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历史学家，浙江宁海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死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原名以训，明亡后改为迁，字孺木。他是个穷秀才，一生没做过官，主要给官僚当幕友，代人写应酬文字。但他酷爱历史，尤对明史颇有研究。青年时期，他读了很多抄借来的明史书籍，发现很多记载史实有误，见解肤浅，便下定决心，写一部可信的明史，以堪谬误。明朝灭亡以后，崇祯、弘光（指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朝连《实录》也没有留下，他认为“国亡，史不能亡”。于是从29岁开始，用了整整27年的时间，经过六次修改，终于完成了一部名为《国榷》的明史稿。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刊印，这部书稿被别人偷去了。
二十七年的含辛茹苦，考证取材，挑灯夜战，如今付诸东流，对谈迁的打击很大，他伤心透顶，大哭一场。这时他已56岁。但是，他没有消沉，为了完整的保存历史，用以教育后代，他决定重写《国榷》。又经过四年紧张辛勤的劳动，第二次完成了《国榷》初稿。这时他已60岁。
《国榷》初稿完成以后，谈迁对有些内容仍不放心，尤其对来自传闻的崇祯一代的史实，多有不详实之处。他很想去北京做进一步考察核实，但苦于囊中羞涩，北京又没有朋友与住处。说来也巧1653年，他的文友义乌朱之锡进京做弘文院编修，聘他做室记，他便带着《国榷》手稿，随朱之锡来到了北京。
谈迁到北京以后，除完成“室记”工作外，利用所有余暇时间，抄录“万历实录”、“崇祯邸报”，搜集秘书，访问遗事，还多次实地考察亡明遗址遗迹，并于1654年9月的一天，出德胜门，经土城，过清河，沙河，夜宿昌平南关，第二天清晨拜谒和凭吊了崇祯的思陵，返回后，记下了凭吊的经过，并撰写了《思陵记》一文。
《思陵记》是一篇记述和考察性的散文，全文不过1300字，但从中可以看出谈迁的爱国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首先记述了拜谒思陵的目的，所经过的地方和所见所闻。他写到，自从崇祯吊死眉山以后，是否真象传说那样已归葬明陵，心怀疑惑，因此决定独自一人前往调查。调查后，得知崇祯确已葬入思陵，十年之疑，豁于一旦。他感慨的说，如果不亲自观之，仅听传言，何以能信之！另外，他还详细的记录了与守陵人交谈的情形、思陵状况以及明亡后祭祀的情形等。这都是很可贵的资料。
谈迁先后在北京住了四年，他把在北京的经历见闻，以及他写的一些诗文，编成了《北游录》一书；《思陵记》就收录在《北游录》之中。以后，又根据《北游录》对《国榷》做了修改补充。这两部书，谈迁生前并没有刊印，幸好书稿遗存下来，历经清代、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1959年，才由中华书局校订出版。此时距他离世以近三百年。
为官清廉的昌平知州荣恒
光绪第二十年，一个丧权辱国，慈禧专权的年代，一个大清危机四伏的年代；荣恒出任昌平知州，时年四十五岁。
荣恒，字心庄，四川成都人。生于1850年。任昌平知州不足两年，著有《昌平遗记》，其内容有他在任期间亲拟的呈文9件，告示3件，他在怀柔上任期间给其父的家书1件。卷首有作者自序。1906年在天津用石印出版。
《昌平遗记》中主要记述了荣恒在昌平任期内的行政措施，其中体现了他勤政爱民的施政方略。
昌平以北至怀柔崇山峻岭，荒僻贫瘠，山内农人靠果栗兑换银两为生，上交果税剩余勉强度日，遇有旱年无收，冻饿难耐。荣恒到任不久，就率领勇丁入山巡查到九渡河（今怀柔县）一带，见到“民间所食，大半杏叶，略拌杂粮充饥，其中冻饿死者，不乏其人”。为此上疏朝廷，要求拨给棉衣500件、白银500两，呈文交上去以后却被驳回不准。荣恒再次上禀，陈述其词言语恳切；终于拨到棉衣400件，白银500两，赈济给昌平北山一带的贫民。
第二年初春，荣恒再一次出巡，他在上呈的呈文中写道：“东庄三村，五、六渡河十余处，其饥馑做困之状，仍与九渡河各村相等”。回州后，他自捐、劝捐得白银百余两，奏请宪台批奏500两，一次驳回，复奏得白银500两，加之筹集的募捐散银100两共600余两赈济了这一带贫民。他又将昌平州的救贫款白银54两4钱，按月定期发放给“高瞎子等六十口极贫无依之人”。
