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中期，蒋经国身体日见衰弱，他深感来日无多，遂在台湾全岛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革新运动”，从而使台湾社会的政治体制由强人政治过渡到政党政治的转折时期。探究台湾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原因及特点，必然要追溯到蒋经国晚年在政治上的举措。这些政治举措又被岛内外舆论称之为“向历史交待”。
对于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内容，岛内外舆论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指蒋经国晚年全力推展的“政治革新运动”。笔者以为此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但并未全部反映蒋经国晚年在政治上的举措。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点：
(1)改变接班部署，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突出表现；
(2)进一步实施本土化政策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另一重要内容；
(3)大刀阔斧推行“政治革新运动”，则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核心之点。
前两点前文已作详细说明，后一点则须在下面作重点叙述。
“革新”构想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来，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曾进行过多次“政治改革”。然而历次“改革”，无论就其规模、范围，还是就其深度而言，都无法与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相比。此次“政治改革”是从1986年开始的。
1986年春节前夕，蒋经国曾对一位他经常咨询的当局高层人士说：春节前后你不要上班了，希望你利用这几天好好想想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蒋经国还说，这几个月经济形势好转，军售问题也有妥善的安排，“国防”科技更有长足的进步，“国家”安全似无问题，“政府”应有余力在政治建设方面施展作为。他还说：一年内连续发生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显示“政府”政治结构存在缺陷。过去情治单位的严重问题，亟须改革。
另一位接近蒋经国的高层人士证实：蒋经国非常注意记取江南命案的影响，以后情治首脑出缺，他宁愿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以严明情治机关的纪律。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并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词。致词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代为宣读。致词重复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陈词，并口头要求全体出席会议者：
“要不畏环境的艰苦困难与险恶，屹立不摇，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国家’正值多难之秋”，这次召开会议，“为的就是要打破今天所面临的难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将来”。
会议根据蒋经国讲话精神，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中心议题案。该案明确指出：
自十二届二中全会以来，“遇到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并提出“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
上述蒋经国的讲话与三中全会议题案表明蒋经国将在政治上有大动作。
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在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讲：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还特别强调： 十二届三中全会应是“国民党在作风上的一个分界线，改变过去比较保守的做法”。
国民党“在力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自我检讨，发掘缺点，并以魄力、担当和勇气面对现实，作必要的‘改革”’。要“突破困难，再创新局”⑧。
蒋经国还将调整和改善同党内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他训示各级国民党党部应该：
“多交朋友，要多听取并虚心接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基层党员干部“应当以民众服务员自许”，同各方人士“建立良好关系”。
蒋经国还多次告诫有关部门：
“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共同为启导社会祥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上述讲话表明：蒋经国已深深地认识到，国民党肌体生了许多毛病，必须加以诊治，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因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革新”，才能巩固与发展经济建设的成果，否则，经济建设将后劲不继，经济成果也将不保。
