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合你理想，又最使你便宜的，莫如在你辱骂与攻击之后，希望我与你自己分开这才适合你那句‘时时求去’的刻毒谣言。可是，这，怕又会成了你的空想，使你失望了！我在八年前、六年前那样艰难困苦的遭遇中，尚且奋斗过来了，又何至于会得在世故人情深悉了的现在，再来离开我的孩子？你的用意，我都明白，你不过想以同样的方法、同样的陷阱，再要我来蹈你旧女人的覆辙。你的凶恶的手段，只能欺瞒世人，而永远都不能欺瞒我！
我的灵魂，我的心肠，我的热情，十二年来，渐渐的，已被你折磨得干干净净了，如今余留着的也只是一个不久即将消灭的肉身。但我对于你，依然是不念旧恶，不计长短。对家庭，对孩子们的一点责任心，始终还是有的，而同时也盼望你，也同时盼望你读了我的这封长信后，明白你自己的一切错误，痛改前非，重新来做一个好人，切不可再以日本式压迫来压迫我，成为一个阴险刻薄的无赖文人！
”
王映霞是聪明的，她要看看郁达夫对她长信的反应。她指责丈夫：
“在敌寇侵略中国的怒潮中，又何苦拿了枪杆朝自己放？”她不想使像《毁家诗纪》中的一切文句那样错都在于妻子，作为丈夫也应负有什么样的道义责任。她写了这封信，还在后面签了个“永远不会吃亏的映霞”，最后她还向丈夫保留了披露现实的权利。做妻子的并不想象骂街的泼妇那样留下不太好的名声，发脾气又有什么用？抱怨又有什么用？
还是静下心来好好处理的好。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王映霞当然知道郁达夫始终不渝地爱着她，即使是郁达夫与她分手，离开了这个世界，王映霞的心里也依然把郁达夫的那种喜怒无常、又充满才气的形象存入自己灵魂的最深处！在他们分手后，王映霞曾决心永远不说一句责备这一个丈夫的一句坏话，那自然是以后的事情。
王映霞的第一封长信发表后，陆丹林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有妨她夫妇的蠢事，于是他分头给郁达夫和王映霞写信，希望他们夫妇和合，免除他们夫妇间不必要的纷争。他特别给了郁达夫一个忠告，请他务必注意外间的影响。陆丹林对发表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有了后悔之心，他觉得自己在郁王婚变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尽管《大风》旬刊为此洛阳纸贵，销路大升。他在给王映霞的信中，也自然是劝和。
希望他们和为贵，放弃纷争，王映霞也颇以为然，只是她认为丈夫是神经错乱……
新的《大风》旬刊就摆在他的案台上，面前还有陆丹林的那一封忠告信，郁达夫能讲什么呢？他怨恨的只是那一条狗——那个国民政府的官僚、伪善者。可现在，他的确箭头射向自己，拿着枪把子打了自己！
他对妻子难道真的没有了爱了么？这是完全可以否定的，他并不想与妻子分手。他只是一个闯祸的能手，而在解决家庭纠纷这一点上，他完全是一个无能的庸人。妻子对他的谈话，现在确实提出实质性的问题——分手。但他不想就这样的分开，他南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好好地解决他们的婚姻，夫妻和好。否则，他又何必像鲁宾逊一样跑到这南荒海岛来？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这场婚变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这的确是一道难解的几何学难题，他对妻子的伤害太深了，他无法三言两语地解释清楚。他抱定一个意念，向妻子解释，他——郁达夫依然爰着她并且不能没有她，但在伤害面前，他的一切解释都是那样苍E无力。
他们依然是夫妇，但是他们同床异梦。在王映霞看来，郁达夫的曩已经是只有****没有情感，而在郁达夫看来，他对她还存在着深深的爰恋……
对妻子的******，郁达夫没有反驳，一阵冲动过后，他倒是觉得自己过分了，但怎么办呢？以往的历史他自己知道，沉默是金。他并没确承认妻子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那也不重要，但也不能否认，那无疑是在他们的感情之火上添油，会加速其变成灰烬。其实郁达夫此时也确些体谅妻子的难处了，而妻子也对他留了一手，留下了余地。这个时候只要其中一个放下尊严，这爱情之厦也许依然维持，可是他们都太要强，郁达夫放不下架子，王映霞不肯放弃尊严，他们的情感只有继续渭坡，而新加坡对于他们太生分，缺乏一个有力的和事佬……
