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为三国人物作纪立传，纪传主人公合计437人，除称王称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刘焉、刘备、刘禅、孙权七人而外，将相公卿中只有蜀汉诸葛亮和东吴陆逊二人单列一传（附及子孙、他人），异常明显地卓尔不群。《诸葛亮传》中，主要记述了他的隆中对策、使吴联孙、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这三大平生行事贯穿一条主线，隆中对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战略策划，借他的用语当叫做“人谋”；而使吴联孙和北伐曹魏，则是他践行这一“人谋”所为的两大实事，可以对应套用称为两大“人为”。陈寿的评语，将他誉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主要就着眼于这三大行事。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他只有4岁。15岁的时候（195年），跟随叔父诸葛玄迁徙荆州；两年后诸葛玄死，17岁的他便结庐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过起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一面潜心读书，努力通悉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一面四处游学，结识了颍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广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带）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亮却“独观其大略”，透露出卓荦不凡的个性。他身高八尺（约合今1.86米），平素好为《梁父吟》，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当时人大多并不认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还得到了老一辈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的赏识，庞德公将他比作“卧龙”；沔南（今湖北沔阳）名士黄承彦也看中了他，主动招他作女婿。后来他在《出师表》里追述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历程，概括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究其实，“苟全性命于乱世”确是实情，“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有点口是心非。一个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的人，哪里能够像庞德公、司马徽那样，长久耐得住隐居的寂寞？在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的时候，诸葛亮就时不时地“抱膝长啸”，并对三人说：“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三人“问其所志”，他却“笑而不答”。那三人犹自能当相当现今省级、地级的高官，他岂不能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尔后孟公威思念乡里，打算北归谋求进步，诸葛亮批评他说：“中国饶（多的是）士大夫，遨游（飞黄腾达）何必故乡邪？”裴松之一眼看透，此言“为公威计者可也”，如果“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裴松之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话，道破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他要“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甘于“沉翳”。他如果“委质魏氏，展其器能”，定非陈群、司马懿之类人物“所能颉颃”，何况其余的人。他并不担心“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而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选择。裴松之认为，诸葛亮“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东汉政权己风雨飘摇，注定覆灭了，不值得去知不可为而为之，勉力收拾烂摊子，跟着殉葬；二、曹操是篡汉国贼，自己要忠于汉室正统，不应该为区区名利去投顺于国贼；三、要等待出现汉室宗亲人杰，辅佐其效法光武中兴，实现汉王朝又一次兴灭继绝。这就是诸葛亮抱定的志趣，他这位“卧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经徐庶（元直）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其时为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隐居隆中，已经有10年之久，年届27岁。而刘备时年已届47岁，从河北狼狈逃窜到荆州来依附刘表，也已经有8年之久。刘表让他屯驻在新野（今河南新县），表面上照顾同姓宗亲，实际上让他看守北大门。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骑马征战惯了的刘备髀里肉生，经常为“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悲伤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时间进行反思，痛感多年无所成就，就因为身边虽有虎将关羽、张飞、赵云跟着东拼西杀，却没有高明谋士出谋划策，从而滋生了求贤的渴望。一方面求贤若渴，一方面“待时凤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摆足了架子进行试探，让刘备一再枉顾，两人才坐到一起。刘备恳切地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就定下了“计将安出”的主题词，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首先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理论，对全局战略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并特别强调“人谋”的重要。所谓“人谋”，意谓政治、军事斗争中当事人的谋略，最高层级为战略谋划。他从董卓以来军阀竞起、列强纷争的“当代史”切入主题，举刘备曾经搅和其间、至“今”记忆犹新的曹操与袁绍逐鹿中原，“遂能克绍，以弱为强”作为论据，提出了“非唯天时，抑亦人谋”的中心论点。借用现代话语，“天时”涵纳了诸般客观条件，“人谋”则是战略谋划为主导的主观能动性建构。两者相比较，“人谋”更具决定性作用。当时的那个当“今”天下，曹操“已拥百万之众”，军事实力俨然处于霸主的地位，又“挟天子而令诸侯”，政治优势也独一无二，所以诸葛亮认为“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天时、地利和人和也有独家优势，所以诸葛亮认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无异于告诉刘备，既定的形势十分严峻，向北“争锋”或向东“图”地都是办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选择仅存在于荆州、益州。