为了大张旗鼓地在台推行“政治革新”，蒋经国首先在组织上作了安排。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委人选作了调整。此次会议仍保持31名中常委，但换了4人。被除名的有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增加了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位新人进中常会，首先使国民党决策机构在年轻化问题上稍有改变。除李焕外，其余3人均在50岁以下，使中常委平均年龄比原来降低了两岁。另一方面，蒋经国提拔的新常委非常注意他们的学历，包括对“政治革新”的态度与国民党的渊源。4位新人都有较高学历，并且赞成蒋经国的维新路线。李焕是蒋经国的门生及嫡系，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陈履安是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之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吴伯雄毕业于台成功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施启扬获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西德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吴、施二人均是国民党一手提拔起来的台籍“青年才俊”，且亲属中均有国民党红人。对于除名的中常委，蒋经国尽量安抚，如4月4日，他在“总统府”亲自颁授“一等卿云勋章”给孙运璇，以暗示对维新路线的支持。
在调整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基础上，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挑选出12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诸项内容与政策。这12人是：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以严家淦为召集人。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说：
“今天推定12位常委负责三中全会各项决议案之研究规划，分工策行，是非常迫切的工作。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我们要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在蒋经国的督促下，12名中常委不敢怠慢，对“政治革新”内容作了深入研究，在向蒋经国汇报首肯之后，确定以下6项议题：
(1)“解除戒严”。此问题在台呼声最高，所以蒋经国明确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解除戒严”就是解除1949年5月19日由台湾省政府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废止因实施戒严而制定的30种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2)开放“党禁”。蒋经国认为：此一问题与“解除戒严”同等重要，他强调与党外势力的沟通政策。在“解严”后，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同时实施修订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
(3)充实“中央民意机构”。作为台湾民意机构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是1947年国民党迁台前的产物，但经几十年形势的变化，如今早已失去应有的代表性，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笑柄。党外反对势力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蒋经国认为，此问题不解决，党内外对立情绪与矛盾很难消除。因此，蒋经国与属下商量的结果，原则上决定废止“国大代表递补制度”和建立“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制度”，并大幅度“扩充台湾地区增额民代名额”。
(4)“地方自治法治化”。此问题也是国民党内外政治歧见产生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党外势力地方人士一直强烈要求制颁“省县自治通则”，使台湾取得“自治”地位，“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据台湾新闻透露：蒋经国已下决心在不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制颁“省县自治通则”、不制定“省自治法”的情况下，迳行制定“省”和“院辖市”的“组织法”，并将“省主席”和台北、高雄“院辖市市长”，由官派制改为经“行政院长”提名，相关会议同意后任命。
(5)“革新党务”。这是国民党自身的改革问题。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在国民党中普遍存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蒋经国提出要以“党的革新带动行政革新”，并以“行政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从蒋经国大量关于“政治革新”的讲话看，他视“党务革新”为“政治革新”的关键所在。如何推展“党务革新”呢?蒋经国提出：“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蒋经国决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方面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整顿，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的组织、训练、教育与社会、文化、海外等方面的工作，以充分发挥组织效能，“提高党的竟争能力”，俾能适应台湾的社会变迁与“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后的新形势。
(6)调整各项政策。为适应各方面形势变化，蒋经国决定在内外政策和做法上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以配合内部统治体制的改革。在拟定的调整政策中，最主要的是调整对大陆的某些做法。同时也包含改革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改善社会风气等。
上述6项内容的拟定，表明蒋经国敢于在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以“向历史交待”。此后，蒋经国便在全岛展开了政治革新运动。
各界呼声