在郁达夫沉默期间，王映霞又写了一封给陆丹林的长信，要求干载，这就是《请看事实》，这是三千多字的信件。那是王映霞的最后倾诉。她先是感谢陆丹林的规劝，然后提出自己也曾经奉劝那位“神经锚乱者”，可是他“只求****，不解人意”，没有什么功效。
郁达夫现在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持着夫妻，但那绝对不是恩爱的夫妻，****仅仅是一种双方的痛苦，而感情无法沟通。郁达夫依然表达自己对她的爱，但这绝对不是写小说，一切都可以自主。这一次的爱情不是十二年前的那一次。一个充满幻想、天真无邪的少女闺秀与一个饱经风霜、人近中年的女人，对爱情的许诺的理解有质的不同。那是一种从天国之爱，进入人间之爱。人间之爱包括了一切组合：精神与肉体、物质与灵魂、梦幻与理智。人间之爱是现实的，包括夫妻、父子之爱，包括柴米油盐酱醋，包括周遭的生活水平、方式、环境，而绝不是一个白马王子与一个年轻的少女和公主之爱。而郁达夫缺乏的也正是这一点，他缺乏给妻子、儿女一个安全、平和的生活空间，倒像是居住在一个随时要爆炸、燃烧的火炉旁边。
王映霞向陆丹林同时也向读者倾诉，她的婚姻“既不同意于父母，又难谅解于亲朋”，认为自己既然以前自误于甜言蜜语，她只有委曲求全，百折不回，以达夫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十二年来，她为达夫做出牺牲，崇仰他的人格，可为丈夫所不顾。“不为狼，便为羊”，她控诉丈夫利用自己争强好胜的弱点兴风作浪！以“友谊间的信札，来算作我的唯一的罪状”，滥施攻击与谩骂、中伤陷害。王映霞最不能容忍的是郁达夫口头表达与诗纪中表达过的她受过许绍棣三十七万美金，后又被取走的事——那其实是郁达夫通过许某人给映霞来信中所知道的，王映霞耿耿于怀。王映霞接着便讲到郁达夫与她之间的另外几件事，无非是普陀之行的起因，版权的移交，陷落于汉寿、长沙城中。这一次王映霞的信已经开始避讳讲与许绍棣一些关系的因果了。但在她的笔下郁达夫仿佛真的变成一个精神变态者，而且是存心诬陷。这一次王映霞加重了火药，针对郁达夫的《诗纪》进行了反批评，嘲讽他嫖妓院，睡过燕子窠，在江山叫娼喝酒、醉不成欢，又在粤汉相继失陷时她在逃难于浙赣途中时，捕风捉影，疑妻被××诱至某处同居，致电浙江当局某公，而自己又是如何为达夫所骗来到星洲。她说，“反正西洋镜已经拆穿，岂再怕别人笑话么？做人，应该说真话，惯施伎俩才真正下流、卑贱呢！”她不再顾忌家丑外扬，而是列举了他的“罪状”，王映霞痛骂了郁达夫一顿，把他升级为“丧失良心的人”、“狂人”、“欺侮压迫女人的人”、“浪人”、王映霞尽情地发泄着胸中的闷气，她的措辞比半月前的那一封厉害多了。
王映霞毕竟是理智的。虽然她给《大风》寄了两封长信，出了一口怨气，让大家了解“真相”，她真希望丈夫再来一次反应。那样的话她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丈夫了。但王映霞的四封书简本已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加上朋友的规劝，他就更加沉默了。王映霞满是凄楚，郁达夫本来是“鸳冢终须傍岳坟”的，现在是“新营生圹在星洲”了，其情绪低落到新的低点。王映霞也知道郁达夫情绪的低落与混乱，她也觉得他好可怜，在这新加坡，他哪里还能找到像鲁讯先生那样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呢？
难道还能有像郭沫若、成仿吾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异军突起么？
难道他还能找到一块没有烽烟、战乱的净土么？她也想到他现今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今后的生活如何度过？她只是一种试探，她向郁达夫表示将找友人向他提出离婚，无条件的离婚，她也希望郁达夫相信，没有一个写情书的人在等她，他们依然是破镜可以重圆，她相信以郁达夫的聪明才智可以懂得她的意思，她等待丈夫的回心转意，表态……
如果他们大大的吵一架倒好了，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
郁达夫却只有沉默，因为他相信沉默可以挽回一切。
