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1138），朝廷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祭田五顷，即“其先世所赐祭田在西安者五顷”。明代初年因被人冒姓并以祭田抵罪，导致南宗祭田被没收，“王氏子随母改适冒孔姓，以罪抵法，田没官，改征重税”。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正德元年（1506）孔彦绳被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后才得以改观。但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南宗族人依然传承家学，孜孜以求，积极弘扬儒学。此期孔氏南宗的宗族文化，可从以下两方面得以观照。
其一，重视宗族事务，在有限条件下努力实践敬宗收族。孔洙在孔氏南宗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孔洙在让爵、返回衢州之后，“在城南家庙隆重祭奠先祖，安排族内事务甫定，便赴婺州莅任，走圣祖终生从事教育之路，这无疑是孔氏宗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抉择”。让爵的意义之一就是促进了南北两宗的交流，孔洙在返衢以后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对南宗族人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此后，孔涛于元天历二年（1329）赴曲阜会叙宗族，考订谱系；孔思模于洪武十二年（1379）赴阙里，后作《东家举要》；孔克准于宣德元年（1426）赴曲阜，作《鲁林怀思图》。失爵期间，南宗族人和北宗仍多有交往，并且十分关注家族谱系的整理修订。所有这些努力，对敬宗收族工作具有重要影响。
其二，传承弘扬儒学，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并更加坚定地走向民间。陈旅的《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从远古时代的教育说起，认为孔彦明担任教职，是历史赋予的责任，是对孔氏教育世家的重要传承，“昔舜命契为司徒，以敷五教……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传至于今日。是天专以教事属孔氏，则彦明之为教授也，得其世职矣，又何必袭封之为能世其家哉”。此语充分展示了南宗族人的共同心态，孔洙、孔彦明、孔思模、孔思柏、孔希路等人，以传播弘扬先祖之道为己任，通过出任山长或儒学、教谕，尊道重教，既实现了南宗族人的弘道志向，又推动了儒学在东南各省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南宗族人时时处处遵循儒家思想，学为人师，行为人范，哪怕是处于失爵之后那样的艰难期间，也时刻不忘圣裔身份，关注宗族事务，积极传播儒学。也正因为如此，孔氏南宗能历经磨难而长盛不衰，“南渡而后，蔚为大宗，历二十余世，均足为乡邦弁冕”。孔氏南宗的礼义文化与南宗族人的人格风范，对推动浙西南地区的文明教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孔氏南宗与官学教育
孔氏南宗士人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体现在自身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发展上，而且通过形式多样、积极有效的教育活动，推动儒学在各地的传播和发扬。对于衢州而言，孔氏南渡对儒学的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衢虽非圣人生长之乡，而楷像南来，大宗主鬯，莘莘学子犹得沾尼山之教泽，幸何如哉”。南宋以来，孔氏南宗族人在弘扬家学传承优秀传统的同时，通过担任学官或山长等职，直接参与到官学教育活动之中。由于其特殊的圣裔身份和深受世人敬仰的地位，孔氏南宗在浙西南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中的特殊贡献也自不待言。宋室南迁使浙江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孔氏后裔寓居于衢则极大地提高了衢州在浙江甚至江南地区的文化地位，衢州的各级各类教育于是得到迅速发展，“由于皇室宗亲、达官名宦相继而来，遂使衢州县学、书院和学塾兴盛”。当然，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不仅局限于衢州，而且遍布东南各省，对儒学在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宋元时期孔氏南宗与官学教育
南渡初期，孔传在勤于著述的同时，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从父传，字世文，御史中丞道辅之后，与玠同至衢……凡南渡后庙学皆传所请”。“凡南渡庙学皆其所请”说明，孔氏南宗不仅参与的庙学较多，而且是以积极的心态介入，“家居授徒千人”。由于孔传的身份及其在扈跸南渡和创建庙学中的特殊作用，其言传身教对南宗族人的教育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孔端朝为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徽宗幸学，访先圣后，以行艺俱优特赐上舍出身”。他在各地任职期间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推动了当地教育发展和文明进步，“知临江军，崇教化，士风丕振，与张著并祀府学”；“建炎南渡，走行朝注黟令，因卜筑焉，分教宣城……擢右司郎，知袁州，累奉祠，起知临江军，一新校舍，拨黄冠私田，益学粮。既去，诸生祠之”。