任何政治上的变动都具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进入了重大的变动时期，随着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走向解体，一个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逐渐代之而起。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变动的总体趋势是：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往城市，农民阶级走向衰微；劳工数目激增，迅速变为人数最多的阶级；民间私人资本不断扩增，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迅速壮大。由于台湾当局不关心工农大众的利益，致使数千农民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广大工人不满台湾社会现状，强烈希望改变自身处境，要求民主、平等的权力。中产阶级也同国民党当局矛盾日渐加深，不满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主张进行民主的温和的改革，要求在某些方面重新分配权力，以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参与权与发言权，使本阶级获取一个更加有利的社会活动空间。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较年轻又受过较好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由于希望使这个‘国家’发展为一个多元的代议制民主而对国民党不满。”特别是随着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就连一些国民党人士也要求当局改变保守、僵化的政策。
80年代中期，台湾一些有识之士首先要求台湾当局改变僵化的大陆政策。“立法委员”朱建人、郭瑞训、蔡胜邦、杨宝琳等人曾多次在“立法院”向当局提出质询，要求改变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实行两岸盼望已久的“三通”。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就当局的“大陆政策”发表社论称：
格于形式，当局的“不接触主义”已“不能维持”，必须重新考 虑，并强调如“不改变不接触政策”，不但不能鼓励投资意愿，而且 一定会使经济萧条。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及舆论界吁请台湾当局在海峡两岸关系 上“必须弹性求变”，采取“突破性”做法。这些主张反映在由当局 授意召开的两次研讨会上。第一次是8月间由《工商时报》(国民 党中常委余纪忠主办)出面举办的题为“大陆经济改革与台湾经济 发展策略研讨会”。与会者从经济角度论证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形 势及台湾的对策。其结论与建议是：大陆形势稳定，经济体制改革 “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并会“继续下去”，将对台湾产生“压力”，对 此，台湾除“强化经济力量外”，应以政经分离原则，处理台湾与大 陆的经济关系，并主张实行和扩大“双向转口贸易”，决不能“只出 不进”。第二次是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文化基金 会与《中国论坛》杂志社举办的题为“‘国家’未来10年发展之探讨 座谈会”。经座谈，台大教授杨国枢代表与会者作总结说：大家的 “共识”是台湾“现存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与政治有绝对关系，无 论就理论推断或现实分析，台湾保持现状将日趋困难”。为此，他 呼吁当局“采取弹性政策以谋开创新机”。
工商界也有不少人要求当局开放与大陆通商，向大陆寻求出 路。早在1980年初，台湾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及声宝公司董事 长陈茂榜通过港商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刊登了外销产品广 告。广告一登，震动台湾，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对此大加攻击，说此 举是“违反‘国策’的行为”，是“卖国贼”。而工商界则以“在商言 商”为由，反击保守势力的攻击。1985年，台湾内部就海峡两岸 “间接贸易”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攻击。争论中，压倒性的意见是： “格于形势，间接贸易，无从防止。”
党外人士在1985年发动对国民党多次进攻。5月份，台省 “无党籍省议员”黄玉娇、洪月娇、蔡介雄、谢三升、博文政、苏贞昌、游锡望、陈启吉、简锦益、廖枝源、陈金德、周仓渊、林清松、余雅玲等14人，以强行通过“法规”有违“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辞职予以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在台“政治运作”进行改革。12月20日，新当选的台湾“省议会”第八届“议员”黄玉娇等15人在宣誓就职时，集体退席，反对国民党干涉“市议会”运作。《中央日报》认为，党外人士的上述举动，“无异是借此事端提升其影响力，加强对执政党的压力”。
由于台湾当局固守僵硬政策，加之内部经济萎缩，社会问题严重，导致台湾各阶层人士对台湾前途感到茫然，出现了“信心危机”。当台湾当局宣布对中共实行“三不政策”后，台湾民间出现了“新三不”(不讨论、不研究、不认同)。台大教授张忠栋发表看法说：“新三不”不仅是针对国民党“三不”的“一种反作用”，而且“是对各种问题都感到失望的疏离感”。他还举例说：几位教授和一位将军关门谈“国事”，大家交谈宝贵意见之余，都想不出具体的做法，“只留得一片唏嘘慨叹”。另外，曾有几位音乐评论家、画家、报纸副刊主编等在一起吃饭，很想联名撰文，就“国事”提出一些具体恳切的建议。但建议什么?建议“政府”改组?建议改革中央主管机关?建议取消“戒严”?建议“反统战”?这些过去说得不少，现在更加难说。大概正因如此，所以联名撰文之议也就没有着落。
鉴于1985年台湾内部发生多重困难与事件，有识之士提出了“政治革新”主张。青年党主席李璜说：“台湾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不在外敌，而在‘内溃’，国内的经济繁荣不再，‘政治改革’不通，承继发生问题等三个危机均足以导致‘内溃’。”他又将“政治改革”不通。列为“危机的根本所在”。同年9月，在台北举行的“台湾社会变迁与发展研讨会”上，“政法组”的教授、学者，共同建议组成“政治革新委员会”，研拟“革新法案”。与此同时，“立法院”部分“立委”在施政总质询时，也都提出“政治革新案”。他们一致认为：台湾不进行“政治改革”是没有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