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西安知县姜仲能、常山知县刘利用、龙游知县王瓒、衢州知府唐瑜等人和各地学官的共同努力下，衢州地区的儒学继续向前发展。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浙西南地区则成为传播王学的重要阵地。当然，这是与李遂等地方官员的极力倡导密不可分的。李遂于嘉靖年间（1522—1566）任衢州太守。他不仅注重以德化民，政绩卓然，而且对衢州地区的儒学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李遂学养渊深，于儒学“解悟贯彻”，“朔望谒先师庙，进诸生，讲解经义出其自得，学者辄闻所未闻”。在衢期间，李遂兴建了衢麓讲舍，积极倡导王学。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门人李遂建讲舍于衢麓，祀先生”。衢麓讲舍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明年（按：1529）师丧，还玉山，惠偕同门王修、徐霈、林文等迎榇于草萍驿，凭棺而哭者数百人。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是年（按：1534）遂为知府，从诸生请，筑室于衢之麓。设师位，岁修祀事。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衢麓为之先也”。从中可见，一方面浙西南地区对王学十分推崇，学者之间的讲会活动十分频繁；一方面衢麓讲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此文中关于讲舍的建立时间与其他文献记载有所出入。据康熙《衢州府志》，李遂于“嘉靖五年（1526）第进士，十七年（1538）迁衢州府知府”，更有说服力的是李遂在自己撰写的《明嘉靖李遂周孝子祠记》中也说：“岁戊戌（1538），余既获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可见，李遂到衢赴任的时间是嘉靖十七年（1538），那么衢麓讲舍的建立时间最早也应该是1538年。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衢麓讲舍及其历史影响的评述。
李遂和其他阳明弟子在衢州的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衢州地区的发展，“李公盖讲姚江之学者也，抱知行合一之旨，为多士式维。时乡先达王在庵提唱于前，叶敬君、方孟旋相应于后，由是士风一变，翕然崇实而黜浮，号称邹鲁，迄今三百年于兹矣”，此中的“士风一变”和“号称邹鲁”足见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李遂不仅重教育，而且重教化，注重发挥环境的教化功能，“表德树风，兴学造士…立西安周孝子祠，常山四贤祠，修其墓，录其后”。衢州有周宣灵王庙（又称周孝子祠，俗称孝子庙），由衍圣公孔文远捐地、塑像、立庙以奉祭南宋时孝子周雄，此后历代都有祠祀。李遂在衢期间，“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诸宇尽撤之，期弗贷。方议及孝子所，群庶民充庭”。李遂在了解“孝子所”的来历之后，不但认为不能毁祠，而且亲自撰写了《周孝子祠记》，其中曰：“若等能以孝子之心为心，日励其所未至，俾若子若孙亦永永孝子之，则祠之之门也，尤在所宜祀。”对周孝子的赞赏及其对后人的劝勉溢于言辞。李遂对周孝子的表彰以及立“常山四贤祠”等举动，对促进当地教化和文明的产生积极作用也无需多言。
此外，明中期以后衢州地区的其他官员也积极提倡儒学。如推官刘起宗，对当时的府学训导刘洙润十分器重，“（刘洙润）讲明理学，推官刘起宗雅重之，请主衢麓讲舍”。同知杨日赞，“游薛中离之门，学以致良知为宗……谦虚下士，公余多暇，讲学不倦”。再如西安知县梁问孟，时人赞誉他“爱士如师傅之教生徒，抚民如父兄之育子弟”。不仅衢州如此，金华、处州等浙西南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历任地方官员的大力提倡与实践，王学在浙西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清代，浙西南地方官员继承了兴学课士的优良传统。清朝初年“兵燹之后，弦诵寂寥”，顺治七年（1650）成晋徵知西安县后，以不懈的努力恢复发展教育，“下车课艺论文，朝夕不倦，一时秀杰，彬彬奋兴，多士德之”。西安知县伍桂生不仅振兴鹿鸣书院，而且因九华山僧人触犯戒律而将九华寺院改为书院，命名毓秀书院，使更多的士人深受其惠。光绪十九年（1893）林启出任衢州知府后，加大书院的建设和管理力度，“恂恂儒雅，温厚和平，请拨厘金增加书院膏火，讲求经学，添购书籍，以重脩聘山长，课士子”。此外，处州府推官张元枢“尤加意学校”，遂昌知县赵如瑾“尤隆礼学校，多士蒸蒸向风”。