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动稳定器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当经济走出衰退的时候，自动稳定器会减缓这一过程，就如同它能减缓经济收缩的过程一样，它也能降低经济自主扩张的过程。每种自动稳定器都是一个冲击吸收器，虽然方法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都会使乘数变小，并且每种自动稳定器都会迅速发挥作用。
“不给糖”策略
通过对上面这种政策的分析，我们知道，政策制定本身就是一门选择的学问，如果没有权衡取舍，就没有经济政策，也就没有了经济学。当我们总结已有的制定政策的方法时，会发现人们总是运用三种政策。假定经济就如同一辆高速运行的汽车，那么这些政策或许就是这样的。
固定规则政策：无论前面的道路状况如何——即使没有其他车辆使用这条道路也要停下来。其实，这是一种行为与经济无关的政策，比方说在货币政策中无论哪一年，都使得货币发行量每年都按一个不变的比率增长，以使平均通货膨胀率为零。
反馈规则政策：如果另一辆车正在前面的路上走，就停车；如果前面的道路没有人使用，就通行。在实践中就如同前面的自动稳定器一样，人们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改变货币供给，决定利率和税率政策。例如，根据GDP和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反馈政策。
相机抉择政策：事实上，绝大多数司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抉择开多快的速度，这就是相机决策。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中采用较多的也是这样的政策，因为每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唯一的。
前面，我们简单了解了固定规则政策和反馈规则政策，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个具体的例子里体会相机抉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惑。
有孩子的家长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一方面，他们被告诫不要太溺爱孩子，因为被娇惯的孩子无法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一些特殊情形下迁就孩子。比方说，如果你的小孩在餐馆里大哭大闹，你有两种选择，要么拿一块糖使小孩停止哭闹，要么坚持不给糖。当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给小孩一块糖，但是，一旦给了小孩糖果，哪怕只有一次，你的信誉和持之以恒的做法就被破坏了。
家长们总是身处这样的两难境地，而政策制定者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因为所谓政策和制度，事实上是一种规则，它是政策制定者事先完成的一种表述，并且是一种将会在各种条件下都将付诸实施的表述。而政策则是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反应，政策的选择没有事先的框架，正如前面看到的，政策机制有助于产生预期，并且，为了使政策发挥作用，政策本身必须具有可信度，那就意味着人们必须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政策都将落实。
因此，对可信度的强调是现代理论工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效应，为了有效，“不给糖”策略的规则必须表述明确，贯彻执行。对可信度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政策规则的关注，政策规则应该知道政策的使用，而不是让决策自行决定政策。比方说，在财政政策中，人们为未来制订了财政预算并不断校正。在货币政策中，泰勒规则的本质就是制订了遏制尚未发生的通货膨胀目标。
这些具有种指导性的规则与教养儿女的做法，本质上是类似的，为了维持家长的可信度，他们绝不能威胁说要采取惩罚措施，除非他们确实准备把惩罚措施付诸实施。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总会有例外。并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在事先计划中的，因此，家长和决策者就要不断调整他们的可信度，并且解释说，一旦规则订立，他们将怎样按规则行事。
当然，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而设立的”，因此我们制定的规则不时会产生干扰，决策者和家长为了获得短期利益，有时会牺牲部分可信度，原因既可能是由于制定规则没有考虑到某一特定事件，又可能是迫于压力。
事实上，我们能够从其他行业的佼佼者中获得启发，专业台球手既不懂得物理也不懂得几何，但他能击球得分，就好像能够顺利运用这些知识一样；优秀的足球运动员相当熟练地运用风向对物体的旋转，但似乎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物理原理。
事实上，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一次外部刺激的一次反应的行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很好地利用信息—即使他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统计训练。就如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从错综复杂中发现简洁，从不一致中发现和谐，困难中蕴藏着机会。
无法逃脱的魔咒
假如我们弄清了关于政策的全部疑点，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制定完美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呢？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政策的制定者还将面临内、外经济均衡的挑战。
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必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通常，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但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在政策取向上，常常存在冲突。往往是，当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疲软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左右为难，经济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作“米德冲突”。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国曾经进入过标准的“米德冲突”。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5.6%，7月份的CPI指数更是创下了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中国的通胀一触即发，新一轮宏观紧缩似乎势在必行。加息？再提高准备金率？土地政策？无论采取哪种措施，中国的通胀压力或许可能暂时低头，但如果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不能得到根本扭转，通胀的幽灵随时可能再次抬头。
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按下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高高跷起。一旦中国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紧缩政策，最后将是国内需求减少，更多的产品在开放经济形势下会到境外寻找出路，这样，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目前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这又会使通货膨胀加大。
最早发现这种情形的人是英国的米德，因此人们用他的名字来进行命名。所谓米德冲突，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追求内、外部均衡，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
米德冲突的核心在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的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
米德给出的建议是，货币政策应该完全由国内需求决定，为实现一个可以接受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而制定政策，而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应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因此米德支持在长期均衡方面建立永久性的全球合作协议，而事实上，IMF最初设立的目标就是，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这样赤字国家就可以满足暂时的国际债务的需要。
俗话说，一支箭不能同时射中几只鸟，同样，一种政策也不能实现多个政策目标，在开放的经济中要实现多个政策就要用多种政策工具。为了避免米德冲突，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政策，即满足所谓的丁伯根法则：要实现N个经济目标，必须具备N种相互独立而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最早系统分析了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他第一次创新性地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这个模型用丁伯根的名字来命名，它已经成为分析经济政策的基准模型。
简·丁伯根
政策中的经济学
我们懂得了经济学的理论和变化的规律，就能制定出完美的政策吗？物理学中发生的情形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比如说，牛顿定律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匹配近乎完美，如果我们懂得了物理学，就能够指导实践吗？自行车教练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了骑自行车的秘密：
1.要在不动的自行车上掌握平衡；
2.应用第一步的技能，骑上运动着的自行车。
要做好第一步，首先要保持自行车的直立，你必须使自己的重心正好处于车轮与路面之间的接触点之上。接着在第二步，两脚蹬车用力要均匀，达到一定速度后，自行车就能跑起来了。到此，一切顺利，都还比较好。但是假如你要改变方向呢？可能又摔一个嘴啃泥。事实上，保持直立的转动力在静止状态下是不存在的，从保持静止状态的自行车中学到的技能，与实际骑车的动态技能相去甚远。
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相信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是很危险的，因为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就如同自行车教练，很多在理论上正确的理念，在实际中却站不住脚。在真实世界中，投资、净出口和消费计划总是随着预期、技术、国外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今天的决策指挥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起作用，而等到那一天时，可能就不起作用了。这就好像一个可怜的步枪手，拿着一把不怎么精准的枪和速度慢的子弹，在浓雾中对这一个不规则移动的靶子在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