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讲坛斗争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进行种种起哄。对党外“议员”多次提出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顾左右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在5月16日“省议会”党外“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先是惊慌失措，继而采取“降低冲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借以玩弄利诱威胁的阴谋诡计，对党外“议员”进行分化、离间及各个击破的伎俩，以瓦解党外“议员”的集体行动。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党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举行抗议活动，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为制止事态扩大，出动宪、警镇压，并逮捕了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的行径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激化，党外势力进一步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掀起了一个反“戒严”、反迫害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被迫从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容忍、让步政策。
许信ge,闯关
党外势力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斗争是从1986年初开始的。是年春，党外公政会决定成立地方分会。台湾当局欲以“不合法”为由，扬言予以取缔。党外公政会于4月18日晚召开理事会，讨论对国民党当局既定立场的态度。理事长尤清声称：公政会筹设分会是党外组党的准备步骤，一旦国民党动手取缔，将可能促使加快组党的步伐。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信良任l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利”。该党正式成立后将于1986年底台湾举行大选之前，由许信良带队迁党回台，“突破党禁”。许信良声称：“我们三人回台湾，虽不一定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果，但前途未能预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人地狱’的危险。人们必须要带头，我们三人有信心。”其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组织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台湾当局对许信良等的行动极端重视，警方也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许信良等人后来为迁党回台，演出了闯关一幕。
与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国国民党同志行动委员会也在美宣告成立。该会总联络人陈抗生说：设立此会是因为一些党员对国民党现有组织没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较好的条件，将失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及留学生组织起来，激励国民党，并在整个中国的架构下，加速民主步伐。他还认为该行动会或许和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基本方向上并无差异，但后者了解大陆的情况，而行动会对台湾的情况较清楚，两者不致重叠。陈抗生还宣布，该行动会的宗旨是：
(1)承认中国领土上现有两个政权的存在；
(2)反对台湾独立；
(3)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
陈还要求台湾当局充实或改革现有“中央民意机构”；试行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严禁选举舞弊等。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允许党外公政会成立地方公会，但提出须以改名和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当党内外关系再度紧张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企图通过“政治沟通”手段化解党内外对峙情绪。此一主张被“总统府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时党内外沟通有助于彼此理解与政治和谐。陶百川借蒋经国召见之机，面陈“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及意义。蒋经国对陶百川的建议深表赞同。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党内外关系作指示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针对党外争民主情况，蒋经国强调，“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
蒋经国上述讲话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已转变为沟通政策。此后陶百川的主张也获蒋经国批准，陶邀约胡佛等3人面商沟通事宜，决定于5月10日当面沟通。当党外代表邀请函发出之后，部分党外激进派人士不赞成沟通。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会。此种做法引起台湾情治机构不满。虽有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的节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党外黄天福外，原先预定主客均按时到会参加第一次党内外沟通。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据中介人李鸿禧回顾第一次沟通会议时说：经过你来我往的争论辩难，到最后，与会人士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对于此次沟通会议，港报曾评论说：
“国民党与在野党人士的去年相互对立，彼此猜忌不信，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为党外公政会及其地方分会的扩充成立，党内外急剧冲突已达沸点，朝野民间正为一场巨型政治风暴是否即将发生而惶惶不安时，通过这次沟通会谈，双方竟然能仍同桌共席地检讨当前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
第一次沟通会议之后，“乍现的和谐曙光”很快又被层层乌云遮蔽。一方面党外阵营完全不理会公政会与地方分会的登记名称仍有待磋商的决定，而是援引国民党同意公政会及地方分会成立，在南北各地纷纷筹组成立。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开始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民进党抢滩
