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想到房地产投资，就不禁联想到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我想到的并非坐落于伦敦西南郊的那个小镇，尽管那里风景秀丽，不失为购置房地产的好去处。我想到的是网球。很多人认为，可以完全靠自己进行房地产投资，而且确实有些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只有那些为自己创造了最大成功机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网球未尝不是如此。瑞士网球名将罗杰·菲德勒赢过六届温布尔顿，并创造了连续二十五次进人大满贯男单决赛的纪录。他绝不会随随便便踏上赛场。菲德勒总是作好最充分的准备。他永远作好最充分的赢得比赛的准备。一班人马总是跟随费德勒，到各个重大比赛场所。父母和夫人是他的精神支柱；教练确保他有一套针对不同对手的比赛计划；体能教练保证他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心理医生也会到场，帮他调整心态，以保证他在心理素质上占优势；按摩师为他的身体作好最充分的准备，并随时处理伤情，使他在受伤情况下能继续比赛。简而言之，菲德勒身边围绕着一批身负重任的人，以确保他胜券在握。房产投资何尝不是如此。你身边要有这样一批人：最好的贷款经纪人、最佳的会计师、律师及房产投资顾问。同时，这些人必须相信你能实现你所制定的目标。
很难想象，菲德勒的随行人员当中会有人在他踏上温布尔顿赛场前，表达消极情绪。比如有人对他说：“别费力气了！你肯定赢不了拉菲尔·纳达尔！”你能想象这种消极态度所带来的后果吗？如果没有周同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菲德勒获胜的机会又有多少？他的团队必须对他有必胜的信念，相信他能实现赢取大满贯的目标。
投资也一样。任何投资者要想获得致富的最佳机会，就必须保证得到各种支持和帮助，不需要凡事亲力亲为，尽可以利用杠杆原理，借助他人的时间和技能。你不必掌握所有知识，正如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所说的那样：“我的桌子上有多个按钮。我需要哪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要知道按电钮找谁就行了。”
随着地产投资方面经验的不断增加，我开始采用上述策略。我意识到，在地产投资过程中，人们需要互相扶持，需要啦啦队。同时，应该让人们在充分了解资讯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将来做出明智的决断。正当别人都以为我会坐在家里享受丰厚收入时，我已在开始思考变化了。
我最初加盟威廉姆的公司时，曾向他表示过，希望将来能成为他的合伙人。我完全相信，自己能为公司带来巨大增值，并以行动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1999年至2001年间，公司利润不断翻番。我个人的收入直线上升。我属下的销售人员全都享受到了我们有效的销售策略以及繁荣的地产市场所带来的收益。
威廉姆从未像如今这样发达。他和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周二，我们都共进晚餐，憧憬将来共建一个地产王国，并征服世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很珍惜我们的友谊。
但我心里很清楚，这只是威廉姆的生意，不是我的。他也明白地向我指出了这一点。虽然我的收入相当可观，而且整个销售及市场部由我全权管理，但我心里那个创业者的声音告诉我，在我的生活中，还缺少一样东西。我想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亲手打造公司的未来。但威廉姆在多个场合明确向我表示，这个公司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
那时，我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月人百万澳元，并积累2．5亿澳元（约1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一旦锁定目标，我立即着手实施。我心里明白，靠给威廉姆工作我是无法实现新目标的。我想，充其量，我是威廉姆未来远景的一小部分。可万一威廉姆的远景对我来说不够宏伟，怎么办？到那时，我能有什么选择？
我相信，我应把自己置身于比我更优秀的人群之中。
我记得，我曾同威廉姆探讨过这种认识，他却回答说：“没人比你我更优秀。咱俩是最棒的！”
在用人方面，我不希望家人或朋友参与我的生意。我妻子小叶和我曾一起经营自己的生意。后来，她选择了做全职母亲。我进人地产业后，我俩决定，这份生意将由我一个人来经营。如果需要听取小叶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我会征求她的意见。将来孩子大了，她愿意创办自己的事业，我会全力支持。但我们不希望打理同一个生意。我希望能独立决策生意上的所有事情，不希望员工认为，这是个家庭作坊，更不希望家人随便参与公司决策。1998年，我结识了一位越南裔的小伙子阮安迪。他是来自越南的难民。15岁来到澳洲时，全部家当就是身上穿的裤衩背心儿。他曾是我做过的日本直销生意中的下线。当时，我是这个生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上的第一名。安迪也想把生意做得和我一样大。他个子很矮，也就一米五多点儿，且其貌不扬。但他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并问我能不能从悉尼飞到墨尔本去，帮助他和他的团队。他还提出，可以到机场去接我。
到了机场停车场，我看到他开了一辆宝马318两门跑车，立刻对他另眼相看。他当时年人不过六万，居然敢买全新的宝马。绝大多数年薪六万的人别说买宝马了，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意识到，安迪是个有梦想的人。在他的收入水平上，能对车有这么高的追求，他显然相信，自己将来会挣很多钱。