孔子第五十二世孙中担任学官者不乏其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孔纯、孔万宪、孔昭孙等。孔纯为衢宗族长孔应祥之子、潮州路知事孔涛之父，曾任西安县学教谕。孔万宪为孔端植之后，“幼嗜经学，尤长《春秋》。宋授迪功郎，元初以孔氏特授湖广儒学提举”。孔昭孙为孔应得之子，曾任庆元儒学正、蕲阳教授、江浙省掾史等职。孔昭孙与戴表元、袁桷等著名学者交游甚密、情谊深厚，其学识与人品深得时人赞许。被称为“东南文章大家”的戴表元对孔昭孙的为人、为学、为官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明远承圣人之宗，欲宗其法一难也，为人师二难也，少而孤三难也。然明远严于自修，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强嗜学，有丛子纂言之勤；当公能让，有岭南辞禄之洁；见义力争，有宁州诛妖之勇。
以此四有而行三难，宜乎诵弦洋洋，冠裳锵锵，舒英乎圣林，发名乎儒堂，为家之祥，为国之光者矣。”袁桷则称赞孔昭孙有抗直之风：“大德初元，孔君昭孙明远甫为庆元儒学正，于时礼部尚书王先生应麟师表后进，门无杂宾，明远以通家子执疑证讹，桷每连席请益。时则有教授某恣睢自负，语侵先生，乃愤然曰‘吾不能与之共处’，疏其谬诞十数事，鸣宪府。人益奇其抗直，有先中丞遗风。”文中的“中丞”，就是孔子第四十五世孙孔道辅，“以刚毅直亮闻天下，知谏院，为御史中丞。请明肃皇太后归政天子，郭后废伏阁，争得罪，后复召为御史中丞”。孔昭孙深受孔道辅的影响，涵养深厚，其担任学官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正如袁桷所说：“蕲阳旧为边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学，久之丕变为儒士。”孔昭孙的儿子可谓子承父业，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前文所述的孔淮，在任江山县尹期间重修儒学。孔涓曾任建德路学正。孔瀛先后在浙江定海、湖南岳阳等地担任学官，也颇有作为，“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学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访使者辟为书吏，除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阶将仕郎”。孔瀛为人正直，“生平侠气，时时见眉宇间”，其正直的人格和侠义的肝肠对当地士民产生了重要的感化作用。
孔子第五十三世孙中除孔昭孙的儿子之外，孔洙、孔涛等人也都在各地担任教职，而且成绩较为突出。孔洙曾在衢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任职。元朝初年，孔洙处于“‘宋亡不仕’的彷徨、徘徊期间”，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让爵于曲阜宗弟孔治。元世祖对孔洙大加赞许，并授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孔洙“敏而好学，精研经史”在提举浙东学校期间为当地的教育作出了积极努力。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世祖下令在江南地区遍求贤才，在程钜夫“向世祖举荐的二十余人中，孔洙以其提举浙东学校的政绩和两度建庙、奉祀的德业名列第七”。孔涛先后担任宁国路儒学录、溧阳州儒学教授。孔涛学养深厚，具有过人的实际才干，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士人关注实学，在溧阳期间曾“新其庙学”。孔渊及其子孙在太仓期间，以兴教为己任，努力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州治迁太仓，新作学宫，世升多所经画，遂摄学事，号莘野老人。子克让、孙士学皆能世其业”。
宋元时期，婺州孔氏中担任教谕的也为数不少，“今兴文署丞，亦以婺之派宦于朝，二子宾兴擢教授，而季又将为奉常县属，士安为邑庠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淛。孔淛，字济中，号能静，与著名理学家、翰林学士吴澄之间的交游甚密。皇庆元年（1312），孔淛“由礼生入郡庠，升太学，选授常德学谕”，赴任之前特地赴衢州祭庙会宗，吴澄为此郑重作序。序文对当时的浅陋学风大加批判，希望“能静往教，必有以异乎庶姓也”，并以“入孝出悌，言忠信，行笃敬，己所不欲，弗施于人”等章句，同时要求“能静律己范人，一出于是，有以丕变世儒学习之陋，人必曰是真孔氏之家教矣”。序文既表达了吴澄对孔淛出任常德学谕的高兴之情，又对孔淛寄予了以“真孔氏之家教”去改变“世儒学习之陋”的殷切希望。
