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狼烟四起——烽火通信
战火骤起，强敌环伺；烽燧并举，狼烟纷绕。在古代那个战争频仍的年代里，烽火传信以通信最初原始的方式以扮演国家第一道安全屏障的角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历经沧桑的风化雨蚀中，它似乎向人们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如歌往事……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用至明清，相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也称烽燧、墩堠、烟墩等。
烽火台是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之间传遍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观望远方的作用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烽火台通常选择易于相互了望的高岗、丘阜之上建立，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台子下面有士卒居住守卫的房屋和羊马圈，仓库等建筑，烽火台之间距离一般约为十里。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是自从长城出现以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
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有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秦汉时有建在长城上的），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烽火台的形状因时因地而不同，大体为方、圆两种。烽火台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传递军情，它需要与敌台、墙台等长城建筑密切配合。有敌台的地方，敌台可充作传递烽火信息的墩台，没有敌台也没有适于点烽的墙台的地方，按传烽路线必须建有烽火台。烽火台一般独立构筑，也有三、五个成犄角配置为烽堠群的。
2.举蓬燃薪——古代蓬火制度
在古代，为了保证烽火制度的严格执行，汉代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20世纪70年代在居延烽燧遗址发掘中获得的汉简——《塞上蓬火品约》，把汉代建武初年长城的蓬火制度记录得相当清楚。
当时的“蓬火品约”由都尉府一级的军事机关发布，只对所属候官塞有约束力，品约因发布单位和发布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但警戒信号和总的准则却大体相同。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即：蓬（蓬草）、表（树梢）、鼓、烟、苣火（用苇杆扎成的火炬）、积薪（高架木柴草垛）。白天举蓬，制造狼烟；夜间举火，积薪和鼓昼夜兼用；举烽火以犯塞匈奴千人为界限，凡不满一千人只烤一堆柴火；超过一千人烤两堆柴火；如果一千人以上攻击亭障时，就要放三堆薪火。除了堆积柴火外，还附带有举蓬、举表、举苣火的不同规定；并因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又有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匈奴人入塞围困亭障，已来不及下亭障点柴火时，白天则举亭上蓬或加一烟，夜间举“离合苣火”。
“离合苣火”是处于“虏守亭障”的紧急而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信号，就是几把苣火一会儿分离，一会儿又合拢。如果被围逼的亭障不能发出点燃柴火的信号，距离最近的另一座烽燧应按规定照常举蓬燃薪，把信号准确传递出去。《塞上蓬火品约》还规定，如果发现所报的信号有误，则应立即“下蓬灭火”，取消所发的信号，并写成书面报告，迅速传报都尉府。如果天气恶劣，或者亭燧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
有的汉简还记录了某烽燧的守备器物和生活用品，其中有报警物布蓬、布表、苣、积薪、鼓；建筑器物椎，瞄准器械“深目”，防御武器弩、枪、羊头石等。并表明当时的烽燧是由候官（候长）管理的。候官统领候史，候史主管燧长，负有保管装备，修葺建筑物、管理“天田”，巡视检查与及时汇报的职责，候官则要向都尉负责。
3.万里长城今犹在——世界上最大的烽火台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它横穿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巅，总长度7300多公里，始建于春秋战国。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烽火台是万里长城防御工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作用是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烽火台这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很早就有了，传递的方法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因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见到，夜间火光很远就能看见，这是一传递信息很科学又很迅速的方法。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东起辽东鸭绿江，西达甘肃嘉峪关，途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9个省、市、自治区，随着不同的地形、山势和地貌而筑，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全长7300公里以上，号称“万里长城”。其中从鸭绿江到山海关段，由于工程比较简单，毁坏较为严重。山海关到嘉峪关段，工程较为坚固，保存也较完整，两端两个关城东西遥遥对峙。
长城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建筑发展起来的。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它们彼此之间为了防御，利用原来的大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联系起来，构成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
约公元前7世纪，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6～前4世纪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为防御匈奴侵扰，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后，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各代，均大规模修筑或增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修筑规模之宏大，防御组织之完备，所用建筑材料之坚固，都大大超越以前各个朝代。
