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12月17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在这一重要讲话中表示：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庐山宣言》发表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最英勇的一次卫国战争拉开帷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从此，中国军民不分种族、党派，不分阶级、职业，不分男女、老幼，用鲜血和生命投入到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抗战大潮中去。
不为人知的秘密谈判
“兰机关”神秘来客
蒋介石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1938年8月初，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抵达香港，通过地下渠道向国民政府发出和谈邀请，并提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六条总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个神秘人就是和知鹰二——日军参谋本部在中国设立的重要情报机构“兰机关”的负责人。
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势头正盛，正在步步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此时主动“求和”，于是，一些“主和派”觉得机会来了。但蒋介石还是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了现状，对和谈不抱太大的希望，他与《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谈话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9月23日，在日方极其诱人的条件下，蒋介石强烈期望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在对和谈没抱多大希望的情况下，返回武汉主持会议研究对日和谈问题，商量如何应对等。
接下来，蒋介石派曾多次参与中日谈判的萧振瀛任中方代表，并精心挑选每一位成员，组成赴港谈判团。9月26日，为增加谈判胜算，又特命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经验丰富的雷嗣尚加入谈判团。
萧振瀛，字仙阁，原籍山东省文登市，生于吉林省扶余县，民国军人政客，素有外交手段。1922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等职。
9月28日晚，和知鹰二离开香港，返回日本，临行前向中方代表私下透露：日方此次之所以选择让步，是因为希特勒曾多次致电日本，要求日方与中国谈和，共同对付红色苏维埃政权。此外，日本国内出现危机，无法支撑长期战争，所以在目前拥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愿以较大让步，换取东亚和平。
即便如此，和知鹰二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虽然日本内阁的许多官员都不愿与中国长期为敌，但军队中的主战派却占了大多数，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和知鹰二意识到此次回东京复命，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但他同时向中方代表表示，自己一定会拼死说服内阁实现中日和平，并于10月10日前将日方的最终决策告知中方。
由于在此次谈判中，日方愿意大幅度让步，符合中方预期，谈判似乎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日方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也让蒋介石大为满意，甚至一度研究起和谈成功后的停战、撤兵等问题。
为了尽快实现国内和平，10月8日，蒋介石对谈判人员作出六点指示：
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
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应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
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
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
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
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
最后蒋介石一再强调，己方在本次谈判中应坚守一些底线原则，做到“宁死勿允”。
10月10日，日本内阁还在就战与和的问题激烈地辩论。在这个双方约好再次碰头的日子，日方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5日，和知鹰二终于再次现身香港，他带来了日方最高会议的决定。日本认为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之前，中日双方必须建立七项谅解：
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
2.中国政府之调整。
3.伪组织之收容。
4.满洲国之承认。
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6.日、华、满经济提携。
7.战费互不赔偿。
这一决定体现出日方有一定的和谈诚意，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日方虽然口口声声说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却要求国民政府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领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结合第三条“伪组织之收容”，实际上就是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由如今的国民政府与伪政府共同改组而成。
对于日方的决定，中方代表虽然倍感屈辱，但并不是不能接受。不过，中方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一点颜面，希望在日方的配合下，在协议上玩一些遮遮掩掩的文字游戏。其实中方代表不过是要求日方多一些诚意，在和谈宣言上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而不能将“行政”二字撇开不提。纵然如此，仍然被日方拒绝。
10月14日，蒋介石认为日方对于和谈缺乏足够的诚意，下令终止谈判：“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
后来，主和派孔祥熙、萧振瀛等人试图与日方进一步谈判，蒋一度以“杀无赦”严加警诫。中日双方第一次和谈就此失败。
12月2日，回想这段谋求和谈之事，蒋介石在日记中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胎死腹中的第二次秘密和谈
当中方谈判代表张季鸾带着这份文件前往香港时，却突然收到蒋介石让其立即返回重庆的命令。这次事前双方精心筹备、大有希望的谈判还未正式开始，就夭折在了襁褓之中。
1940年7月，日本首相近卫文第二次组阁后，对亚洲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他认为侵华战争只不过是亚洲人之间的内战，日本要称霸全球，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解放被西方殖民统治的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于是日方希望改变中日双方长久对峙相持的局面，集中力量进攻东南亚。因此，日本制定了两个方案：继续引诱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若和谈不成，则诱降和扶植汪精卫建立第二个政权。
1940年8月，日本方面开始频繁地向国民政府发出谈判信号。面对这一情况，张群、陈布雷等人在蒋介石的指导下，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标准：不承认“满洲国”，不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谈目标定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实现“最小限之成功”。
但当中方谈判代表张季鸾带着这份文件前往香港，希望实现“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保底目标时，却突然收到让其立即返回重庆的命令。这次双方精心筹备、大有希望成功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夭折在襁褓之中。
此时，蒋介石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的政局走势：“日本内阁是期望和平的，但是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
事实确实与他分析的一致，日本军方从未认可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谈，更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全面撤兵”等要求，而是专心扶持汪伪政权。中日和谈的大门从此紧闭。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采取以战为主、诱和为辅的双面策略。
同样，蒋介石也用双面策略来应对日本的一举一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一度无底线地对日妥协，一心拖延对日全面交战的时间；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侵略，同时不完全排斥与日本展开秘密和谈。他虽然决心抗战到底，但却长期被是战是和的矛盾所困扰。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亲自主导了这几次对日谈判，也从侧面说明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他偶尔还会期待和平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一方面，他不想使中国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另一方面，他也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支持，期望国际力量能帮助中国人民驱除日寇。
1941年，日军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他将美英两国纳入反日阵营这一战略构想即将实现。他情不自禁地拍着桌子，喊出声来：“这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