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写“武乡侯骂死王朗”，三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又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浙江嵊县）人，归顺曹操前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曹丕称帝拜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担任司空期间，他和时任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先后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过信，劝其审时度势，上顺天命，下从人心，举蜀国之地降魏。诸葛亮不为所动，作《正议》一文驳斥劝降理由，表达了以弱胜强，统一天下的信念。这些事都记载于《诸葛亮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详加引述，以葆忠贞。那以后，王朗于太和二年（2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意欲在心理上先将曹操逼到死角。
据裴注引《典略》说，这篇檄文传到曹操手里时，他的头风痛老毛病正巧发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读的。读罢居然翻身而起，兴奋地说：“此愈我病！”尽管这样的心理效应恰与袁绍期望相反，但檄文之骂对于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后经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进而占领冀州，陈琳归降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谢罪。幸好曹操这位政治家确有宽怀大度的一面，“爱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边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秘书。对这段“骂”的前后因果，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评论道：“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激然露骨。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倘若转换为辱骂袁绍，陈琳不但本人必死，势必还会祸连于三族。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造司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骂手段。时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长数十丈，起于吴、楚之分，划过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俭、文钦“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诏令中，他们历数司马师的11条大罪，不乏恶语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罪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罪四“权势自在，无所领录”，罪五“有无君之心”，罪六“不顾大义”，罪八“不奉法度”，几乎将封建宗法纲常伦理固有的各项罪名都扣到司马师头上了，有的罪名还是从不同角度反复加重。不忠不孝就类于禽兽，在封建社会深入人心，虽然尚未明指司马师类于禽兽，但妇孺皆知其理，等于已经说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牵扯到生理，抓住司马师新割眼瘤未愈，骂为“天不长（助长）恶，使目肿不成”，也够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绍当年令陈琳草檄骂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马师骂绝搞臭，从而广泛地造成舆论，以使自己从心理上尽可能地取得将吏士民的认同响应，而置对方于心理劣势，舆论劣势。这一场“谋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俭、文钦得以“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拥众五六万插旗割据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司马师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朝廷内外反对者甚多，万一用兵战败，将会难以收拾。犹豫再三方决计出兵，亲征淮南，以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为最终结果，平定这场叛乱。
曹操也曾骂过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攻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一战杀死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操闻讯极为震怒，亲自率军入汉中，直抵阳平关欲与刘备决战。刘备却驻军山头之上，凭借险峻地势，森严壁垒，拒不与曹操决出一个你死我活。刘备间或也挑逗一下，派遣养子、时任副军中郎将刘封出面挑战，重要将领都不出营。曹操气得不行，大声呵骂：“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所谓“黄须”，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与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学不同，“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一向以卫青、霍去病作为榜样。此前一年（218）代郡乌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将职衔，代理骁骑将军，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长安召见凯旋而归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劳尽归诸将。由于曹彰的须发微黄，曹操持着他的黄须夸奖：“黄须儿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黄须儿”，无非想从心理上刺激刘备，促其在曹彰到来以前就决战。殊不知骂了“卖履舍儿”，称了刘备的“爷爷”（自称“汝公”，犹如骂了刘备“孙子”），仍如400年前项羽骂刘邦一样，传承“高祖之风”的刘备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坚决不上当，坚持不应战。从三月围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决计撤军北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传出了“鸡肋”的口号，引发杨修自作聪明，抢先收拾行装，招致杀身之祸。很可能，当时曹操的心气不舒，也是杀杨修的一个偶然因素。