4.空中信使——飞鸟传书
通信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历史悠久，因此在古今中外都产生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趣闻。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古代民间有种种通信方式，而飞鸽传书就是但是一种先进的通信。
飞鸽传书与鸿雁传书都是古代人们之间联系的一种方法，将信件系在鸽子或鸿雁的脚上然后传递给要传递的人。
由于古代通信不方便，所以聪明的人利用鸽子会飞且飞得比较快、会辨认方向等多方面优点，驯化了鸽子，用以提高送信的速度。通常来讲，鸟类本身会认回家的路，就像倦鸟归巢一样。古人鸟类的这种特性把所要传递的信息以书信的方式发散出去。所以飞鸽传书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信息交流的速度，又有效及时地获知了信息的内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先进的通信系统。
信鸽传书，也称“黄耳传书”。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它有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的特异功能。
据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开始用鸽子传递书信了。我国也是养鸽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隋唐时期，在我国南方广州等地，已开始用鸽子通信。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非常普遍了。五代时期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就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信鸽的主要目的还是被用于军事通信。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要看在这里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要看曲端的全部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史书《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朝和匈奴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匈奴，要求释放苏武，但单于不肯，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
“鸿雁传书”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百年，而“鸿雁传书”也就渐渐成了邮政通信的象征了。
文字的嫁衣——鱼传尺素
我国古代民间有种种通信方式。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古时写信用绢帛，把信折叠成鲤鱼形。唐朝诗人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文字描述。
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的形状，所以有“鱼传尺素”之说。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形状的信件。
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别人私拆。
绿衣使者——鹦鹉告密
唐玄宗时期，首都长安有一富翁杨崇义，家中养了一只绿色鹦鹉。杨妻刘氏与李某私通，合谋将杨杀害。官府派人至杨家查看现场时，挂在厅堂的鹦鹉忽然口作人语，连叫“冤枉”。官员感到奇怪，问道：“你知道是谁杀害杨崇义的？”鹦鹉答：“杀害家主的是刘氏和李某。”此案上报朝廷后，唐玄宗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
不老传说——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其中的两只名叫诏兰和紫燕，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他们借用的都是“青鸟传书”的生动典故。
5.“风信子”传奇——风筝通信
在现代，风筝已成为一种娱乐用品。然而在遥远的古代，风筝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般（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由此得名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打败了项羽，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面楚歌”典故。
6.漂流“瓶”的故事——竹筒传书
历史总有着惊人的巧合，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智慧书写着一次又一次的亘古传奇。今天的放逐“漂流瓶”活动就是源于古代偶尔的一次“竹筒传书”。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11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
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史万岁在万般无奈之际，因看到竹林风舞而悟出的竹筒传书的办法，不但使自己的部队与上级取得了联系，传送出了战报，赢得了战事的最后胜利，还在不经意间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水上通邮的榜样。
竹筒传书从此被织就上了文学的嫁衣。唐代大诗人李白、贯休和文学家元稹在与朋友的通信之中，就多次使用了这种竹筒水上通邮的方式，充满了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李白在诗中写下了“桃竹书筒绮秀文”的佳句，贯休也留下了“尺书裁罢寄邮筒”的诗句；宋代诗人赵蕃的诗中也有“但恐衡阳无过雁，书筒不至费人思”的句子，这些诗句里提到的书筒、邮筒，实际上就是指装有书信的竹筒，寄托着诗人真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思念。慢慢地，通过诗人们不断演绎，书筒、邮筒的内涵不断深化，最后成了书信的代称。
无独有偶，别有趣味的是，时至今日，在非洲尼日利亚的贝喀萨地区，人们还在让猴子携带着竹筒来帮自己送信。贝喀萨人故意把母猴和子猴分别关在不同的地方，并常常将子猴放出去寻找母猴，使其逐渐养成习惯。这样，子猴地区的人如果要同母猴所在地的人通信，只要把信件装在一个小竹筒内，再把竹筒绑在子猴的身上，然后放它去见母猴就可以了。这种邮寄方式确实很别致，虽用竹筒装信，不是水上通邮的方法，但还需要母猴与子猴才能共同完成，这在信息阻塞的偏僻山区，却是十分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