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帝后的棺木运到。先停放在临时搭建的灵棚内，在棺前陈设好猪、羊、金银纸扎等供品，众人举哀祭奠。人群中有清朝皇亲国戚，宫中的遗老遗少以及李自成派来的官员等。仪式简短举行后，开始下葬。安奉棺木时，先将田妃的椁打开，将田妃棺抬出置于右侧，次将周皇后棺置于棺床的左侧，最后将崇祯帝棺放在田妃椁内，居于石床正中。棺前各置香案祭器，点燃万年灯，关闭石门，将隧道填平夯实。两天后，赵一桂又从附近村庄拨夫百名，将原墓冢加厚加高，并在冢周加筑了五尺高的围墙。至此，这位亡国天子就被草草的埋在了爱妃的墓中，更名为思陵。
清朝入关后，顺治帝指令增设了地面建筑，在陵墓前盖享殿三间，并修筑了陵门，乾隆年间又予拨款，改享殿三间为五间，改陵门一间为三间，并修筑了宝城和城台，将碑亭改建于城台上成为明楼；并增设了石五供。使其初具皇陵的格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崇祯墓被土匪盗掘，是明皇陵中仅被盗掘的陵墓。
皇后棺位之说
定陵地宫中，在祭殿的两侧的侧殿是安放皇后还是嫔妃？众说不一。
结论是：侧室是为嫔妃而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定陵的后殿与两侧的配殿，均设有棺床和金井，后殿，是地宫的主要殿堂，皇帝肯定是葬于后殿。那玄宫两侧的配殿是为谁设置的呢？
有说，定陵入葬时，帝后棺椁运至中殿后，发现侧殿的甬道太窄，才改将皇后的棺椁一并放入后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试想，玄宫的设计施工需经礼部、工部周密审定后再经皇帝批阅后方可实施，有一点闪失，都会有掉脑袋的可能，设计中怎麽会出现棺椁进不去的可能呢？
明代诸陵地下宫殿系仿皇宫内廷格局制造，地宫的前、中、后三殿，代表着皇帝、皇后所居住的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所以，地宫的后殿不仅是停放皇帝棺椁的地方，亦是停放皇后棺椁的地方。
《明穆宗实录》记载，安葬世宗、迁葬陈氏、杜氏两位皇后要“似当依次列衬”其意思是说，在一个墓室内按主次依次排列安排。
1621年，营建庆陵地宫时，内官监管理王敬、翟应奎严格按玄宫尺寸营建外，私自加宽加长了棺床的尺寸，1627年12月崇祯皇帝将母亲刘皇后迁葬庆陵时，棺床上正好能“妥完梓宫四位”（光宗、孝元贞皇后郭氏、孝和皇后王氏、孝纯皇后刘氏四人梓宫），尺寸恰好。可见，帝后一室、同一棺床是符合明代礼制的。所以定陵一帝二后合葬也是按礼制执行的。如果地宫配殿是葬皇后用的，礼、工二部官员为何不事先挖开配殿遂道，又何以敢擅自违反礼制将帝后一同葬入后殿？
明英宗钱皇后葬于裕陵左配殿属实。据记载：于裕陵左开山破土，棺椁入左道进入左侧殿，并以砖阻塞左配殿与英宗玄堂之信道。文献记载，是因为宪宗生母周氏从中作梗，当时周氏不准钱皇后葬入裕陵，恐占己位。在大臣们的一再坚持下，不得已才同意。但却故意违反礼制葬入左配殿。他们的晚辈，孝宗都不得不说：“此未合理”，“昨见成化年彭、姚辈奏章，先朝大臣忠厚为国如此，先帝亦不得已尔”。
定陵地宫侧殿，棺床长二十米，如果按棺椁宽两米、相隔两米排列，两殿可容纳十具棺椁，两殿如此之大的棺床，如果仅为安置两位皇后，恐不合时宜，那麽，定陵地宫的侧殿为什又是空的呢？
地宫两侧配殿是仿制皇宫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所以其建制初意是为安葬嫔妃的。但是并非嫔妃死后都能葬入地宫，在实行殉葬制的时候，有先于帝后死去的，亦有没有殉葬的嫔妃，她们均有自己的坟茔，并不可能为他们打开地宫。
自英宗朱祁镇废除殉葬制后，嫔妃死期不一，为不泄山川灵气，惊动圣驾，不能反复开陵入葬，死于皇帝以后的嫔妃就更不能葬入地宫了。所以我推测，在明英宗废除殉葬制前的长、献、景陵的侧殿中则肯定会有殉葬的嫔妃，这也只有将来这三座地宫的开发加以证实。葬入地宫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皇后才有此殊荣，所以不能不理解嫔妃们拚命的争宠争位的原因所在。
除思陵外余十二陵为何未遭盗劫
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很多，犹以汉、唐、宋三朝被盗非常严重。清朝的东西陵也有好几座被盗掘。
在中国古代帝陵中，只有明代帝陵墓葬保存较好，其中包括南京的孝陵与湖北的显陵。北京的明十三陵中，除思陵在民国年间被土匪盗掘外，其与十二陵均安然无恙；这在中国古代帝陵中是十分罕见的。
出现这一奇迹的原因，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这些陵墓的保护有关。
明朝时每建一陵，必设一卫，有官兵驻守、巡视。陵区外围有陵墙，路口有敌楼城门，住有官兵；陵区地处勾通关外要塞八达岭居庸关，朝廷派有总兵官统帅上万官兵，守卫在陵区西北的黄花镇、居庸关等地，既保陵区又顾及了京师的安全。各陵还有神宫监、祠祭署等内外官员作为陵区的管理人员常驻陵区实施管理。一整套完善的组织管理确保了陵区的安全。