他进而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缘政治的要冲地位罕与伦比，历来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难尽其利，“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刘备是否“有意”夺到手里。益州的地利也很明显，军事上是“险塞”，经济条件上更有“沃野千里”，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其主“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内外上下的人际现状都有利于刘备攫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条分缕析，明白无误，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对照鲜明，天下大势恍若摆到了刘备目前。
分析全局性战略形势只是“人谋”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刘备更渴求弄醒豁的，在于如何适应形势，规划出一套图谋进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来，诸葛亮就整体推出了他的对策，是为“隆中对策”。他建议刘备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统身份，抢夺政治优势话语权，以期“信义著于四海”。以之为依凭，第一步在政治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军事上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失时机地夺取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荆、益”，就要千方百计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时在外交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待到“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兵出两路挥师北伐。如果这样三步走，就“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如此实在而又诱人的战略策划，刘备当是第一次听到，浑如拨云见青天，当即便通盘接受下来。从此，刘备集团实现了战略思想和行动路线的根本性突破，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也大体以之作为基本国策。
诸葛亮的《隆中对》，大致描绘出了曹、刘、孙三家纷争，魏、蜀、吴三国鼎峙的三国历史基本走向和总体格局，对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尤其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意义。在对策当年，北方霸主曹操正集中优势力量北伐乌桓，扫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江东孙权刚巩固了六郡根据地，正准备西征黄祖，夺取荆州；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都还依仗地利形胜，俨然一方偏霸之主；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韩遂、马超也都各占一方，韩遂、马超尤有东进争雄之势；唯有刘备势孤力薄，寄人篱下。三分趋向，并未显形，甚至假设性都还不存在。诸葛亮既对天下大势了若指掌，决不可能不顾及这些。但他正是通过眼光独到的多方比较，看出了促成天下三分的可能性，从而选择合乎他的“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志趣的刘备作为“明君”，经由隆中对策，迈出了施展才干、匡济天下的第一步。可以说，除了诸多错综复杂、与时俱变的“天时”条件交相发生作用而外，他的构划隆中对策的“人谋”，以及后来践行隆中对策的“人为”，在促进天下三分的历史合力中充当了主导动力。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诡异多变，个别杰出人物的促导作用不可否认，诸葛亮之于三国历史进程便起了促导作用。唐人杜甫诗谓“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凌霄一羽毛”，估价自是拔得过高了，但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群里，像他这样卓越的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实践家的确屈指可数。
屈指可数不等于数不出来，东吴的鲁肃即是一个，促成天下三分同样功不可没，甚或略有过之。早在隆中对策前八年，鲁肃初次见孙权，就已明确反对孙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积极鼓吹孙权建立“高帝（一统）之业”。他分析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当时的刘备正从河北逃往荆州，故未入鲁肃法眼。他给孙权提供的战略策划，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占领荆州，第二步雄踞整个长江统域，第三步“图天下”。与《隆中对》相比较，第一、三两步极为相似，第二步则明显不同，是南北对峙而不是三分天下。鲁肃200年构划南北对峙，与诸葛亮207年构划三分天下，都从自身服务的集团本位出发，把一统天下当作终极目标，而以南北对峙或者三分天下作为争取实现终极目标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共同实质都在追求国家统一和历史前进，迥然异于其先、其时、其后那些偏安性的中分天下和偏霸性的裂土割据。到208年孙吴集团西征黄祖之际，鲁肃和周瑜、甘宁等人意见一致，都想夺取荆州，渐窥巴蜀。鲁肃更高于他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因时应变，实事求是地调整战略，当年刘表一死，曹操南下，他就率先提出“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创新战略方针。这一见深虑远的机变“人谋”，获得孙权的采纳，他又主动要求，出使荆州，“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这才引出了诸葛亮使吴联孙。如果没有鲁肃这位建立孙、刘抗曹联盟的创意人和推动者，隆中对策就还难以找到现实突破口，三分之势未必能够较快形成。
