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获取援助时遭遇了极大困难，威廉国王仍不愿放弃竞争，直到它几乎是精疲力竭地持续了若干年后，才以双方军力彻底的耗竭而告终。最后那慕尔（Namur）被迫投降了，盼望已久的战争的停止终于实现。法国在西班牙的势力被动摇了，它的海岸线也遭到了攻击，失去霸主地位的路易斯欣然接受了恢复和平的建议。瑞斯维克的和解（The Peace of Ryswick）终止了这场难忘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了耗费了欧洲四点八亿，牺牲了八十万人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没有带来了不起的成就，长期的忍耐也没能换回和平。像英国的大部分战争一样，它的早期历史并未因它的成功而著称于世。由于政党的分裂，全体的一致作为取得伟大功绩的基本条件在那时是不具可能性的。如果英国国会下议院在战争时期能表现出多一点的爱国精神而不是那样只顾私利，威廉国王也许能早几年获得成功。
我们已经知道，威廉金融改革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借取的钱不能以年金形式赎回。如果他能在固定的期限以年金偿还，这项举措应该不会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也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那样沉重的负担，压力将逐年减小，直至最后债务完全清偿。这样，信任将逐年增加，不满将减少。不论威廉将被加以怎样的罪名，我想更加值得指责的应该是给接位的君主提供建议的人，因为他明知道不以年金偿还借债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却还是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罗伯特·瓦尔波尔先生（Sir Robert Walpole）就曾预言，当债务累积到一亿时，国家将面临崩溃。如果那出自他真实的想法的话，他将遭到最大的责难，因为他没有采取稳步的措施来扭转这可能的灾难性局面。如果那样做了，毫无疑问，债务将会被控制在罗伯特提出的界限内，国家也不会那样快地濒临破产。
1696年，金币重铸，国库所存金币以5英镑、10英镑的形式重新面世。这为交易带来了极大便利，它们在政府信用的条件下发行，被看作金子的等价物，在了解他们能以货币面值支付后，它们就能够在人们手里自由流通了。财务部得到授权与资本家签订了合约，以支付他们现金，尽管这些钞票在短期内打了折扣，很快它们又回升到了票面价值以上。刚开始它们并不能赚取利息，直到它们重新发行，利息才附带出现。在政府部门成功后，它们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供给来源，而在它们不再方便用于清偿时，在国会的同意下，它们会以国债为补充得到清偿。
记录下威廉为了筹集钱款而想出的巧妙点子是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而且也很有趣。有一段时间民怨四起，威廉几乎成了千夫所指，人们后来评论威廉是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去冒险。和法国的战争军费耗资巨大，然而这笔钱还远比不上收买下议院的花销。社会上腐败现象非常猖獗，每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可以收买，只要你出得起价钱。契约，贷款都是行贿的好手段，还有授予头衔，委任，以及地产。腐败如此，政治信誉一落千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那些政治蛀虫们的需求如此之大，大约500万英镑用于收买议员投票支持战争，而只有一半金额用于这场战争。我们在这章里多次提到的法兰西斯先生，对那个时期的财政和社会状况有着非常忠实的描述：
“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年金、彩票和不可赎回的债务，而发源于这个时代的征税是最为有害的。家庭税和投票税一样令人厌恶。关税和消费税都翻了一倍。小贩和马车夫，公司和机构，土地和劳动，每样都要抽税。出生、死亡和单身也被加入了征税的清单中，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和一个寡妇得到了丈夫，从征税的角度来看完全是一回事。啤酒、烈酒和煤也都为国家的税收做出了贡献。尽管一些良知未泯的人也提出了质疑，但议会的论调仍然没有变化。很多次也有人说出过真相，比如下面查理斯·塞德里先生（Sir Charles Sedley）不让人那么愉快的声音，‘我们给陆军付钱，给海军付钱，现在还要为这份清单付钱。事实就是如此，议长先生。’一些人捞得钵满盆满，而其他人四分之一的收入都要用来交税。那些大臣和官员们懵然不知，然而这个国家的君主早已心知肚明。