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价值多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而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这就使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不是由低级到高级依次相继出现，而是集中在同一时期同一空间都存在。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与封建主义文化的残余。第二，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多元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层面上，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多样化就不可避免。第三，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悄然渗透，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和彼此碰撞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第四，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带来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形势的多样化、思想意识的多样化，人们的精神需求与价值观念也必然呈现多种取向。[120]第五，从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来看，价值观念的个体化特征会因为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力的削弱而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由于每个价值主体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综合能力、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相应地，其自我意识的内容和层次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也具有显著的个体化特征。“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由于代表社会发展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主体价值观念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而系统内的各种价值观念始终处在一种势均、有序、和谐的状态。只有当社会急剧变革或处在一种转型期时，原有的主体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其影响力和统摄力遭到削弱，这才会直接导致价值观念系统内部的各种子价值观念的个体化特征和丰富差异性凸现出来，造成各种子价值观念抵耗、混乱和无序，从而形成价值观念多元化。”[121]“在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新的变项，传统的价值体系无法把它纳入自己的解释和整合体系中。当这些新的变项不断积累、壮大，并从中孕育产生新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甚至瓦解之中。”[122]第六，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在方方面面减少了对广大民众的支配与控制，也为广大民众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宽松环境。可见，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需要全面审视和认真把握。
三、社会转型对执政党价值整合的挑战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化，使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给执政党价值整合带来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淡化和社会阶层意识的相对独立，使执政党政治权威面临挑战
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在事实上掌握着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使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有着一种天然的利益依赖关系，这种利益依赖关系，又使得人们不得不追随和信奉执政党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实现本阶层、本群体自身利益、愿望与要求的途径和手段上有所改变，对执政党直接的利益依赖感大大减弱，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和淡化了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和疏远使广大民众从过去崇拜权威、迷信权威发展到开始用理性的目光来评价政治现实，并形成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广大民众不再盲目地追随和信奉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广大民众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特别是在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情况下，各阶层各群体“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123]。从这个意义上看，“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和社会阶层意识的相对独立，及其由此导致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弱化、政治认同的降低，使得执政党的思想基础受到削弱、政治权威面临挑战”[124]。
与此同时，社会阶层意识相对独立，层次性增强，差异性增大。比如，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相对受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则向往传统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主张人人均等，强调分配公平；而那些在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在企业中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及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则更可能、更愿意倾向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等等。这同样对执政党的价值整合构成严峻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利益受损阶层对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任危机，使执政党价值整合面临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趋利化，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个人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肆意显现出来，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12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极大地改变和调整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地位，在这种社会改变与调整中，必然会出现利益相对受损阶层和群体。这些阶层和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冲击，从而使得他们对执政党产生了抱怨、失望、抵触等消极情绪，甚至对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和动摇，使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面临信任危机。
例如，社会转型后，工人在阶层分化中其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工人成为下岗无业者，成为社会底层的弱势阶层和困难群体。在这种情形下，其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产生了主人翁的失落感，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怀疑和抵制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如，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征地，使得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进而失去生活来源和物质保障。地方政府在低价征收土地后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甚至在征地中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剥夺和侵害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这引发了广大失地农民的严重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使他们对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任危机。又如，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深入发展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应享受应有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和声望仍未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和广泛支持，使得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需求同参与权利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归属感，降低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认同感，并使他们对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甚至抵触情绪，等等。[126]
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对本阶层本群体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评价不高，对本阶层本群体的处境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比如，工人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得益不平衡；个体户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收入过低不满意，等等。奇怪的是，各阶层各群体在作横向比较时，总是将自己某个薄弱部分与其他阶层的突出部分相比较。例如，个体户与其他阶层比稳定感，比社会福利；工人和干部与个体户比收入等。在这种情形下，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平衡感和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由此演化为各阶层各群体之间互不理解、互不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价值整合功能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挑战。
（三）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执政党价值整合面临危机
“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127]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样化。此外，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大门进一步打开，当今世界各种思潮互相激荡、彼此碰撞，也使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利用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显示出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和文化影响力，有效地强化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这种文化渗透和文化影响往往是以产业化的方式进行，通过自觉自愿的文化消费方式实现的。国外文化产品的大举进入逐渐淡化和影响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奉。[128]在当代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某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甚至想取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转变广大民众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为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埋下了隐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兰久福先生针对价值多元化而引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逐渐多样性和复杂化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当社会由于标准多样而失去标准时，社会的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129]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方面要承认和肯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减少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危害。
（四）数字化、网络化快速而无边界的传播方式，使执政党意识形态管理控制方式面临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一代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和进行交流的重要渠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而且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正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互联网具有全球性、虚拟性、实时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征，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发动网上攻势，把互联网作为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使大量负面的、消极的思想文化信息通过互联网突破关防，穿越国界，进而广为传播，形成了异常复杂和空前激烈的思想碰撞和观念冲突。在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会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进而成为他们的政治意识、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念的存在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形象。由此可见，“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管理的边界，改变了传统传播方式下的主客体关系，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把关控制能力构成严峻挑战”[13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强和改进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优化和增强网络空间执政党的观念整合功能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