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大迁徙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那么文物南迁就是全民的护送。在这百万件文物长达16年时间、上万公里路程的转移中，所到之处，地方政府竭尽所能配合护送。
2010年6月2日，海峡两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襄盛举，合璧展出分散300多年的元代名家画作《富春山居图》。
此图由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几经辗转后开篇被焚，剩余部分分作两卷，分别是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前半卷《剩山图》和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后半卷《无用师卷》。那么，原本藏于北京故宫的《无用师卷》是如何流落到台北的呢？一切还要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说起。
故宫是今人对明清两代时的紫禁城的称呼，里面的文物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收集来的，主要分布在宋朝到清朝这段时间。1911年，清朝灭亡，这些文物由前清皇室继续保管。1924年，前清皇室被赶出紫禁城，文物均收归国有，由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负责管理。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华北形势危急。出于对这些珍贵文物被日本人抢走的担心，国民政府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做出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开始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运往火车站，几十辆板车在军队护送下缓缓前进。
此次南迁文物分为5批，共13 427箱零64包，其中包括书画9 000余幅，瓷器7 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 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 773箱，另外还有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四库全书》、《陀罗尼经》五代刻本等。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此后的15年间，近百万件故宫文物历经艰难险阻，行程达数万公里，先是由北京经上海运至南京，后又辗转运到四川、贵州等地，抗战结束后，这些文物再次运回南京，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要保护一个人都十分困难，况且这是一万多箱文物。刚开始，南迁文物的保护工作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只能根据当时环境随机应变。文物经过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时，每离开一地，那个地方就会遭到敌机轰炸。时间紧迫气氛令人窒息，护送押运者经常来不及休息，就要考虑下一步转移到哪里。
据参与过文物南迁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万里迁移的路上遭遇很多突发状况，土匪拦截、半路翻车、敌机轰炸……大家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着。有一天在快到郑州的时候，大家正在休整，便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但值得庆幸的是，文物全都安然无恙。
途经湖南的时候，护送人员打算将一批文物暂存在岳麓山上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后来觉得战局不妙，日军可能会接踵而至，最终决定立即转移。半个月后，日军轰炸长沙，将湖南大学图书馆夷为平地。大家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说道：“国宝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那么文物南迁就是全民的护送。在这百万件文物长达16年时间、上万公里路程的大迁徙中，所到之处，地方政府竭尽所能配合护送。连故宫工作人员都感慨道，如果光靠他们自己，这些文物很可能连北京城都出不了。
在抗战时期，中国文物工作者并没有忘记博物馆传播文化价值的使命，他们一边护送文物安全转移，一边挑选精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护送人员挑选出700多件文物赴英国展览，引起西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轰动。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再无超出此次规模的展览。在此期间，这些南迁文物还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每到一地，均反响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在重庆展览期间，文物保护者出于对日机时常轰炸的考虑，在展览说明书后面加上这样的字眼：“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在人类历史上，这样别具一格的展览说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大雪封路、汽车翻倒、船只遇险等种种困难不一而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文物工作者们还进行了晾晒处理、校对勘正及科学研究，还曾数度远赴英国和苏联举行展览，但在这期间文物几乎没有损伤或者毁坏的现象，更没有因遭受盗抢和工作失误而遗失。这里面除了幸运的成分之外，文物管理的完备严密，文物装箱的巧妙科学，也是功不可没的。
南迁文物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等地“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日本宣布投降后，又陆续集中到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
西南联大
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此后，国民政府确立了一边发动抗战、一边兴办教育的救国方针。国民政府丢掉东南沿海的工业基地和重要港口后，失去了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财政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就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仍然投入巨款到教育当中，免除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甚至提供免费食宿。当时，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减反增。
蒋介石的教育政策，不仅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还为战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复苏保存了元气。就在前线战争非常紧张、财政出现崩溃前兆的1944年，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对外派遣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就在这一时期被派遣出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面对日军沿长江的步步相逼，湖南很快成了战斗前沿。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正式开课，下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以及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同年，蒙自分校成立。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学府组合而成，融汇了各自的独特经历和教学作风，聚集了闻一多、华罗庚、吴晗、梅贻琦、吴宓、费孝通、潘光旦等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教授，师资充裕，人才济济。办学8年中，西南联大共培养了2 000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汪曾祺、殷海光、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后来各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办学条件正配得上这四个字。在这所世界上堪称最简陋的大学里，学生们住的是土墙草顶的茅草屋，窗子用透风的木格堵上。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们依然严谨治学，学生们也是“救国不忘读书”。图书馆的座位极其稀少，学生们就去茶馆看书，在那里“泡”出了不少的论文和作品。遇到日机空袭的时候，学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带上书随时随地阅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40年初，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战时期教育方面的一个缩影，它与中国的历史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岳飞《满江红》里面的那句慷慨激昂抵御外辱的名句，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西南联大借用《满江红》的曲调，填了一首激荡人心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身处战乱年代，联大学子心中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站在时代前沿，为争取自由、民主与和平奔走呼喊，还以实际行动参与了爱国运动，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面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急，许多国民党要员和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无法脱身。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派飞机抢运家人和洋狗，中外舆论一片哗然，联大同学尤感愤恨。于是，一场自发的“倒孔运动”爆发了。
抗战胜利前夕，云南省政府突然宣布改组，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昆明市民惊慌不安。联大学子和云南各大学一起宣布罢课，参与反内战、呼吁和平的游行。这就是一二·一民主运动，最终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一致的局面。
令人欣慰的是，在战事不断、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各高校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代表则由民主选举产生。
毫不夸张地说，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和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西南联大辗转办学八年，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世界胸怀”和“中华情结”，创造了永远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即尊重学术自由，培育公民意识，坚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在指引和激励着后人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