同在这一年，庞德骂关羽，另是一种情况。庞德原为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麾下的一员勇将，建安十六年（211）随马超逃到汉中，依附张鲁；二十年（215）曹操进入汉中，收降张鲁，庞德也随众归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一来就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庞德率领所部参战，驻守樊城南。他的堂兄庞柔在蜀中，樊城诸将颇疑之，他表明态度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与关羽战场交锋，庞德一箭射伤了关羽额头。他常骑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军主将曹仁派他驻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军之惨，庞德只好带领余众避水上堤。关羽引水军乘船攻击，乱箭从四面射向堤上，庞德被甲持弓，奋力抗击，从黎明一直力战到午后，矢尽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将士：“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最后身边只剩下将士三人，仍弯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关羽对他说道：“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怒目圆瞋，斥骂关羽道：“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终不屈被杀，与七军主将于禁跪地乞降，适成鲜明对照。方其时，骂声已经成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运用这一武器，壮烈地展开最后的斗争，直到杀身成仁。没有任何预谋，但却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吴质的骂也无预谋，从中凸显的本质，却与庞德的骂决意不可以相提并论。吴质其人，在建安时期跻身主流文人之间，以才学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诸侯礼爱。他政治押宝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对头杨修，送曹操出征独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爱，都使曹丕将其视为第一号心腹，多次写信全都写得情文并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宝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将，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黄初五年（224）吴质从任所入京朝见，曹丕特为破例，诏令上将军及特进以下官员都到吴质住所聚会，并拨出专款设置酒宴。酒酣耳热之际，吴质意欲尽欢，针对上将军曹真身体肥胖，中领军朱铄身体瘦弱，他故意召来倡优当场表演说肥瘦。曹真仗着是曹氏本亲，官职又尊显，生气地责问吴质：“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在座的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也批评吴质，曹真趁势拔刀瞋目，声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骂起座来。吴质怎么服得这个软，当即案剑责骂道：“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朱铄实在看不过，起身说：“陛下使吾等来乐卿尔，乃至此邪？”吴质掉头呵叱他：“朱铄，敢坏坐！”朱铄也是一个急性子，面子上过不去，旋转身就拔剑斩地，大家不欢而散。这其间，吴质比曹真更是恃势骄横，恶语伤人，连皇亲国戚、官高于他的曹真也没有放在眼里，当面辱骂人家是屠案上的肥肉。通过这样一场权贵高层内部的特殊战斗，可以让人看到吴质之类的无行文人一旦有了“最高”一人的权势作为冰山，将会怙威肆行到什么地步。然而就是这样的匪类，在专制帝王庇护之下却能固宠至尊，难道不值得后人深省吗？
吴质辱骂曹真表现出来的怙威肆行当中，显然含有恐吓的成分。辱骂不一定都是恐吓，恐吓也不一定都要用到辱骂，三国时期的第一个军阀董卓便习惯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文武官员进行恐吓，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卓，他打算放弃洛阳，迁都长安。司徒杨彪以“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为由，发表了劝阻意见，董卓当即脸红筋胀地申斥道：“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宫室官府，盖何足言？百姓小民，保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吓得在场的公卿臣僚莫不恐怖失色。太尉黄琬小心翼翼地恳请董卓“重思”，他当即“罢坐”，拂袖而去；并且当天就命令司隶官员参奏杨彪和黄琬，撤了两个人的职，致令无人再敢劝阻。如其意愿迁都长安后，董卓筑郿坞，召见文武百官。他预设帐幔聚众宴饮，席间突然传令带出数百名诱降来的北地俘虏，“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者之，未死，偃转（横七竖八倒在）杯案间”。如此凶残地杀人取乐，实则是威慑、警告众人，直吓得“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董卓本人却饮食自若。在董卓一类擅权肆虐者的手里，恐吓既是战斗利器，又是驭人谋略，不管花样上如何变幻，意图达到的政治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心理上摧垮要对付的人，压迫其服服帖帖地畏从于己，以利自己随心所欲，倒行逆施。