此外，孔莘夫、孔源、孔谟、孔洵、孔灏、孔滨等南宗士人也在各地担任学官，活跃于浙西南及周边地区。元初著名学者陈旅在为孔彦明所作的《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对孔子后裔担任教授之职寄予厚望，他认为由孔子后裔从教必然有别于其他人士，教授之职对于孔子后裔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否则就会对不起圣裔的特殊身份：“教授之责甚重也。人曰：‘孔子垂宪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孙也，其所为必异于众人矣。’以孔子之孙兴孔子之教，而无异于众人，则人将又曰：‘如是而谓之孔子之孙乎？’呜呼！教授之责在众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孙处之，又益甚重矣。”孔氏南宗士人始终意识到教育责任之重大，时刻牢记先圣后裔的特殊身份，兢兢业业，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言传身教，认真履职，对江南各地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明清时期孔氏南宗与官学教育
明清两朝，朝廷尊孔崇儒，注重庙学，并且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相结合。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早在立国之初便要求地方官府着手恢复和兴建各级官学，并且宣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他看来，学校可以起到道德教化的功能，进而推动国家的安定与发展。清入关之初，于顺治十二年（1655）制定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的国策。康熙帝在《学校论》谕文中论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的关系。同时，清代尊崇庙学，除文庙之外，又规定在文庙左右建置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在明清两朝统治者看来，学校教育通过传授儒家思想、祭祀圣贤等活动，能够在教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民风的淳厚，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孔氏南宗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从事教育活动，努力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士人出任各地学官，主持各级官学教育，以此更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这一特点较之前代尤为明显。其中成就较为突出、影响较为重大的，在明代有历任衢州府学训导、西安县学教谕、国子监学正等职的孔思模，衢州府学训导、教授孔思柏，福建福清学正孔克忠，历任江西建昌府儒学训导、广东潮阳县学训导等职的孔希风，江苏金坛县学训导孔公望等；在清代，先后有湖南零陵县学训导孔兴怀，湖南耒阳县学教谕孔毓德，湖南芷江县学教谕孔广焕，国子监学录孔昭章，衢州西安县学教谕孔昭瑞等。这些南孔人士一方面严于律己，积极践行仁义、孝悌、忠恕等儒家道德，在个人修身方面堪称楷模，受到各地士民的尊敬；另一方面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兢兢业业，言传身教，倡导崇儒兴学之风，取得了良好效果。
孔思模在明朝初年长期担任学官，具有较大影响。孔思模于洪武三年（1370）任衢州府学训导；四年（1371）任西安县学教谕；二十五年（1392）任河南许州襄城县学教谕。孔思模由于“家学渊源，行之有素”，加之勤奋好学，在经史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其才学深得明成祖赏识，永乐元年（1403），“帝以宣圣子孙，殷勤问治，奏对称旨，擢礼科给事中。辞疾不受，改国子监学正”。孔思模在任西安儒学教谕、国子监学正等职期间，“皆有声誉”。
明朝初年担任学官影响较大的南宗士人，还有永康孔氏族人孔希仁。
孔希仁为丹阳书院山长孔克英之子，字士安，孔子第五十六世孙，曾任永康儒学教谕。孔希仁在任奉祀生时，“领祀事恪勤不懈”，“继而例选校官，邑长以广文孝友于家，行著于乡，而学粹于古，允宜垂范乡学，荐试礼部，文艺卓然，遂实授本邑教谕，里中士子翕然归焉”。由邑长之推荐，礼部之试，士子之“翕然归焉”，不难看出孔希仁深厚的学养及重要影响。孔希仁的品行涵养为众人所称，洪武年间（1368—1398）赴曲阜谒庙，时人宋濂、姜焴等为之作序送别，序中对其学养无不称道者。吴基德称其“平生不随流俗，皆归于仁厚，如此可不谓有道之士哉”。孔希仁的学识、胸襟、修养无不对当地士人具有积极影响，“及诸门生多擢上第，风纪重任，不绝其人”。
南宗士人对孔子身教重于言传的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注重以自身的崇高修养和良好行为感染周围士民。孔衍球为孔端问之后，以“孝”、“仁”著称于当时，“有异母弟三人。衍球仰体父志，悉以分产让之，自教授以给食且以养亲。诸弟既壮，皆不善谋生产，分财都尽，衍球复出谷以赡之者五六十年，友爱弥笃”。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衍球任都昌县训导，身体力行，“端己范士，学者化之”。
孔毓芝为孔子第六十七世孙，嘉庆年间（1796—1820）贡生，虽“一生未仕”，但“以教书育人为乐。乡贤郑文琅说他‘先生文主理，教子弟敦气节，学者宗尚之’”。其子孔传曾，“笃学有文，家湖南村，教授闾里，奉母不出”。孔毓芝、孔传曾父子不但努力传授经义，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孝道，崇尚气节，为当地民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