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事件：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
谋略：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
战场上的两军交战，要战胜敌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使自己具备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正如《明太祖实录》中所说：“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其意思是说，用兵的道理，在于必须先稳固自己的根基，稳固就会在多次战争中少遭失败。根基是什么？就是内部，内部最好是治理得坚实，坚实才难以攻破。什么叫坚实，就是有周密的准备。《孙子兵法·形篇》也说：“先为不可胜”。即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可战胜。“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即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必须自己先创造各种不被敌人战胜的内部条件。
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抢关夺隘，翻山越岭，艰苦转战，刚刚摆脱敌人的穷追尾随，又遇敌人的合围堵截。所以，部队的伤亡较大，疲惫至极，消耗更甚，不得休整，更无补给，战斗力锐减：正如徐向前在其回忆中所描写的那样：“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倍受艰辛。”
看到部队处境这样艰难，总指挥徐向前在思考着一个重大问题：“有根据地感觉不到根据地的重要，到了没有根据地的地方，才晓得那种苦处。在根据地里，有党和地方组织，有游击队，有群众。敌人来了，群众一天送几次情报：敌人不容易发现我们，我们却容易发现敌人。穿农、吃饭问题也好办，群众节衣缩食，供应红军。”“而我们到了远离根据地的地方作战，情形则大不一样。群众不了解红军，在敌人威胁下跑得远远的。红军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情报没情报，困难要大得多。我们左一次突围，右一次突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往往被敌人堵到门上才知道，不突围没有办法。至于吃啦，穿啦，供应啦，更难以提起。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异常重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基地。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基地，是绝对不行的。”所以，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红军缺吃少穿，面对红军孤军奋战等艰难险阻，选择和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当然，红四方面军的处境，同样也引起了全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一些高级指战员的深刻反思。许多人对张国焘自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连续退却的错误决定表现出怀疑和不满。广大指战员们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党自1927年起，经过了千辛万苦、前赴后继、不懈努力创建起来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于哺育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对于取得历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对于培养和锤炼党的骨干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在这里，红四方面军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给予红四方面军以博大的关怀和支持，是红四方面军得以发展的坚强后盾。但是，面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主力竟然被迫离开了这个长期以来为之流血牺牲的地方，这个红军建设、作战、生存、发展都赖以依托的地方，实施了盲目的大转移、大撤退，无依无靠，无援无助。饱尝了没有根据地的艰难和被动，越走离根据地越远，越走敌人的围追堵截越凶，越走部队的处境越难。而且转移前既未向部队说明原因，途中又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缄口不言。这一切，就不能不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怀疑和不满。许多干部纷纷议论：“为什么放弃了鄂豫皖这块革命根据地？”“究竟要到哪里去？”“行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让人不得其解，更让人为这支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担心。
1932年12月9日，部队到达城固县小河口时，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曾中生、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和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等人，商定计划到党中央去反映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再加以纠正。当王振华、朱光将此意告诉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时，张琴秋认为这样直接反映不妥，还是当面跟张国焘交换一下意见。这样，他们几人把意见集中起来，并推举由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当前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担忧和下一步红四方面军行动计划的意见。大家一致要求，立即停止退却，争取迅速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着手筹划重新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关于这一段情况，张琴秋1933年8月1日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声明书》中写道：
那时我的心里，一面着急（因工作做不好），一面又觉得莫明其妙，上级负责的人碰不到，也无法去问个明白：我们的行动方针若何？行军中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王振华和曾中生，我问过几次，他们都说不清楚。特别是王振华，当初脱离阵地的时候，他已经表示不满意，说红军不该脱离鄂豫皖。
中生同志因随总部走，他当然知道得多。他同我谈话的中心意思也是不满当时的整个策略，提出说：“为什么不先占领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山阳，要半途单独改变行动方针”……听了这些话后，……我也就表示很满意。我曾遇见素不相识的朱光（他到73师政治部来巡视工作才知道他），我就问他，队伍开哪里去？你是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该知道。他说不知道。他也说了许多不满的话。在二郎庙时，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过，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队伍开跑，领导上定得是不正确的。我就问到各师师长、政委是否知道行动方针，也说不知道。我们都认为要好好收集些材料，并要提出自己的纲领。我们一到小河口，遇见了王振华和朱光。我对他们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马上就走。……我们此去主要的目的是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要中央来解决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当日下午，总政委到小河口，是李春霖带去的。当夜总政委无空，没有来谈话。我就认为问题难于决定，以到中生、刘杞同志那边去谈话。在中生、刘杞处谈话的有我、王振华、朱光、李春霖共六人。谈到这个问题，多数认为，要中生写信给张国焘同志，要他们将我们的意见提到中央去。
在徐向前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及思想影响下，在经过了这么多因没有根据地而被敌人围追堵截，浴血奋战的磨难之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强烈要求创建革命根据地。为此，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因率部队前出侦察而不在指挥部的时候，召开了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小河口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提出了不少关于失去根据地，一味指挥部队退却的意见和批评，并且要求把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给党中央。此时的张国焘，深感自己处境的孤立，于是，施用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表示欢迎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另一方面，则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置可否，更不把曾中生等提出的意见书以及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向党中央报告。
小河口会议，没有形成和张国焘的公开对抗，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因为第一，张国焘当时仍然是中央代表，在得不到中央有关指示的情况下，不可能将他的领导职务撤换。而不撤换他的领导，要彻底纠正其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二，广大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还缺乏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没有意识到他的两面派手法。但是尽管如此，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这一次斗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将其家长制的领导，暂时稍加收敛，对于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不注重创建新的根据地及一味地撤退的主张，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不仅没有人支持，反而遭到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的反对。应该说，这对后来迅速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统一了思想认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小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进。当行进至秦岭的出口新口子时，又遇到了敌十七师第五十一旅的一〇一团、一〇二团的堵截。红四方面军先头第十师随即向敌展开了勇猛攻击，迅速将其击溃，并消灭一部。“缴获机枪四、迫击炮二、步枪六百余支。”12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进抵城固以西汉水岸边的沙河营，准备南渡汉水。但是由于渡船很少，方面军决定大部分涉水过江。为保障渡河安全，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沿江勘察渡江路线，并向部队进行思想动员，然后又带头走进了寒冷刺骨的江水。当夜全军胜利渡过汉水，进驻上无观地区。这时，在后面追击的敌第一师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关中，敌第四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则因红三军转战于鄂陕川边境，又不得不调向安康地区，而南郑一带仅有敌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十分空虚。至此，红四方面军在粉碎了敌人一连串的围追堵截之后，终于摆脱了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