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然大物来顺应
作为晚生的我，怎么能有资格为研究一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乡建派”领袖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作序呢？若要说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真还得容我慢慢从头讲起，也许还需要讲出一些事因来才是。
时间需上溯至70年代末，那时我筹办《晋阳学刊》杂志。在筹备过程中，同时也思考着自己的专业定向及研究领域，经过反复比较选定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所以如此，主要鉴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有关中国学术史，除了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和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外，后面之学术史尚是空白。二是近现代中国著名学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磨难，尤其经历“**********”的内乱后，有的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隐没了，有的在学术领域中沉寂了，即使是健在者，多数也到了古稀之年或耄耋之年，身体状况多数不佳。当时产生一种想法，觉得应该尽快通过适当的形式，抢救和发掘这批学者的学术史料。后来所以能有《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大型丛书的出版，正是这种“抢救和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
当想法成熟后，即行按策划向全国学者发出了征约传记的信函。使人非常受鼓舞的是，我们的想法受到了学界的首肯，很快就收到了一批著名学者的回信，诸如周谷城、冯友兰、周传儒、季羡林、张岱年、周予同、郑天挺、邓广铭、杨向奎、蔡尚思、李侃等先生。他们相继指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实为一开创之举。”很多人先后寄来了他们自己的传记。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一些先生碍于时政和师承等敏感问题，暂时不便作传，但愿被理解或延缓运作，诸如罗尔纲先生等。有一些学者保持了沉默和观望的态度，梁漱溟先生即取此举。从后来的迹象看，其实梁老一直在关注着《晋阳学刊》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选载栏目的动向，从创刊到1985年所刊之学者传记，他都阅读过了。
当他看毕《章士钊传略》后，他被作者白吉庵先生之朴素的文章、客观的叙述和对传主之学术特色的介评风格折服了，动心了。他通过历史学家阎宗临之子阎守诚先生转告我，希望能由这位白先生为他作传。从这一点看出，梁漱溟先生阅读传记是十分用心的，而且看问题有他自己的视角，从一篇传记中既观察传主与己相近的政治经历及其在现、当代的地位，也审视传主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及在现、当代所受到的臧否褒贬，更着重传记作者对于具有复杂背景和复杂经历的人物史料的驾驭能力，当然也注意到了作者的语言应用风格。所以，白先生能被梁老所相中，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对梁漱溟先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及其错综复杂的思想心态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之后，恐怕才能认识和理解他在这件事1青上的举动和选择。
因我约梁先生撰传已有多年，说心里话，早就企盼着他有个明朗的态度，或尽早得到他的传记。于是在给李希泌先生去信时，顺请他转告白吉庵先生有关梁老的意图。李先生与白先生是云南同乡，他们时常来往。白先生得知后，很快就同梁老联系上了，安排好采访日程，按约定计划进行。但是采访活动竟达几十次，时间长达3年之久，直到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仙逝时止，采访计划尚未最后结束，却是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采访活动的事实证明了，一则可见梁漱溟先生一生经历的丰富和社会接触方面的复杂，二则表现了白吉庵先生对梁老生平及其事件头绪的熟悉。从采访录中发现，两位总有说不尽的话题、解不完的人事矛盾，加之涉及时间跨度长、经历人事头绪纷繁，常为理清一些历史症结而使双方大伤脑筋和大费精神。由此也使人体验到，抢救和发掘近、现代学术史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后来白吉庵先生写的一篇《怀念梁漱溟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16日）文章中知道，梁先生是十分重视这次采访活动的，“每次当我到达时，梁老已经坐在客厅，服装整齐，手里拿着书或报，集中精力在看。显然，这是在等人来的样子。对此我更感到很抱愧。……先生每次谈话，大部分谈自己的往事，但常常提到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比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杨度、黄远生、胡适等人，其中讲得最多的要算是胡适了。因为胡适的文化观点、学术思想与梁先生的主张是对立的，所以经常会被提到。我那时还在写《胡适传》，所以很愿意听听梁老的看法……梁老总是诲人不倦地讲给我听。先生逝世后，我粗略翻阅了一下笔记本，竟有好几处谈到胡适，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老的为人和道德风貌”。
在采访梁先生的3年多时间里，我与白吉庵常有书信往还，以便及时地掌握采访信息及动态，同时有意催促白先生抓紧时间，有时还通过采访者向梁老提出一些请求。我记起，曾有以自传形式写传的想法，“但他不主张取自述方式，他说我已92岁了，许多（事）已回忆不起，还是想到哪里，随便谈，你去整理，可参考他的书，云云”。一次，我想请梁先生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题签，当采访者转达了我的意向后，梁老愉快地允诺了，并于1986年2月10日挥毫书之，但却漏掉“现代”二字，翌日又补写了“现代”，把“现”还重写了一遍。直到梁老归道山后，我才意识到未在他健在时向先生当面领教的遗憾，这已是后话了。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白先生曾有若干次想着手先为《晋阳学刊》撰写一篇2万字左右的传略，然后再考虑大传工程。但后来从白先生采访期间写给我的20多封信中，我才真正理解了他采访的根本用意。他最初是抱着“抢救”学术史料的姿态去采访梁老的，正是基于这种“抢救”的想法，越采访越觉得梁先生的阅历丰富，思想深邃，而需要“抢救”和“发掘”的东西越多，于是几次企图着手撰写梁老传记，都未能如愿，最后竟成为一项未完成的采访！然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传主和采访者3年多的合作，毕竟把极其珍贵的口碑资料“抢救”了下来。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梁漱溟传及访谈录》，正是梁、白二位先生合作完成的丰硕成果！梁老在他晚年接受过多次访谈，然白先生这次访谈，又可视为对梁老的最后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