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九天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1 226架、击伤炸伤日机230架，炸毁炸伤坦克8 546辆。最终，中国空军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取得了抗战最闪耀的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日军空军凭借其在飞机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的绝对优势而一度嚣张狂妄，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奋勇抗击，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空中乐章。
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作战实力薄弱，与已经世界领先的日本空军相比，相差悬殊。日本有2 000多架飞机，拥有一大批技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而中国空军当时正处在初创阶段，能作战的飞机仅有300余架，飞行员也极度缺乏，更缺乏具有空中作战实际经验的优秀人才。即便如此，中国空军官兵们在整个八年抗战过程中，始终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地在空中与强敌展开决战，为抗战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时的日本空军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军种，他们被称为航空兵，分属于海军和陆军。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向华北和上海发起进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日军大本营之命开进上海，就在作战前的一次作战会议上，第三舰队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将空军提升到了极高的战略地位上：要置中国于死地，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住上海、南京这条线，并务必要航空兵全歼中国空军。
中国空军的打击目标早已盯向了停泊在黄浦江和杭州湾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以及在上海杨树浦、虹口一带的日本陆战队。按照空军司令部的部署，中国空军决定主动进攻，于是，由中国率先发起的八一四空战，立即在中日两军之间爆发。
没人能想到，年轻的中国空军首战即告捷。在淞沪会战后第二天，中国空军就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次对日机空战3比0的光辉战绩。
当时，日军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重轰炸机由台北基地起飞，轰炸目标是大陆沿海机场。在日机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时，天空已经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求战心切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不顾恶劣天气，迅速率队腾空迎战，机群首先升到云层上，然后摸索到云层下寻找日机，当发现日机后，高志航立即占据有利位置，组织全队发起攻击。日机显然没有料到会遭到中国空军的主动袭击，慌乱中投下一些炸弹，便企图逃跑，首次登场的中国空军哪能放过此次歼敌的机会，紧追日机，射击开炮。一阵激战后，共击落日机3架，而自己仅有1架战斗机负轻伤。
“八一四”首战告捷，“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被打破，举国沸腾。
次日，在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中日空军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表现依然神勇，成功抵挡住了60余架日机的袭击，并击落日机17架。
8月16日，华东地区的台风刚刚停止，急于复仇并挽回颜面的日军大本营派遣日本航空母舰的大批飞机飞赴战场，中国空军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而这一天，连续作战的中国空军第3、第4和第5驱逐机大队仍保持着极佳的战斗状态，再接再厉，击落日机8架。
“八一四”后，由于日军航母上的大批飞机参战，原本飞机数量就极少的中国空军，在接连的空战中损失多架战机，蒋介石专门下令轰炸日军的航空母舰，并设下重奖——凡炸沉一艘航空母舰者，政府奖励20万元。
8月2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召开动员大会，鼓励大家响应号召，英勇杀敌。动员大会以后，中国空军少尉飞行员阎海文等驾驶8架飞机从扬州出发。他驾驶“2510号”战机一次次超低空飞行，准确地将炸弹投掷到目标区域，但只是短暂慌乱后，日军就很快组织了密集的火力，“2510号”战机不幸被击中，失控坠向地面，阎海文被迫跳伞。负责地面搜索的日军向即将落地的阎海文包围过来，准备俘虏第一个中国空军。阎海文在空中拔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在击毙了5个日军后，他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壮烈殉国。
在场的日军官兵为这位中国勇士的精神所折服，他们庄重收殓了阎海文的遗体，致以军礼，将他埋葬在上海大场，并建立墓碑，墓碑上刻有“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上战场前，阎海文就曾发下誓言：“我是东北人，今天却成为一个流亡者，我不为金钱而战，我要打回老家去，为3 000万同胞报仇！”最终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这句誓言。
阎海文的英勇事迹感动了中国人，也震撼了日本人。9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特派记者从上海发回的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报道最后评价道：“中国已非昔日的支那”。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的一些店铺老板在打开店门时，意外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上面印着英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当天，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国空军还在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上空也抛下了大量传单。一直自信防卫“固若金汤”的日本国土，就这样出现了大量“蛊惑人心”的敌国传单。日本当局暗自庆幸投下来的只是“纸弹”而不是炮弹，却还是如临大敌，赶忙派出大批军警挨家挨户收缴传单，予以销毁。
中国空军的这个杰作被称为“人道远征”或“纸片轰炸”。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袭击。
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驾驶着装有数百万张传单的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投放大量传单劝导日本人民，并向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严重警告。尽管此次空袭没有给日本本土造成任何物质损失，但完全实现了预期效果。此次空袭首开“二战”以来中国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先河，展示了中国空军的实力，震慑日本朝野，民众议论纷纷，成功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心士气，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1941年12月20日清晨，昆明上空出现了10架日军轰炸机，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般地闯入昆明空域，准备像往常一样进行轰炸。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支比他们更强大的空中“奇兵”已经严阵以待。
一群刚降临在中国的美国退役空军志愿者，此时驾着漆有鲨鱼头的P–40战斗机向日机扑来。经过一番空中角逐，美国志愿大队的飞行员以极快的俯冲速度沉重打击了日军战机，猝不及防的日机当场被击落6架，逃走的3架飞机也在途中坠毁，只有1架侥幸逃回了河内。这场空战大获全胜，更让日本人在中国领空尝到了厉害。
这支队伍的创建者兼指挥官正是陈纳德。
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里佛航空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著名的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1920年正式飞行。
抗战爆发前期，宋美龄希望找一个能提高中国飞行员训练水平的人，她的美国顾问罗伊·霍尔布鲁克便推荐了47岁的陈纳德。在收到宋美龄的亲笔信后，陈纳德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这份邀请。
1937年5月29日，以上尉军衔退役的陈纳德来到中国上海。6月3日，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接见。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盛邀陈纳德担任她的专业顾问。那时的中国名义上有几百架飞机，可实际上只有91架能升空战斗。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纳德决定留在中国。受蒋介石委托“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的最后作战训练”。淞沪会战时，他组织了一个“国际中队”参战。
1938年8月，陈纳德接受宋美龄委派，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负责训练中国飞行员。
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请求他再次回国，想办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陈纳德返美后，为争取各方援助，他到全美各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还游说了很多政界要人。罗斯福总统的两名助手也被陈纳德打动，不久，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以望将日本拖在中国，这符合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决定支援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1942年下半年，美国加快了装备中国空军的步伐，同时还在印度创办了初级飞行员培训班，帮助中国空军培训了大批中国飞行员。1942年底，当这些受过美军严格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着370架美国飞机回国后，中国空军从此逐步地取得了制空权。
1941年7月中旬，在陈纳德的努力下，由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医生组成的第一批飞行队员以及68架飞机辗转抵达中国。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的指挥员。陈纳德负责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业训练。当时训练条件非常艰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陈纳德将这个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分别起了个性化的名字，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第2队为“熊猫队”，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
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达昆明，20日，一批日本战机空袭云南，陈纳德率所有的飞机升空迎战，痛击日机，大获全胜。陈纳德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饱受日机轰炸之苦的昆明百姓。当晚，昆明各界为陈纳德的志愿大队举行了庆功会。
最初，这些志愿大队的美国队员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震慑日本人。随着志愿大队在昆明上空的这次胜利作战，鲨鱼头图案备受关注，因中国内地居民没见过鲨鱼，于是误把这些图案认为老虎，所以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大队的飞机，“飞虎队”由此得名。陈纳德也获得了“飞虎将军”的美称。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