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提出“三不政策”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立即受到海内外舆论的抨击，纷纷要求蒋经国改变“三不政策”，实行新的“大陆政策”。 来自海峡对岸的讯息是：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先生的文章，他严肃指出：蒋经国的主张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之名，行反共拒和分裂之实”。
198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说：
“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至于如何统一，“照我们的意见就是用一个国名，一个首都来‘统’，其余都可以维持现状不变，就是说既不要用大陆的社会主义去‘统’，也不要用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我们认为这是最现实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办法。”“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看不现实，国民党在大陆推行三民主义几十年，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搞了30年，不仅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国家统一以后大陆还是搞社会主义，台湾的现行制度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我们并不反对。”
邓小平在同杨力宇谈话时也称：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原蒋经国的老部下、国民党特赦人员蔡省三先生在国民党十二大闭幕后不久发表专文，抨击蒋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是“两大两小”。所谓“两大两小”，就是：其一“偏见大，容量小”；其二是“夸口大，能量小”。
所谓“偏见大，容量小”，试看他们对于隔离了30多年的：千万老百姓，要通一封家书都不允许。而要依照他们的偏见，把家书一概列入“统战阴谋”，“其背情悖理，无视民意，莫此为甚”。蒋经国主持的十二大所坚持的，“实质是极其偏狭的‘一党独裁路线”’。
所谓“夸口大，容量小”，是说蒋经国喧嚣要消灭中共政权，统一中国，而且声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世界。显然这是蒋经国“：大大脱离实际的虚夸，也仅仅是口头鼓噪而已”。就整个力量对比而言，“优势远在大陆一边，遑论‘称雄’世界”。“台湾国民党果真有力量打，他们早就挥戈北上了。然而30多年来，他们只能反复搬弄由‘反攻大陆’而化缩为‘反共复国’的‘心战’。这在国民党诸公来说，确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最后，蔡省三奉劝他的老上级切莫错过了与中共谈判的绝好时机。
在台湾岛内，各界有识之士均反对“三不政策”，主张“三通”。对蒋经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也表示了怀疑与不满。台湾《薪火周刊》1985年7月29日刊文称：
“国民党口口声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是三民主义在台湾都未完全实施，竟然还大言不惭说什么三民主义是统一中国最有力的武器。说这么一席令人脸红的话，实在很不得体。”
统一之声
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与蒋经国抛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后，台湾岛内讨论统一问题者日渐增多，据海峡两岸学者统计，提出统一方案或模式的已达近百种之多。有的接近“一国两制”，有的属于非“一国两制”模式。为使读者对岛内和海外的统一模式有所了解，下面作些梗概介绍：
(1)“大陆主体”类。这种模式是主张用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模式中有三种论点较有特色：
其一，台湾统派王晓波先生曾提出“改良性‘一国两制”’。该论点的理论根据是“不完全继承法”，主张共同商定新国号，将“一国两制”列入新拟定的宪法中，由“国大”通过后实施，在联合国，两岸共组“代表团”，“共享一席”，有关各方的外交事务由各自的代表出同表决。
其二，“一国两制七区论”是吕明灿于1993年8月提出的。这里的“一国”指一个中央政府；“两制”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七区”为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海南省、香港、澳门、台湾、中国大陆内地的地区等7个协作区。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行，应以此一协作区的发展为主。
其三，黄兴智先生于1979年12月提出了“中国和平统一方案”。该案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设置“台湾人民民主自治区”，国旗仍为五星红旗，外加“满地红一圈”。自治区内设“总统”一人，选举产生；军队仍由“总统”统帅，原“大使”一律改为领事馆；自治区侨民同时持国家和自治区护照。
(2)“台湾模式”类。这类模式除了蒋经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蒋经国、郝柏村的“一国良制”之外，“台湾发展模式”是杨国枢于1987年7月11日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郭华伦、刘恒修于1979年11月提出的“台湾模式”、杨力宇于1982年4月提出的“台湾经验”。此类模式的共同特点是用“台湾模式”统一中国，实际上是蒋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的翻版。