那时王权似乎只代表四轮马车和大桌子，没有人想象国王的希望和苦恼。他被一群狡猾的老臣们包围着，施展不开手脚。越演越烈的腐败之风让国家债台高筑。国会下院在一次正式的投票后宣称：‘如此大的财政黑洞实在是桩丑闻。’哈格福德先生（Mr Hungerford）因为接受21英镑的贿赂被踢出下议院，里兹公爵（Duke of Leeds）也被检举受贿5500基尼。收买一位议长——约翰·特雷沃先生（Sir John Trevor）的价格是1050英镑，财政部的一位大臣也因为受贿的嫌疑被关进了伦敦塔。那些受贿者把大量公款寄存在金匠那里，以此收取利息。其他人以假名把财政部的钱款借出，如此这般，十五年间积蓄的4600万英镑，其中的2500万镑已经不知踪影。马车夫们的游行抗议可以理解，而且因为一个乡村小镇居民的诉状，军队中的侵吞公款黑幕也开始浮出水面。罗伊斯顿（Royston）的居民们被强迫要求向军官们提供钱粮和住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议院大厅里还出现了一本书来火上浇油，书里断言，盗用公款现象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作者准备揭开这个令世界震惊的黑幕。这个提议终于被接受，一个调查委员会成立了，查处了如此巨大的贪污，以至于对国家债务与日俱增的疑惑终于停止，同样消失不见的，还有整个国家的信誉。军队里在衣服上的猫腻早已尽人皆知。代理商们经常克扣发放给士兵们的钱款中饱私囊，并且让军队高价买次货，从中渔利。军队中的下级军官们经济状况通常不是很好。哈斯廷斯上校（Colonel Hastings）以现金为诱饵，迫使他们向他买衣服。如果有人犹豫，他就恐吓他们，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被他关了禁闭。在1693年，当批评非难之声铺天盖地时，政府终于开始调查腐败现象。而此时政府早已外强中干。他们不能动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出入政府部门的要员也碰不得部长级的大臣可以撕毁任何票据，为所欲为，消灭一切账目，想赚多少钱就可以赚到多少钱。
“安妮皇后（Queen Anne）的阴谋和腐败行为给政治界笼罩上的阴霾还未散去。金钱的力量早已不可阻挡，它对于政治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在新兴资产阶级们的运作下，一条法案得到了通过，规定一个人如果没有300镑的年收入，他就没有作为市代表出席国会的资格，郡代表则要求600镑一年的收入。随着金钱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对道德的腐蚀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贿赂随处可见。唯利是图导致国家一片混乱，名誉扫地，所有显贵的名字都已经完全失去光芒。哭喊声到处回响：‘一直赚钱吧，钱能扭转道德。’著名的马尔伯勒（Marlborough），他就毫不犹豫地用士兵的性命换取成功。他取得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部下的鲜血和他的目的相比微不足道。而萨默塞特（Somerset），纽卡斯尔（Newcastle）以及其他部长则用国家公款来为自己建立良好的人脉。
“此时此刻财政早已不是用于它们的合法用途了，而是用于收买下议院（Lower House）的选票。当托雷斯（Tories）就职之时，大约3000万斯特林在账目上下落不明。随后的调查无疾而终，不过这起丑闻仍然臭名昭著。国会的声誉早已声名狼藉，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摇摇欲坠。不得已政府推出国债这一招来解财政的燃眉之急。然而有人认为用这种方式简直不异于饮鸩止渴，倒并不是反对国债本身，而是反对随之而来的罪恶行径。国债的产生将大大助长投机之风，这对整个商业的发展有害无益。看到凭借投机毫不费力就能到手大把财富，商人们自然抛弃本行趋之若鹜。在1697年，国债总值达到了两千万英镑，而且似乎成了政府的生财捷径，国债的数量也不断增长。那一年财政赤字大约有五百万英镑。投机者们抓住这个机会，散布各种谣言，使政府名誉扫地。资本来自政府的困难时刻，国债的利率被宣称不稳，公众的信誉被各种手段中伤。随后政府的基金一下变得很有吸引力，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梅迪纳（Medina）——希伯来大资本家和投机者就因为一夜暴富而引起了很多羡慕和嫉妒。为了取得和他一样的成功，英国商人开始涉足政府基金，皇家交易所一下子成为了冒险家们大显身手的乐园。犹太人和异教徒，教友派和新教教徒，无赖和伪君子，都在此齐聚一堂，尽弃前嫌。所有人心中只剩下对金钱之神的崇拜。投机之风迅速蔓延开来，每天都有人加入这个群体。如果基金方面的投机不景气，其他的投机方法也不断涌现出来：关于年金的生意，彩票业，唐提（tontines）联合养老保险，财政支票畅通无阻，泡沫公司和19世纪一样繁荣。一个作家这么评价：‘可怜的英国在新的幻想和计划中陷入了疯狂，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中有着阴郁的成分，他们勇往直前，充满渴望地实施他们的计划。’”