荣恒到任后，建议把昌平州的果税收入，拨给燕平书院，做奖励读书生员的费用。并且告谕书院里的学生，每月增加考试一次，要求学生“从此认真研读，腹有诗书，气自光华，……能获甲第，便是朝廷好官。不得科名，亦称里党善士”。
荣恒就任昌平知州的第二年正月灯节之前，贴出告示，禁止妇女上庙烧香。他说：“安有烧香神即降祥，不烧香神即降殃？神果如此，是贪神也。……倘恐不烧香献供神灵见责，降灾降祸，本州承当。”很有些破除迷信的思想。
此后，他还发布告示不准演戏。他的本意是担心“无赖子弟”从中滋扰。但他又说不演戏“省却几多钱文少却几多患害。尔等如能再将演戏之资，散给尔各村极穷苦之人，其造福更加涯汜矣。”
这年的麦秋之前，他得知甘肃军董福祥的部队要移驻昌平城和西沙屯一带，已经选定了各处场院扎营。他一面上书董福祥，一面又上书督办军务处，要求改在麦收之后再来扎住，以免影响夏收，得到批准。
这年秋天，他提前写好呈文，要求拨给棉裤袄500件，并在州内制作棉衣200件，并准备了一些药品，作为赈灾之用。这次，京兆尹又拨给棉衣700件。
看到这里，我们似乎感觉，这些事情很平常，也是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应做之事，无可标榜。但我们不妨看一看，在清政府日趋腐败成风的官僚系统中，这样的官员是太少之又少了。荣恒的这些德政，对于贫苦的百姓来说，不无小补，然而终究是杯水车薪。因为，荣恒出任知州的这一年，正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扩建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第二年，则是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向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的时候。清政府大肆搜刮，各级官员趁机敛财盘剥，民穷财尽之际。一个小小的州官，能够有“居官首重于抚民”的所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正象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清廉之官总不得万全。荣恒的一些施政措施得罪了上司霸昌道台，昌平知州做了不足两年，便降职调离去做怀柔县县官了。
荣恒在做昌平知州之前，曾在天津、顺义、涿州、通州、怀柔做低级官吏，离任昌平之后，又在怀柔、涿州、房山、保定、大名和天津做过地方官。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政府不是不用清官，而是不重用清官，其原因就是这些人不识时务，与腐败贪婪的上层建筑有着无形的隔阂。历代被人们所称颂的清廉之吏，又有几个是得志之徒？又有几多声名显赫的高官清廉为民？这也向人们包括历史学家，提出一个浅显而极易回答的问题。
荣恒清廉自律，他自称：“词讼不受请托，不畏势焰，命盗重案，与刑席悉心研究。禀启文告，皆自为之。”由于他在光绪14年（1889年）顺义知县任上结清积案，受到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嘉奖，说荣恒“结消多起，听断勤敏可嘉”。
在历代仕途中，趋于逢迎，随波逐流，泯于权势者为多，大多清廉之士，不入流而终不得志，或被奸佞所害，或不满政务而辞官入闲。荣恒则属于后者，他做地方官20余载，虽清贫廉政，但小心翼翼，在他的《昌平遗记》中，是不敢涉及“甲午之战”、“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日俄之战”和清政府腐败无能这些忌讳的问题。他在辞呈文和写给父亲的家信中，流露出“田无半亩，地无一垅”，“官愈做愈穷”的心声。他在做官时，母亲、妻子亡故，儿子夭折续娶不久，继室又亡。感叹自己“存心向善越往好处做，越出坏事。”这说明他一生是廉洁清苦的。
但历史是公正的，清代末叶的一任昌平知州荣恒虽无人赞颂他的业绩，亦无升迁腾达做出什麽丰功伟业，但为官清廉，关心民众疾苦，总算为后人所称颂。
明陵考古第一人赵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