明朝灭亡之际，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关沟和得胜口沟进入陵区，他们急于攻下昌平城进而攻取北京城，在陵区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们放火烧了定陵的祾恩殿、祾恩门、左右配殿和康、昭二陵的明楼，并未对明十三陵进行盗掘和大规模的破坏。
清朝时，朝廷对明代陵寝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间，各陵还派有守陵太监（又称司香内史）。雍正二年（1724年）又封朱元璋第十三代简王后裔，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为一等侯，令其世世代代负责明陵的祭祀及管理事宜；可见早期清宗室制度之廉明宽怀。
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将十三陵作为古物管理，早期沿用清代管理方式，后裁革陵户，改设明陵警察所，对十三陵进行保护。
由于明清两朝及国民政府都对十三陵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所以，天寿山陵区内设置比较集中的前十二陵都免遭了被盗掘的厄运。据原属晋察冀部队老十团住在十三陵的退伍老兵回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烧饭，山上柴草缺乏，为省时间常常会在陵区的享殿内捡拾殿内的椽子，更有甚者会用斧头砍伐大殿楠木柱子，这在当时缺乏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有关。据说日本人信神，他们会烧毁老百姓的房子，但从来没有破坏过陵墓。此等言论是笔者与许多当地人了解所言，绝对负责。
临危受命继皇位死后未葬十三陵
明朝，从成祖朱棣到崇祯皇帝，共十四个皇帝，其中十三帝都在昌平天寿山前建有陵寝，为什么唯独没有景帝朱祁玉的陵寝呢？
这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景帝死后被葬到了北京西郊的金山口去了。
中国历史步入封建社会愈千年，历经十几朝，有一个通常的历史规律，建朝初始，戎马厮杀拿下江山，皇帝均是励精图治勤政治国，两三代下来，歌舞升平，天下大治，就开始奢靡腐败，荒废政业，要么任用奸佞，使内庭混乱，朝政失控，吏治不清；要么沉迷内宫，奢靡贪色，不闻政事；要么因立储之争大动干戈，派系纷争，使国务混乱，致使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内忧外患迭起，使血雨腥风打下的江山一天天烂下去，直至改朝换代。这样的过程一幕幕在中国的历史上重现。
明英宗正统年间，原活动于河套地区的蒙古族瓦刺部，又逐渐强大起来，想恢复元朝的统治，不断出兵侵扰明朝西北和辽东地区边境，给明朝造成了直接的威胁。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首领也先率部来犯，亲率兵马攻打雁北重镇大同。英宗朱祁镇昏庸无能，宦官王振把持朝政，他不顾朝臣百般劝阻，在王振的纵佣下决定御驾亲征，他不懂军事，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在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遭到惨败，自己也成了也先的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国中无主，皇太后先命英宗之弟朱祁玉监国总理朝政，而后又在于谦等众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遥称英宗为太上皇，改年号景泰，翌年为景泰元年，这位就是景泰皇帝。
景泰皇帝登基以后，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前来攻打北京，企图利用英宗作为人质，威逼明朝与他城下议和，诈取更多的财物。照理作为弟弟应该顾及哥哥的生命，做出某种妥协姿态，也许是为了大明江山，也许是为了私利，代宗选择了强硬态度，在于谦主战派的坚持下，明军与瓦刺军决一死战，结果大获全胜，把也先赶出了关外。代宗继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安抚百姓，国体一新，在位期间，为抵御外侵，他在昌平重修筑了永安城，城高牢固从而巩固了京北的防御。从这些方面看他优于英宗。
也先提出议和，代宗不为之所动，他无计可施，又怕明朝日后报复，只好于景泰元年八月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京以后，弟弟不肯让出帝位，并将他幽居南宫，既无自由又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很不甘心。对代宗之举，昔日旧臣也看不过去密谋颠覆，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乘代宗生病不能上朝理政之际，被他的旧臣迎出南宫，重登了皇帝宝座。这就是史称的“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