诸葛亮的精明处在于，充分重视鲁肃建议的突破价值，及时抓住送上门的、稍纵即逝的转运良机，主动向刘备提出“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并膺命使吴。方其时，孙权拥军在柴桑，已收到了曹操声称“会猎于吴”那封恐吓信，或降或战尚在犹豫未决之间，诸葛亮出使并不轻松，甚至还有危险。万一孙权选择了降曹，他就可能自投罗网，变成孙权进献曹操的一件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办外交，既要不失风度，还要避免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他表现出了大智大勇。
针对孙权的心理疑结，诸葛亮也如曹操一样，打起了心理战。开门见山就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把孙、刘、曹三方定位在同一平台上。进而分析三方形势，首先肯定了“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无异于暗示孙权正处于“威震”之列。其次说刘备，避而不谈兵弱力微、仓皇逃命、走投无路，径直说成仅止由于“英雄无所用武”，才暂时“遁逃至此”，给促进结盟预留了地步。然后他重点放在孙权身上，要其“量力而处之”：要么“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早与之绝”，要么“案兵束甲，北面而事”。这些话暗藏机锋，刘备未作后一种选择，所以彰显“英雄”本色，那么孙权你呢？最后不露声色地批评孙权，“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击中了对方心理要害。由此掌握了对话主动权，孙权果然循着他的话题指向问：“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见孙权入彀，诸葛亮引而不发，进一步激将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无异于刺激孙权，你若选择降曹，非唯赶不上刘备“英雄”盖世，抑且及不得田横“守义不辱”。孙权怎么能甘心当狗熊？当即慷慨表明态度：“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于是乎，对话第一个回合，就取得了满意效果，既激成孙权决计联刘抗曹，又让他知道了刘备是其唯一可供选择的和相互地位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进入对话第二个回合，孙权承认了刘备的战略合作伙伴地位，又提出“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的疑问。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结盟抗曹的可行性，诸葛亮必须正面回答，让孙权切实放心。接着孙权的话茬，他首先摆出刘备集团的军事实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运用数字说服人，实际有无那么多一时也难以核查。其次说曹操集团，尽管声势浩大，气焰逼人，但一是“远来疲弊”，已成“强弩之末”，犯了兵法大忌；二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将士众多的优势难敌“不习水战”的劣势；三是“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人和根基也十分脆弱。这就告诉了孙权，貌似强大的来犯之敌实际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然后给孙权集团打气鼓劲，信心十足地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并且作出前景预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隆中对策谋划的就是“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孙权也有先前的鲁肃献策垫底，共同追求、共同利益很容易达致共同语言，一听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自然“大悦”。再加上周瑜归来，所作的形势分析和军事分析更给孙权吃了定心丸，对是否联刘抗曹握有最终决定权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决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对结成孙、刘联盟，并力抗御曹操，夺取赤壁之战的胜利，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隆中纵论天下，提出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崭露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战略思想家的眼光、智慧和才识，那么这一次使吴联孙，就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了他的外交家、战略实践家的胆识、锐敏和才干。隆中对策对于刘备集团绝处逢生具有的转折性战略意义，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和愿景上的，并且单属于刘备集团；而使吴联孙，则是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在政治上和前途上，对于刘备集团起死回生产生了转折性战略意义，并且影响到了盟友孙权集团和敌人曹操集团，对于最终形成三国也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只要承认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策划与鲁肃的南北对峙策划都不是满足割据分裂，而是寻求统一之路，就应当相应承认，诸葛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顺应历史大势，积极进取向上的杰出人物。像《三国演义》那样，硬让他未卜先知，舌战群儒，手摇鹅毛扇，披发借东风，反而妖化了和矮化了这位杰出人物，心欲扬之实则抑之。
赤壁之战至夷陵之战的15年间，正是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三方核心人物占据历史舞台演出系列活剧的主要历史阶段，波谲云诡的谋争力斗，使得孙、刘联盟反复遭受冲击。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的记载看，孙、刘双方都谋求占领荆州，以期在地缘政治上居于有利于己的地位，决定了彼此间又有联合又有斗争，有时候斗争还会很激烈，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相比较而言，孙权集团最初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集团，刘备进占益州以后又讨还荆州，略占得住理一些。而刘备一再耍赖，关羽一再耍横，孙权作为另一方的最高权力者，虽然气得大骂“猾虏”，牙根发痒，仍然比较克制忍让。倒是蜀汉最高权力者刘备，号称仁德信义行天下，却很有些乃祖刘邦言而无信、惯于耍赖的政治无赖遗风，不仅自己耍赖，而且纵容其兄弟般的二号人物关羽耍横。