(3)“一国两府”类。这类模式颇多，基本上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论”，是台湾当局现行大陆政策的基本内涵。这类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由林钰祥于1989年3月提出的“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即“一国两府”。这是林钰祥在台湾“立法院”质询时提出的，这种模式与德国模式近似。德国模式是指1972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签订基本条约，承认各自主权行使范国，尊重对方之内政与外交事务之独立自主。时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答询时表示：此意见可以作“外交”及大陆政策研究的参考。其后，林氏与吴淑珍分别就“一国两府”向“外交部长”连战质询。连战称“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府”的构想，是一项很实际的观点，并称他已对此一问题的内涵加以研究充实。连战还称：“对等政府”不同于中共所提的“一国两制”，所谓两制只有共产主义制度及香港殖民地制度，这都已过时，不合中国人所需，我们要坚持的是“自由、民主、均富社会制度”。连战还称：当局“绝不承认中共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有“充分参与联合国的权利”。李登辉对这一主张是默认的，但由于此一主张提出后遭到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抨击，台湾当局又极力否认这一政策，但在其认知上，便未放弃这一主张。“一国两府”主张就其实质而言是“台独”主张。
其二，“一国两地区论”。这一主张是台湾当局继“一国两府”之后抛出的对抗“一国两制”的又一新策略。其全称是：“一个‘中华民国’下的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此一主张的实质仍是“两个中国论”，是“一国两府论”的翻版。
其三，“一国两府四区论”。这是台湾“陆委会”于1993年3月提出的。该主张强调“一国”虚悬主格，使“一个中国”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概念；“两府”指大陆与台湾“两个政府”；“四区”指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种论点同“一国两府”、“一国两地区”也没有什么两样。
其四，“一国两治论”。这一主张是由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于1983年12月提出的。沈说：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之后，台湾当局除了斥责以外，很少去谈。他宣称在研究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上的见解是：未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式是共享主权，分拥治权。简言之，“一国两治”。在一个象征性的国家主权之下，实行不同制度的两个地区，各拥有独立的治权。沈君山还于1985年提出“一国两体论”，前后两个主张近似，中心之点在于对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宣扬“两个中国”。
除了上述论点外，还有钟树楠于1985年9月提出的“一个中国两个代表论”、陶百川于1987年10月提出的“两国两制论”、陈庆于1987年提出的“两制一国论”，丘宏达、高英茂于1988年8月提出的“双体制国家论”、高资敏于1989年3月提出的“两个中国论”、尤清于1989年4月提出的“一国两权论”、张亚中于1991年4月提出的“一中两国论”、郑竹园于1992年6月提出的“一国两府两制论”、杨力宇于1995年4月提出的“一国两岸论”。这些主张尽管说法各异，但其实质都是在鼓吹“两个中国”主张，以对抗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
(4)联邦制类与邦联制类。所谓联邦制是指由若干享有独立权限的成员国(或邦、州)联合组成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的整体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邦制度。在联邦国家中，除全联邦的宪法、法律和国家机构系统外，还有各成员国的宪法、法律和国家机构系统。各成员都具有独立国家的特征。其国民具有双重国籍。所谓邦联制是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共同目的而建立的国家联盟或同盟。邦联不是国家主体，本身没有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也没有统一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它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权，：实际是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不具有真正国家性质。其主要机关：是联邦议会，由各成员国派遣代表或首脑参加，共同协商有关重大的问题，其决议须经有关成员国批准方能生效。随着国家经济与政治进一步集中发展和统一，原来的邦联国家先后改变成为联盟国家。在台湾，鼓吹这两种主张的大有人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其一，“大中华国协论”。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望指出：海内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同意中国应统一，因为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中华民族感情融合的表现。今天两岸问题的症结是：双方都无法提出能让彼此接受、让彼此都有一点回旋余地的办法来。他还认为：两岸都“不能期待立即统一，而是要循序渐进”。应先仿英国协模式，建立一个“大中华国协”，其以下有三个正式会员：“台湾、大陆和新加坡，由三地区中国人组成的政府，在国协中都是完整的政治实体。”其后，世界上华人所构成、人数在5万以上的团体，可以成为次列席会员，例如香港、澳门、马来西亚的马华公会，美国的中会总公所等。如此一来，可把全世界的中国人结合在这个组织之下。在此大前提下，3个主要会员必须尊重彼此的政治独立与主权完整。最后以30年至50年为期，以民意测验的方式，“决定一个适合于所有中国人的政体，中国于焉统一”。很显然，梅先生有点痴人说梦，他的主张实质上是“三个中国论”。
其二，“联邦共和制”。这一主张由姜敬宽于1984年4月提出，其内容是：主张“地方自治”，“用民主方式组成联邦(或联省)政府，分层负责，促进人民的基本自由发展，普及教育，建立合情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