郁达夫很忙。王映霞希望离开新加坡一段时间，以便他们夫妇间有一个缓和、冷静思考的过程。他们的南来，曾经影响了整个南洋。就在离开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地方，那是印尼的辖地，叫寥内。那里有一所华人的学校，是由一对华人夫妇创办的，男的是校长，女的是教导主任，恰恰这女的就是映霞杭州师范时的李姓同学，他们知道郁达夫夫妇的南来还亲自来过一趟新加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是在这万里迢迢的南洋呢？这一次决定出走，向达夫提出离婚，她不愿与达夫住在一起，她要到寥内暂住一段时间，在那里散散心，谋一个职业。因为三十年代到这南洋谋生的华人太多了，在这里就学的华人所学的依然是他们的母语——汉语。她认为暂时的离别，也许会冲淡他们之间的怒气与怨气。也许可以使这个家庭免于进一步矛盾激化，或者好聚好散。她把孩子抛给了丈夫，只身前往寥内。
郁达夫原来是一直保持沉默的，作为郁达夫的个性也不想沉默，但他毕竟有一批报界的同人朋友，如关楚璞他们。他们都深为郁达夫的家庭担忧，纷纷写诗或劝说郁达夫夫妇。他们看到他们夫妇相继在香港《大风》上报道，知道双方虽然濒临解体破裂，可都还注视着这个家庭以及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希望郁达夫表示克制，以等待转机……。其实，王映霞也在等待这转机，虽然她恨透了郁达夫，知道对于他悔过书并没有用，但如果他再写这一张，她是不会拒绝的。而郁达夫也明显觉察到这一次的空气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在她的面前有些束手无策……
王映霞到了寥内，不久郁达夫的书信又接踵而至，他希望她回到他的身边。虽然他们开始了协议离婚，他们即将分手。只有即将分手，郁达夫才更觉得妻子倍觉可爱的另一面。早一段时间他太不爱惜了，他只想大哭一场。
妻子当然不想立即回来，形成一种僵局。可小阳春在习惯于母亲的起居料理的情况下，突然对母亲的离开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何况不久他便对老是去南天酒楼吃饭厌烦了。他希望父母重归于好。
郁达夫于情于理都希望妻子回心转意，他是个干大事业的人，在他的身上有着男子汉的通病，这个年已四十三的男子身上缺的就是细腻、柔情、替妻子着想，否则也不至于一对恩爱之情溢于言表的夫妻今日走向歧路了。他不懂得妻子在提出离婚后暂离新加坡乃是一种缓冲之计，他只是为自己考虑得多，而很少为妻子着想。怪不得王映霞在《请看事实》那一封信中称郁达夫是“只求****，不解人意”。在郁达夫身上，的确还存在着一种大男子主义，那也是社会造成的，即使是郁达夫这样受到民主文化薰陶，受过东洋教育，又是五四运动后期的大将也概莫能外，骨子里郁达夫还存在着中国名士、士大夫的那种男权主义。而这种男权主义正是以男子为核心，而女子则依赖着男性。男子可以任意侮辱女性包括他的妻子，而女子呢？“女子无才便是德！”郁达夫并没有让妻子从事社会活动，她仅仅是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也正是在这一些问题上他大大得罪了他的妻子……
郁达夫也检讨自己，妻子的提出离婚和出走，使他如同冬天一桶冷水浇头灌顶。在工作中，他是一如既往，认真负责，在社交上他依然落落大方，妙趣横生。但在他一身独处时，竟心酸胆裂，潸然涕下。他也知道，妻子的出现使他一副病肺之身霍然而愈，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作。她确实是九溪桥上所说的“如果你是上帝，那么我就是上帝前的掌书仙！”虽然她有过失，但人孰无过？郁达夫不想失去她，更不能失去她，就是为了孩子也不能。冷静下来思考是一回事，烦恼时也是一回事。郁达夫有时突然心血来潮，恨不得立即把妻子带回身边……
他写了一些信，妻子却没有回音，他不知道妻子的心理。后来干脆就写给王映霞的同学，那一对浙江籍的大同乡夫妇，他指责他们破坏他们恩爱的夫妻关系，要求他们立即让她返回星岛。那对夫妇知道一些这对怨偶的情况，但不想担当这破坏人家夫妇的罪名。他们劝导王映霞回到新加坡。王映霞也知道她的到来为他们夫妇添了麻烦，只得打道回新加坡。但是这一对患难夫妻的心中又多了一层隔膜、失望与惆怅……
六月，王映霞依然与郁达夫住在一起，她再次提出离婚，却依旧同居在一起。聪明的孩子看出来了，孩子责备他们。而他们在两人独自相对时，的确是一对怨偶，要么怒目相向，要么冷眼相对。有时做妻子的确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躯壳，灵魂与肉体已经分离。她的心早已飞回大陆，那边还有两个孩子、娘亲、兄弟，还有重庆她的一个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