情况，就能证明这一命题为假命题。
中间的那两张卡片目前并不重要，因为一张是辅音（K），另一张是偶数（4），无论这两张卡片的背面是什么，都无法推翻上述命题，所以不必翻开来检查。但是，当“E”的背面写着奇数，或者“7”的背面写着元音，就能证明上述命题为假命题。
在这个四张卡片的问题中，大多数人都不去看否定命题的信息，只留意到肯定命题的卡片。换句话说，大家是先找有元音和偶数的卡片，所以先看到第一张和第三张卡片——第三张卡片根本与问题无关，而真正重要的第四张卡片却被大家从一开始就忽视掉了。
培根还发现，人们不仅在有预设立场时才偏重自己喜欢的信息，即使心里没有明确的意见或信念，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注意自己偏好的信息，而忽视相反的部分。不过在实际面对问题时，未必总是如此。尤其在可能受骗上当时，人们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
有一个学生在舞厅打工，当看门保镖。店里的规定很严，只卖酒给成年人（满18周岁的公民）。问题来了，舞厅入口处大排长龙，他如何尽快判断出客人是否已成年，搞错可就糟了。
就像刚才四张卡片的问题一样，只不过这次是排队的客人手里拿着纸片，一面写着年龄（假设客人不会谎报年龄），另一面写着想点的酒或饮料（A是橙汁，G是琴汤尼酒）。最前面的四个年轻人如图6所示。
他该检查哪些人？或者说应该翻看哪些人的卡片？
第一个人的纸片上写着“19”，需要翻看吗？当然不需要，他已成年，想喝什么都行，不必检查。第二个人想喝“橙汁”，也不必检查。第三个人的纸片上写着“G”，即他想喝琴汤尼酒，必须翻开背面查看年龄，以确定他是否成年。第四个人的纸片上写着“15”，代表他是一名未成年人，也必须翻开背面看他想点饮料还是酒，如果点的是酒，就要给予制止。
这道问题和刚才四张卡片的问题一样，你必须找出违反规则的组合。不过，针对这道问题，人们答对的几率很高，实际上有85%的人答对了。因为这道问题比较具体，也很简单，容易让人找到正确答案，而刚才的四张卡片的问题比较抽象，并不容易回答。
这些例子带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著名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SirKarlRaimundPopper）早有先见之明——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观念的信息。若能吸取教训，我们就不会再刻意地去寻求符合自我期待的信息，而能慢慢改掉自恋的习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能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周围提供的负面信息，判断应该也会比较正确吧！不过，实际上真有这么简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