浙西南一带自古就有好学之风，贤才辈出，著述鸿巨，影响深远。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对衢州名贤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列举了郑灼、刘牧、徐庸、柴翼之、徐晋卿、王宏等人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郑灼“励志儒学”，“尤明三《礼》”。宋代人刘牧著有《易解》《易象钩隐图》，王安石为之撰写墓志铭。徐庸，宋太常寺少卿，直集贤院，著有《周易意学蕴》。徐晋卿为皇祐元年（1049）进士，著有《春秋左传类对赋》。宋御史中丞****之后王宏，“博极群书，深解旨趣，诗赋词章泉涌，著有《易启疑》《春秋辨证》，能发先贤俟后学自悟之蕴，纵老师宿儒不克加疵其间。是盖先生天分既高，学力又至，故其醇正如此”。
南宋以来，浙西南历代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更推动了该地区的向学之风，地方士人孜孜于学，因而涌现了诸多饱学之士。吕祖谦、陈亮等婺州儒学代表人物及其成就毋庸赘言，衢州、处州等地都可谓人文荟萃，涌现了徐存、柴禹声、邹补之、江介、鲁贞、王玑、周积、方应祥、王光祖、王道深、詹介、樊万、王文焕、卢玑等一大批笃学明理之士，他们学识渊博，砥砺志节，其士风为人所称道。清代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齐召南所称的“衢人材辈出”、兵部侍郎帅承瀛对衢州士风民俗所作的“有邹鲁之风”等盛赞之言，对浙西南地区的文明传承作了完美注脚。
当然，浙西南地区儒学的发展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方官员的大力倡导之外，以下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在浙西南一带任职的教谕、训导以及讲学大儒，博览典籍，学养深厚，其中以朱熹、吕祖谦、柳贯、胡翰、王阳明弟子等最为著称，他们的言传身教为当地士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二是孔氏南宗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南宗士人通过担任学官、山长等途径，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
浙西南地区在历史上也存在着溺女、设淫祠等一些陋习恶俗。浙西南地方官员通过积极努力，严禁与引导有机结合，移风易俗，有效地促进了浙西南地区社会风气的好转。溺女之风严重违背了人情人伦，然此风在历史上的浙西南地区较为普遍，地方官员对此予以严禁，效果显著。刘佐在正德十四年（1519）任龙游知县后，“刚毅有为，重禁溺女及使婢之不嫁者，有不奉法辄罪之，俗赖孳息”；李忱于顺治十八年（1661）任西安知县后，采取得力措施整治溺女之风，“凡民间有育女者，令乡里条其姓氏，闻于官，富者加以奖谕，贫者膳以银米，为养育之资，始终十年不懈，生息以蕃”。此外，衢州知府杨廷望、西安知县陈鹏年、伍桂生等都严厉整治地方溺女之风。郭敦（永乐初知衢州府）、潘选（正德二年知江山）、林有年（明代知衢州）等浙西南地方官员，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废除淫祠，其中林有年“改淫祠为社学，选教读令诸生肄业于中”。对于晚明时期浙西南一带的奢侈之风，西安知县贺康载“务崇俭约，食不二味，民间衣服有华诡者，必按治之，风俗一变”，他也因之被人称为“政尚严明，有西汉循吏风”。
综上所述，浙西南地方官吏积极践行以仁德爱民为核心的儒家为政思想，一方面清廉慈惠，与民相亲，重视教育；一方面擒拿寇首，消灭寇盗，荡涤污浊。宽严相济、扬善惩恶，为浙西南民众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民风民俗得以改善，从而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素有“难治”之称的浙西南风俗得到改观淳化。蒋光彦任江山知县期间，认识到“江民朴直，激之则悍”，因此“驯而抚之，民用归心，粮无逋，讼无终，行者让路，耕者让畔，风俗为之大变”。李遂在衢州期间对改善当地的民风民俗、促进文明教化也具有积极作用，人们称之为“政尚德化，民俗还淳”。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南宋以来，浙西南地区在当地官员的政治活动、孔氏南宗族人的政治和教育活动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儒风大振，士风民俗和社会秩序不断得以改善，文明程度不断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