当过董卓的“义子”，又因私通董卓的侍婢反叛董卓，杀死董卓的吕布，也曾凭借实力恐吓过别人。建安二年（197），反复无常的吕布先被曹操打败，逃跑到徐州投奔刘备。不久，袁术与刘备相攻，许诺送给他二十万斛军粮，他趁着刘备领军在外，偷袭下邳，打了守将张飞一个措手不及，把刘备老婆、孩子都俘虏了。袁术却以吕布未能捉住刘备为借口，不肯兑现许诺的军粮，吕布一气之下，又将刘备迎回来“遣屯小沛”，而自号徐州牧。袁术派大将纪灵率领三万步骑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便带了一千步兵、二百骑兵赴小沛调解。吕布的兵虽然少，但他久以“飞将”闻名，纪灵一听说他赶来了，即自“敛兵不敢复攻”。吕布在小沛城外安屯下来，邀纪灵和刘备都到他的军营，设宴促使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吕布对纪灵说：“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他叫人在营门正当中举一只戟，声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言罢弯弓搭箭，一射正中戟的小支，诸将皆惊，一迭连声地称赞“将军天威也”。第二天，邀集冲突双方再次欢会，然后就罢兵而去。这一出“辕门射戟”故事，表面上言辞温软，波澜不兴，骨子里却充满了恐吓意味。一则吕布素来称“飞将”，二来吕布当众显“天威”，三还加上是在吕布军营当中，纪灵倘若给脸不要脸，准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只好强赔笑脸，引军退去。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吕布当年恐吓人的手法和效果，无论于古今中外，均不少见。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轻取荆州，窥视江东，也对孙权先展开了心理战，派人送去了一封恐吓信。方其时，曹操53岁，打遍中原无敌手，全没有把26岁的孙权小子放在眼里，满心以为也会像刘琮一样，恐吓一下便会心惊胆裂，望风归降。他信里写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华丽的外交语言，每一句都包含着威慑力量。所谓“奉辞伐罪”，亮出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堂皇旗号，分明喻示孙权只有效法“刘琮束手”的一条出路。扬言有“八十万众”，虽属夸大炫耀之辞，但实有的大约30万人马，也确实比东吴当时能调集的几万人马强大得多了。“会猎”云云，暗藏着400年前刘邦打着会猎云梦的幌子，一举擒拿韩信的当朝典故，历史的经验教训彼此都决不会忘记。所以这封恐吓信一到，孙权“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一度在孙权集团高层引发出了强烈的心理地震。连张昭那样的孙氏“三朝元老”和顾命重臣，也劝孙权屈膝“迎之”，其他诸多大臣亦是“降”声一片，弄得孙权既犹豫，又失望。若不是鲁肃独抗大流，反对投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定大计，这一段历史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以恐吓为核心内容的这类心理战能够产生一定作用，因而当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后人也爱不释手。
三国后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战，就是成功运用恐吓心理战，辅助军事行动克敌制胜的成功例证。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将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拥众造反，时任大将军专擅朝纲的司马师接受时任中书侍郎钟会，以及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的谋略建议，“统中外军讨之”。当时母丘俭率其所部据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文钦率其所部在外为游兵，合计拥众五六万人。司马师亲自坐镇汝阳（今河南汝南）指挥主力部队，派监军王基统领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同时命令镇南将军诸葛诞统领豫州诸军，从北面进逼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徐两州诸军，“出于谯（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宋（今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带）之间，绝其归路”。这样至少三、四倍于叛军的优势兵力，构成了合围态势，他却“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母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心理上被扰乱了。
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率众突围，都被打回城中去，战场遗留的“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城内口粮耗竭，“降出者数万口”。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过节，至此又主张“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诸葛诞对他疑心加重，将其杀死。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逾城投降，司马昭不仅不杀，还封他们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这就使城内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饥困，诸葛诞、唐咨智力穷尽，走投无路。司马昭又用反间计，恐吓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逼使全怿、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也落得了与母丘俭同样的下场。半年恐吓，一朝全胜，淮南由是平定。
对于辱骂和恐吓，三国时人袁涣自有儒家后学的态度。刘备之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袁涣为茂才。其后，袁涣避地江、淮间，曾先后为袁术和吕布所用。吕布与刘备翻脸的时候，要他代写一信去“詈辱”刘备，再三强之，他都不答应。吕布大怒，拔剑恐吓他说：“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颜色不变，笑着回答吕布：“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一席话说得吕布自感惭愧，便没有再强迫他。吕布白门楼丧身之后，袁涣归顺曹操，历任沛南部都尉、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等职，“时人服其清”。曹丕听说他拒吕布之事，问他堂弟袁敏道：“涣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如今看，袁涣对于吕布的恐吓，的确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