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 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我的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我觉得应该附加一句，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在我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我的信念是，“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那种我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猜想，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建议，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再假定，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避免“任其自然”的行动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须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我的同事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