英宗重登帝位后，降代宗为王，没过几天代宗不明不白而死。景帝在位时也曾在天寿山选陵并营造陵地，但因被赶下了皇帝宝座，陵寝不准再用，只以王公之礼被葬在了远离天寿山的北京西郊金山。直到宪宗朱见深继位，才重新恢复景帝称号。并将墓地扩建为皇陵。增建了享殿、神库、神厨、宰生亭、内宫房等帝陵设施，从此始称景泰陵。嘉靖时，又改建了陵体并将琉璃瓦由绿色改为黄色，使之符合帝陵建制。但比天寿山各陵的规模要小的多。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景泰陵前又加修了黄瓦歇山顶碑亭，亭内有碑，碑南面刻清乾隆帝提《明景陵帝文》，北面刻“大明恭俭康定皇帝之陵”。碑后是黄琉璃瓦硬山顶祾恩殿三间，其后是宝城。到了清代后期景泰陵已是破败不堪，五十年代后，国家投资予以修复。现已对游人开放。
真可谓：喜以孤王称帝王，功过是非两相当。孰知龙辇尚温热，囚于西宫又成王。南柯西域驾鹤去，史鉴轮回两茫茫。
昔日封闭森严陵圈的十个关口
进入祾区，走过石牌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高大巍峨的大红门，门的两侧，原建有高大的围墙，像两条臂膀伸向两侧的群山，依山傍势，断断续续，绵延二十八里。陵墙设有十门，俗称十口，是沿边墙修建的十座关城、敌楼。敌楼分布边墙的南北东西，彼此相望，将陵区围在其中，除有护陵军把守，护陵官员、太监随意出入，百姓人等不可入内，私自闯入者以斩首论处，使之成为一处不可随便出入的神圣禁地。
灰岭口，俗称上口，在泰陵北八华里，地势险峻，出此口经大庄科、永宁至延庆过沙城贯通内蒙，为敌入侵之要道。永乐六年《1409年》建有旧城一道，敌楼一间。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朱厚骢视察陵寝后，重改敌楼三间，“东西长六丈，南北阔四丈，中以灰石，外俱砖包”。原旧城长四十丈，高一丈二尺，增高为二丈，顶宽一丈；上加女儿墙，高六尺，厚二尺。城门和城下水门均用铁包裹。此外，还增设东西敌楼两座，官厅一座，营房六十间。守军也由十名增至百名，设把总一名统领。从此除官军寻逻及信差出入外，不准任何人私行往来。
老君堂口，在长陵东北沙岭至黑山寨一带，因口内建有老君堂而得名。北通黄花镇至怀柔。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世宗谒陵事毕北阅山场，为防蒙古诸部南犯，钦令裕陵卫指挥周锦，昌平州判官孙莒修筑拦墙五道。包括，关口拦墙一道，东西长十三丈，高一丈二尺；大沙岭口拦墙一道，东西长三丈，高一丈五尺；西偏坡拦墙一道，长二十丈，高七尺；小沙岭口二处，东西拦墙二道，总长十二丈，均高一丈。由七陵卫的军士往来巡逻。在崇山峻岭中修建诸多墙垛，要开山，要运砖和泥，多是用毛驴一块块运上去，山高坡陡摔死人的事时常发生，夏天好说，严寒冬季寒风凛冽，衣着单薄的民工冻饿而死不计其数。
贤庄口俗称下口，在泰陵北五华里，可通永宁南山和白龙潭，口内道路狭窄。建于嘉靖十五年，有正城一道，水门一空，西山墩一座，设守军三十一名。
锥石口，在泰陵北两华里，沟口宽阔。建于嘉靖十年，设正城一道，水门一空，西山墩一座，设守军十四名。
雁子口，又称雁门口。位于康陵西南二华里；沟口窄小，建于嘉靖十五年，有正城一道，水门一空，东山墩一座，设守军四名。
得胜口，在昭陵西六华里，西北通延庆，沙城至内蒙，为一重要关口，嘉靖十五年建，设正城一道，水门一空，拦马墙一道，东西山墩各一座；城体坚厚，设守军二十四名。
西山口、中山口、东山口、榨子口四口，均位于陵区南侧，临近昌平城，防御设施较为简单。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鞑靼部骑兵窜到天寿山，侵掠东山口和康陵园等处，引起朝廷重视。西山口是陵区侧翼的门户，城垣设小红门一座。中山口在昌平城北，西接大红门，东接东山口敌楼，沿山脊修筑了坚厚的城垣。东山口为陵区水流的总出口，现为十三陵水库所在地，一遇山洪冲砂滚石势盛迅猛，筑墙建桥极易被毁，所以东山口只建东西敌台，每座各三间，外侧有城垣伸向山麓，两敌台间设有踏垛，与台体保持一定高度，即可泄洪，亦可御敌。榨子口东接大红门，西接西山口城垣。陵墙与十口的设立，不仅保卫了陵区的安全，也为阻挡蒙古各部的入侵制造了双重的屏障，可谓一举两得。在迁都北京时，朱棣就看到了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的地理优势，便于出击，反击入侵”。由此可以看出朱棣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可惜的是自清代以后，未加修缮，几百年的日焯雨淋，和人为破坏，城垣已不复存在，只有东山口、中山口、灰岭口有部分遗迹可寻。如今，在东山口敌台靠陵区一侧，已筑起一座大坝，坝内蓄积洪水，这就是闻名的十三陵水库，在水库东侧的蟒山之上，新修一天池，蓄排水发电，以调节北京用电的高峰，同时也给这里又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