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俄罗斯苏维埃共产党领袖、全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首都莫斯科郊外米赫尔松工厂对工人演讲时，一个人悄悄走近他的身旁，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朝列宁发射了三颗子弹。列宁中弹，伤势严重。凶手是一名妇女，她叫卡普兰。
１９２２年，列宁在告别人世之前，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留下“遗嘱”，指出斯大林不能担任党的总书记。
历史是否真是如此，如今，新的说法开始重见天光。
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
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俄罗斯苏维埃共产党领袖、全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首都莫斯科郊外米赫尔松工厂对工人演讲时，一位女子悄悄走进他的身旁，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朝列宁发射了三颗子弹。列宁中弹，伤势严重。
列宁的司机基尔是这样描述现场情况的：
列宁的演讲持续约一小时。演讲结束后，大约有５０个人从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向汽车奔去，并把它围住。
伊里奇被一些妇女和男人簇拥着跟在人群后面走了出来，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当列宁距汽车还有三步远时，基尔看见从列宁左边侧面不超过三步远的地方，一支握勃朗宁手枪的手伸了出来，接着响起了三下枪声。枪响后，基尔朝开枪那边奔去，那个开了枪的女人把枪扔到他脚下，马上在人群中消失了……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突出的新闻，指明刺杀列宁的刺客，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范尼·卡普兰。
这一年，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从５月到８月，协约国先后在艾纳河、皮亚韦、亚眠、索姆河等战役中，重创德奥军。国内，处于襁褓中的苏维埃共和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不断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之中。
１月２３日，俄国召开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２月１日，列宁签署成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２月１８日，德奥军违反停战协定，开始向苏维埃俄国发动全线进攻，集中攻击首都彼得格勒。
２月１９日，苏维埃俄国宣布土地国有化法令。
２月２１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发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呼吁书，号召人民为了拯救祖国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
３月３日，德军入侵乌克兰，相继攻占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城市，随后侵入克里木半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代表团与德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合约，苏维埃被迫放弃波兰、立陶宛、乌克兰、芬兰、外高加索以及波罗的海各省，德奥集团夺去俄国大片领土，面积达１５万平方公里。
３月９日，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都莫斯科。
３月１５日，全俄苏维埃批准《布勒斯特和约》，苏维埃俄国正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３月２３日，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公开武装干涉俄国革命。从７月到８月，日军、美军占领海参威，协约国军发表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远东区宣言。
５月９日，苏维埃俄国实行粮食专管。
７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发动叛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开除，大会通过苏维埃宪法。
８月，白卫军从三面包围察里津，红军反攻，击败白卫军。
就在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对列宁开了枪。卡普兰当场被擒获。这一事件，在前苏联著名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有非常生动逼真的表现。据说，苏维埃政府对卡普兰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后，将她处决。但是，有关列宁遇刺的事情以及重要细节却一直众说纷纭，对此，苏维埃政府守口如瓶。
终于，２０世纪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一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刺杀列宁的恐怖行动只有一次吗
事实上，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刺杀列宁的恐怖行动并不是第一次。但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苏共党史上并没如实记录。
第一次刺杀发生在１９１８年元旦那一天。那时，“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不到两个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后，社会局势还比较混乱。