随着党外运动的迅速发展，9月28日，党外人士130多人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在台正式宣告成立。该党是以原公政会、编联会等党外组织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反对党。
本来，党外势力准备于1987年7月前完成组党工作。按照民主时间表也将在1987完成组党。党外人士为何提前组党呢?据港报载：台湾党外人士原有一个估计，党外要实现组党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在“蒋经国时代”或“后蒋经国时代”交替的时刻。他们认为1986年9月正值此良机。当时岛内盛传蒋经国乘坐轮椅出席会议的消息。他们认为，如不抓住这一良机，万一蒋经国突然有什么意外，台湾形势急转直下，势必坐失组党良机。另一原因是党外领袖有多人遭逮捕，形势更加险恶。党外人士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在当前争取民主运动中，就会显得力量分散，方向不明，缺乏号召力。直接推动党外势力组党的原因，是身居美国的党外领袖许信良公开宣布将在10月4日在洛杉矶成立台湾民主党。如让海外党外势力抢先组党，岛内的党外人士势必失去组党先机。在内外情势的促使之下，台湾党外首脑尤清、费希平等人决心冲破“党禁”，公开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
在民进党成立的第二天下午1时，蒋经国召见郝柏村，询问郝对民进党成立的看法与意见，郝答称：
1．“中央对于重要政治问题的政策决定应采取主动，并明订目标宣示‘国人’，如‘中央民意代表’问题是不能再拖了。”
2．“推展‘民主宪政’是反共利器，组党是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组党。我以为应基于‘忠于中华民国’、‘忠于中华民国宪法’、‘坚决反共’，支持‘一个中国的复国政策’、‘反对分裂或台独’。”
3．“有温和的反对党可使本党警惕上进。”
4．“现在偏激分子扬言组党，其主张实际为否定‘中华民国’，或与中共‘统战’呼应，或为‘台独’，当然不能容忍。”
蒋经国同意郝的看法，但主张对于偏激分子的行径，“目前仍以避免冲突，冷静处理”。
下午4时，蒋经国召俞国华、黄少谷、郝柏村、袁守谦、倪文亚、马树礼、沈昌焕、汪道渊、李焕开会，研讨民进党成立问题。会上有人主张采取高压政策，有人主张对民进党“依法”处理。蒋经国对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说：
“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组党为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现象。开放组党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决定前仍照现政策，不可因此一事而变更政策。现对民主进步党采不承认政策，并照‘行政院’说过的‘依法’处理。”
针对有人批评当局软弱，蒋经国辩驳说：“其实忍辱负重乃为达成更大目标，盖发怒则今日对方不是我们对手，而无目标、无志气才是真正的软弱。”他还说：“此时非出一口气表现力量的时候。”
秉承蒋经国的指示，施启扬在“立法院”宣称：“此时此地不宜组织新党，如仍有少数人士不顾现实情势擅自组党，‘政府’将‘依法’处置。”
9月30日，李登辉将民进党成立的详细情形向蒋经国作了报告，蒋经国对李说：
“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的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研究组党可行性，暂时秘密进行。”
“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党员的团结，党员的工作能力提高都是重要的事情。”
10月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事采访蒋经国。葛兰姆夫人问：“新的‘立法’对于组织新党会有什么规定?” 蒋经国答称： “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宣布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尽管蒋经国从内心世界不愿意看到台湾有反对国民党的党，但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容忍了民进党的成立。
蒋经国晚年为什么对党外势力的组党活动由过去的镇压政策转变为沟通政策，并默认民进党的成立呢?笔者以为：
其一，蒋经国已经看到：要促进所谓的“政治和谐”局面与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就必须同党外势力进行沟通，寻求共识。
其二，整个世界都在从对立走向对话，为国际舆论所迫与出于稳定台湾政局的需要，只有对党外势力让步。
其三，进入80年代之后，国民党当局而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其“统治权威”较70年代明显下降，如果继续一味镇压党外势力，势必会加剧党内外之间的矛盾，引起更大的冲突。 其四，集中全力对付中共。 正是基于上述四点考虑，蒋经国在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讲话称：
“‘国家’遭逢艰难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我们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因为意气用事或冲动都极容易使得自己失去理智而遭到挫败”，“小不忍则乱大谋”。台湾要“突破困境”，必须在观念及做法上作必要的检讨与研究。“经国以为任何外来的挑战，都不足惧，最要紧的是我们内部要团结”。
蒋经国在会上一再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
10月1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就容忍民进党成立发表谈话称：
“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进一步协调“促进沟通”；以“推动‘革新’，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宣称，他之所以容忍民进党成立，“是一心为‘国家’的长远利益打算，一心为全民的永远幸福着想，一心为‘复国’大业奠定不拔的根基”。
就在这次国民党中常会上，根据蒋经国的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决议，并交“行政院”另定“动员戡乱时期安全法”(简称“国安法”)、“人民团体组织法”与“选举罢免法”，待完成“立法”程序后公布实施。这一决定，使台湾地区实施30多年的“戒严令”将被解除。
在蒋经国的容忍之下，先头抢滩的民进党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江鹏坚为该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主席。翌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宣称：对民进党成立及代表大会持“容忍和谐立场”。
街头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