威廉三世创造了国债，不过国债的雏形还是要归功于查理二世的。在1672年，他从商人和金匠手里征集了五十万英镑作为私用。然而和赖账不还的查理不同，威廉赐予那些购买国债者国家的荣誉。他不仅自己承担债务责任，而且还让他的继任者追加偿还利息。根据这个条件，第一次借钱给他的人都应该最后得到双倍的报偿。在这么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下，四十家企业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一下子他就筹集到了50万斯特林用作对法战争的军费。通过这样慷慨的方案，威廉一箭双雕他既筹集到了所需要的资金，又赢得了大商人们的支持，他们把自己的资金双手献上，听凭威廉调遣，完全拜倒在威廉的脚下。与此同时，他也让贵族们感激涕零，以前他们要证明自己的忠诚要付出比这大得多的代价。在1694年，威廉手头又有点困难，需要筹集120万英镑，他故计重施，宣布首先资助的商人将会获得由英国银行颁发的特许状。凭借这把尚方宝剑，他们可以随意从事银行生意，在支票、金银和其他商品流通方面也享有特权。威廉很快就筹到了钱，而这样的公债筹集方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后代。威廉死时，公债数量只有1600万，而他的继任者去世时，这个数字已经如滚雪球一般达到了5400万。马尔伯勒的战争是公债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不过根源还是在于贪污腐败的顽疾。
在1782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入主内阁，掌管财政部，第二年他就升为首席大臣，手握整个国家重权。如何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是他最头疼的问题。他绞尽脑汁，用尽心力，终于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家的收入快速增长，1783年不过1000万斯特林，到了1800年，已经上升到了2600万，在1810年达到了惊人的6200万。在皮特的大力整顿之下，被诺斯爵士（Lord North）搞得一团糟的英国财政终于有了复苏的迹象，政治信誉也有所恢复。最能证明皮特的财政政策稳健牢固的例子应该是随后所有影响财政收入的立法都无一例外，全部建立在他的财政计划上的。皮特同样有一个关于降低国家公债的方案。他的行动非常顺利，1784年联合公债的价格是54，1786年已经上涨到76，到了1792年冲到了96，八年里涨幅达到了惊人的42%。
在英国的财政历史上，再没有其他事件像乔治三世（George Ⅲ）统治期间发生的暂停现金支付事件那样，立刻引起了如此重要的后果。在1797年，英国的银行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中，面对政府每年数百万的战争贷款以及向欧洲大陆的经济补贴，银行早已举步维艰。所有的现金支付行为被禁止，后果则是银行发放的票据立刻贬值。价值为一镑的票据现在只值十七八先令。众议院投票决定维持标准币值，但是仅仅靠投票是不足以停止贬值的。最后，在利物浦（Liverpool）的皇家部门，现金支付被恢复了，那些在贬值期间欠下债务的人被强制用现金偿还债务，这样一来，他们损失更多了。破产和倒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简略快速地介绍了这个国家直到19世纪初的财政情况后，我们可以继续讲述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伦敦分部创始人的生涯传奇了。
伦敦分部是法兰克福总部的第一个分部，是由老梅耶·罗斯柴尔德的三子，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一手建立的。他去伦敦开创事业的直接原因是他与兰开夏（Lancashire）的一位大棉花生产商的一场争论，这位粗鲁的商人对内森的态度非常傲慢，令人难以容忍。那段时期德国和奥地利都要仰仗英国的棉花供应，英国的商人因此认定他们掌握了垄断权，滥用他们的权力，对待他们的外国客户也带着蔑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怎么处理自己的商品全凭自己的喜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交易所在这时和英国作了一笔大棉花生意，正是一位英国棉花商人的行为让内森立刻做出了前往英国的决定。对于内森观点的重复，我们不可能比托马斯·福威尔·布克斯顿先生（Sir Thomas Fowell Buxton）出版的传记做得更好，这是一本讲述内森早年在英国的经历和成功的书。在一封信中托马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