1999年初，安迪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和朋友黄力从墨尔本回越南做生意。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意失败了，损失了20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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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安迪回到澳洲，就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建议一条出路。他没钱，还欠了一大笔债。我邀请他到悉尼，来跟我学习销售投资房产。为了与我和威廉姆为伍，他痛快地答应了。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墨尔本找一份工作，挣钱还债，但他却再次离开自己年轻的妻子，只身开着那辆宝马来到悉尼，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向陌生人销售投资房产。他说，他选择来悉尼，完全是为了同我和威廉姆近距离接触，向我们学习。
那是2000年初的事情。对安迪来讲，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推销投资房产，不是件轻松的事。此后十二个月中，安迪卖出了一些投资房产，更从中学到了有关地产的知识。同时，还从威廉姆和我那里学会了如何做房产投资生意。
2001年初，安迪的太太凯希怀孕了，因为家人都住在墨尔本，安迪决定搬回墨尔本去。走之前，他对我说：“约瑟夫，只有你让我舍不得离开悉尼。我希望你能做我未出生的儿子的教父。那样，我们就成了一家人。我们一辈子都会联系在一起了。”做教父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感到莫大的荣誉。回到墨尔本后，凭借好友黄力的一张信用卡以及安迪在悉尼学到的房产投资知识和经营模式，他俩于2001年4月开办了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澳帝集团。他们把安迪在悉尼学到的生意模式运用到越裔移民市场。第一年就成功售出1亿澳元（约6乙人民币）的投资房产。
2002年初，正当我思考着，要对未来进行新的调整时，安迪邀请我和小叶去墨尔本看望我们的教子。他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公司。我记得，我当时对他们700平米的办公场所和气派的九米多长的会议桌印象颇深。我没想到，他们在短短一年当中，竟做得如此成功。
黄力和安迪对我说：“约瑟夫，就连我俩都能一年挣几百万澳元，你还跟威廉姆浪费什么时间呢？你要出来自己做，肯定比我俩干得更好！”
此刻，我的决定变得更清晰了。
回到悉尼，就在我领到一生中数额最大的佣金支票的那一天，我向威廉姆递交了辞职信。
那天，我和威廉姆像往常一样，在公司对面一家韩国人开的咖啡馆坐下来喝咖啡。威廉姆在谈论公司的远大未来。我的心中有些悲哀，因为这个未来将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不得不告诉威廉姆，我要辞职了。这是当时我在生意上所做的最难的一个决定。
我很喜欢威廉姆这个人，而且很感谢他帮我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我很珍惜我们聚在一起探讨生意及市场战略的所有时光。我们在生意经营上可以互相启发，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但毕竟现在，该是我前进的时候了。
我飞到墨尔本与安迪和黄力商量合作事宜。那时，澳帝集团只开了墨尔本一家公司，安迪和黄力各持股一半。
我们在著名的君悦酒店共进晚餐。据黄力讲，这是墨尔本唯一的一家五星半级酒店。美酒佳肴之后，我们步行到附近的索菲特大酒店的三十五层咖啡厅，开始谈判合作的具体条件。经过多番切磋和谈判，我们最后终于同意，由我负责创办澳帝悉尼分公司。安迪和黄力把墨尔本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我，而我将把悉尼公司的三分之二股权给他俩。
相互握手和拥抱之后，我们正式成为平等的生意伙伴。
安迪说，他从来没有敢想过，有朝一日会同他的导师，也就是我，成为生意伙伴。
黄力开玩笑地说，他似乎稀里糊涂地让出了三分之一的股权。
我说，我全凭信任和自信，放弃了一个岁人200万澳元（1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职位。我也非常高兴，我再次成了一位创业者。在一般人看来，我这样做有点儿过于冒险。
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安迪及黄力，共同创造出了一系列行业奇迹。
我于2002年8月开始，着手创建澳帝悉尼公司。我投入35万澳元的启动资金。我对安迪和黄力的信任程度近乎肓目，因为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份绝大多数人会终生相守的肥差，而加人他们的生意。我没有查看公司的账目，甚至对公司的现金状况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银行里有钱，而且下定决心把悉尼公司做成功。根据安迪和黄力介绍的公司销售业绩，我本以为，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他们的确有数百万款项将在交割时人账，但在加盟澳帝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给墨尔本公司13万澳元，以帮助其周转。我是带着完全的信任和信心，加入澳帝集团的。
在悉尼这个已经很成熟的地产市场创建新公司，是极具挑战性的。我告诉我的团队，包括从威廉姆公司追随我来澳帝集团的_一位销售奇才——格兰特、托尼和爱丽丝，我们澳帝悉尼将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