对刘备耍赖，关羽耍横，诸葛亮要么当过帮手，要么缄默无视，不免反映出他这一位封建政治家的局限性。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孙、刘联盟的促成者，在践行隆中既定路线的过程中，他本该把顾全联孙抗曹大局在有利双方的前提下放在第一位，把本集团的利益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放在第二位，但他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这样做。更讲大局的是东吴鲁肃，不管孙权怎样责怪他，前之周瑜、后之吕蒙怎样力主夺荆州，他都始终尽力维护孙、刘联盟。后来演变为孙、刘火并，联盟破裂，荆州靠战争方式而非和平方式归属孙权集团，鲁肃已经去世了，在生的诸葛亮也不能左右，主要责任固然在刘备、关羽和孙权、吕蒙，但诸葛亮多少也有点责任。起码在《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里，看不到任何一点他在荆州问题上坚持维护隆中路线的文字。
失荆州前夕，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确曾有一点《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影子。然而实践业已证明，那一次挥师北伐，并没有具备《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形势有利的充要条件，因而一方面北方宿敌未改，另一方面东南面盟友化敌，招致腹背受敌，连荆州命根子也丧失干净。荆州既失，关羽亦死，刘备悍然兴师伐吴，完全、彻底地置隆中路线不管不顾。当是时，连赵云等人也能犯颜强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然而，业已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选择了缄口不言。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使然（《一片疑云留永安》将就此略作探究），为贯彻隆中路线，他都不应该取这种态度。
结果夷陵之战蜀汉输得极惨，比曹操的赤壁失利惨得多，弄得来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实现《隆中对》预设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终极目标的可能性。后来孙、刘双方修复了联盟关系，蜀、吴之间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各自才能“内修政理”，北抗曹魏，重新维持鼎立之势。正、反对比，足见孙、刘联盟之于隆中路线，犹如心脏一样重要。在此问题上，诸葛亮做得不及鲁肃好，实在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
章武三年（223）刘备死后，诸葛亮作为托孤重臣，统揽了蜀汉军政大权，“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的元气大伤，他本该着重致力《隆中对》中说的“内修政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以待“天下有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办，而是选择了“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如果说，建兴三年（225）亲率三路军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北部），对于稳定后方确有必要，那么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三年（234）的“五出祁山”（《三国演义》写成“六出祁山”，把230年魏攻汉中，出兵抵御也算进来了），挥师北伐，就比关羽当年发动襄樊之战更缺“天下有变”依据了。这样做，很可能有其隐情，那就是刘备托孤给他开出了条件，他不得不兑现承诺（《一片疑云留永安》对此有具体探讨），但他也可以拖着不照办。可以拖却不肯拖，至少部分地表明，他认为可以挥师北伐了。其实那是“天时”既缺，“人谋”亦误，堪称诸葛亮主政用权的最大错误。因为从“天时”看，曹魏集团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仍为三国翘楚，北伐所向的关中地区又是易守难攻，而蜀汉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异常困难，连年用兵势必很快耗尽国力，穷兵黩武无异于自取失败。从“人谋”看，战略判断就误入迷途了，战术运用上又“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司马懿的话），不敢用奇，不愿重用能人（如魏延），反而误用亲信（如马谡），更导致了劳师动众，铩羽而归。其结果，对自己是“志决身歼军务劳”，五十四岁便病逝于军营了，对蜀汉是“运移汉祚终难复”，国力消耗太多，在他死后不足30年蜀国就灭亡了。
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诸葛亮，他的从政起点隆中对策非常高，三国人物除鲁肃外无人能及，称得上闪亮登场；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大体上如其指划，连鲁肃也无可比拟，尤其显示战略策划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古及今，如此卓越的战略思想家，并不是历朝历代都能冒出一个的，因而备受百代景仰（当然还有他的忠诚）。在《三国志》里，战略策划被称为“人谋”（发明权也许真在诸葛亮），那是人的智慧的最高示现，因为总括全局，视通长远，而一般“智能之士”、“智计之士”纵然聪明，未必达得到同一层级。流被于后世，启发人们不要陶醉于“智能”、“智计”，为国家、民族计还应重视战略策划。
而任何“人谋”，都必须经由“人为”才能彰显、弘扬固有价值，“人为”不限于“人谋”创意人。诸葛亮作为隆中对策的创意人，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能够付诸实践，这使他比某些会想、会说、会写而不会做的思想家胜过不止一筹。使吴联孙，则是他践行隆中对策的样板之作，典范之作，生平功业的巅峰之作。既付诸“人为”，就牵连到了方方面面，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总会交相发生作用，通盘接受而未充分领悟的刘备就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需要时遵行隆中路线，不合“圣聪”时就另搞一套了。诸葛亮本人，或者受其制约和影响，或者政治权要人物当久了发生形势误读、策略误判，或者二者乃至更多者兼而有之，后来也有些“人谋”自违，“人为”失范，终于走向“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点，该为之惋惜，也该引出历史性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