其三，周洪钧于1994年3月提出了“新联邦制”。“新联邦制”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分成四个新联邦制成员：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大陆，为新联邦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新联邦国家最主要部分；第二层次是台湾，可保留原有的政经制度；第三层次是香港和澳门，作为新联邦的成员直属第一层次。，
在联邦与邦联制中，费希平于1984年7月提出“大中国邦联”；魏镛于1987年10月提出“多体制国家”模式，后改为“多体系国家论”；高英茂于1988年3月提出的“先邦联，后联邦制”。上述论点虽冠以“中华”、“大华”、“中国”等名称，实则全是空的，很难在中国实行。
在诸多统一模式中，还有“经济模式”、“文化统一模式”、“奥运模式”、“一中一台模式”。其中侯立朝先生的“民主统一中国论”与陈立夫的“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论”颇引人瞩目。
侯立朝先生说：统一，既不是共产党统一国民党，也不是国民党统一共产党，而是由中国人统一中国即“民主统一”。统一的方式是国民会议，统一的基本思想是孙文主义。他还两次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请其转达蒋经国，希蒋效仿中山先生当年空手北上精神，主动到大陆协商国民会议的召开，加速推动大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侯先生还绞尽脑汁为蒋经国民主北上在技术程序上设计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由蒋经国直接宣布北上，测试中共的反应。第二种方案先派代表协商，安排北上以及协商的基本原则。前一种是直接突破，有震撼力!后一种是循序突破，有稳定力。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一个十赢不输的方案”，只要起步就赢。侯先生还曾直接给蒋经国写信，提出民主北上整个行动的重点是：
(1)“协商国共两党共同遵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路线”；
(2)“以召开国民会议来议定中国统一问题”；
(3)用200亿外汇贷给大陆人民作为私营企业资本；
(4)“在国民会议未召开之前的过渡时期，实行人民交谊、经济交流、体育互访、学生互换等先期活动”；
(5)“由国共两党先表现两党政治的可行，并全面开放大陆的政治活动和民主选举。”
侯立朝的建议并未被蒋经国采纳，今日，蒋经国早已作古，李登辉在中国统一问题也已改变了蒋的既定政策，看来，侯的建议只好束之高阁了。
1988年7月，国民党元老、89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在国民党十三大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一项“以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的提案。提案坚持“一个中国”与反对分裂的主张，坚持“文化统一中国论”。陈还认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此话不无道理。陈认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陈立夫这段话从表面看也没什么错，问题是陈立夫口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换句话说，陈的“文化统一论”实际上是蒋经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的翻版。江泽民也提出中华5000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江泽民所指的中国文化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100多年来中国有志之士所追求的现代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陈立夫还石破天惊地提出“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合作发展大陆经济，并将台湾1988年初累计的767亿美元的外汇存底中，拿出50至100亿美元，向大陆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这种经援大陆的主张一提出，台湾朝野为之震动。台湾《新新闻》周刊发表了陈杰夫的《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的专文。尽管陈的提案未被台湾当局所接受，但它的震撼力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台湾人民、包括国民党元老派盼望中国统一的心愿，表明祖国统一的潮流不可阻挡。
以上诸种方案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影响力，表明台湾多数人还是赞成中国统一的，还在为祖国统一出谋献策。但从多数模式的内涵看，还存在明显的错误，有的则明显地鼓吹“台独”。展示中国统一未来，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统一之上策，非“一国两制”莫属。希台湾当局绝不可抱侥幸苟安心理，更不可拖而不统，尽快实现两岸接触谈判，完成祖国统一，共同创造2l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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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经国念念不忘“三不政策”，口口声声宣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在大势所趋与“有所变，有所不变”的思想指导之下，对和平统一问题也开始出现了若明若暗的松动迹象。
1982年，“行政院长”孙运璇在“国建会”上针对“偏安自保”说大加抨击：“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得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