那天下午７点３０分，彼得格勒丰坦卡运河那边突然响起枪声。据报告，当一辆汽车驶上西麦昂桥时，有１２名持枪的歹徒猛冲上去，猛烈射击。列宁正好就在那辆汽车上，和他同车的还有他的妹妹玛丽亚、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赫·普拉滕。枪声如爆豆般砰砰响着，普拉滕急忙将列宁的头部按在座位下，而他自己掩护列宁的手却被打得鲜血直流。
事情发生之后，国家秘密警察契卡对全城进行了大搜捕。但是，契卡不但没有抓获一名歹徒，有关列宁被刺的关键情况也未向外界公布。人们都在猜测：此次谋杀是谁策划的？这么重大的一次行刺行动，居然从未详加披露和报道，原因可能是彼得格勒的一些契卡人员也有牵涉。如果向社会如实报道事实真相，那就太难堪了：难道契卡会杀害自己的领袖吗？不过，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有一部分是前沙皇军队的军官。他们逃到诺沃切尔卡斯克白卫军的大本营后，承认了刺杀事件由他们负责。
这些恐怖分子中，有些人在前苏联的国内战争中幸存下来。后来，他们移居国外，透露了这次谋杀的细节。组织这一行动的是沙科夫斯基公爵，他为这次行动赞助了５０万卢布。
如果说这次谋杀在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但毕竟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搜寻到只言片语。
但是，刺杀行动远未完结。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５日，第二次刺杀列宁的行动又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一次谋杀距离第一次行刺，前后不到两周。
那一天，邦奇—布鲁耶维奇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一个姓斯皮里多诺夫的士兵请求接见，他要报告一桩有关国家机密的事。
布鲁耶维奇立即接见了这名士兵，斯皮里多诺夫自称是一名获得过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军人，他对惊讶万分的布鲁耶维奇说，有人让他跟踪列宁，找机会将列宁活捉或杀死。他们答应事成之后给他２００００卢布赏金。
布鲁耶维奇十分紧张，立即打电话向伏罗希洛夫报告情况，当时，伏罗希洛夫是保卫彼得格勒非常委员会的负责人。
布鲁耶维奇把斯皮里多诺夫带到非常委员会审问，得知策划这次刺杀行动的是彼得格勒一个名叫“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联盟”的军人组织。“十月革命”后，这些昔日沙皇时代的有功之臣被苏维埃政府剥夺了以往享有过的荣耀地位和特权，他们怀恨在心，一心报复，而报复的对象，就是列宁。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列宁剥夺了他们应得的特权和荣誉，把他们降为普通士兵，不杀死他，不足以平息心中的愤恨。
１月２２日深夜，契卡工作人员突袭了阴谋分子设在扎哈里耶夫街１４号的神秘住所。他们在搜查时，发现了大批步枪、手枪和手掷炸弹，当场落网的谋杀参与者有：前莫斯科军区司令的副官、陆军中尉乌沙科夫、上尉津克维奇、军医涅克拉索夫等人。
这些被捕的圣乔冶十字勋章获得者被押往斯莫尔尼宫。审讯开始了，但这次审讯因德国人向彼得格勒发起进攻而中断。
被捕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天赐良机，转而请求派他们上前线，加入刚组建的装甲分队，戴罪立功。布鲁耶维奇把他们的请求报告给列宁。列宁宽宏大量，在给布鲁耶维奇的便条上写道：“停止审讯，释放他们，派往前线。”
这次谋杀参与者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
对列宁的第三次谋杀，即前面提及的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社会民主党人卡普兰的那一次谋杀。第四次谋杀（如果可以称之为谋杀的话）则发生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即８月谋杀后的第５个月。那一天，列宁和妹妹玛丽亚以及卫士乘坐的汽车驶入了歹徒们的视野。这些歹徒由匪徒科舍利科夫指挥。
当时，苏维埃政府已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列宁原打算去索科尔尼基，探望生病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卫士手里抱着一桶牛奶。在那十分艰苦的岁月里，牛奶是极其紧俏的食品，在莫斯科，一桶牛奶价值连城。卫士将牛奶紧紧地抱在怀中，以防牛奶洒出。
在前往索科尔尼基的路上，一伙武装分子打手势让司机停车，“奉公守法”的列宁以为是革命纠察队，遂命令司机刹车。匪徒们先叫他们下车，然后开始检查，半文盲的科舍利科夫接过列宁递给他的证件，竟把“列宁”念成了“列文”。这使他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是位拥有私人汽车的、事业日益兴旺的大企业家。
匪徒们把列宁等人赶下车，自己钻进车里，而科舍利科夫则把列宁的证件也拿走了。卫士无法抗拒，因为他手里抱着一桶牛奶。匪徒发动汽车，飞快地逃跑了，把这几位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乘客”留在了空荡荡的大街上……
这件事在莫斯科引起极大的震动，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亲自指挥，要活捉科舍利科夫。不久，契卡人员与他遭遇，但他拒绝投降，被乱枪击毙。
在四次谋杀列宁的案件中，最著名的当数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范尼·卡普兰行刺的那一次，那也是最错综复杂的一次。
为何不枪毙卡普兰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那一声致命的枪响，至今仍然回响在人们的耳际。
根据前苏联官方的说法，卡普兰开枪后，并未逃跑，她被当场擒获，并很干脆地承认是自己向列宁开的枪。刺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卡普兰由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帕维尔·马利科夫下令处决。据马利科夫公开发表的回忆录称，是他亲自开枪执行判决的。那么近的距离，处决后又作了仔细检查，卡普兰必死无疑。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卡普兰被处决后，有人亲眼看见这位“发狂的范尼”在乌拉尔斯克和兹拉托乌斯特这两所监狱的院子里打球，在苏兹达尔监狱的囚房里编织袜子，以及在其他并不遥远的地方，见过她听广播和读报。
这些传闻大多来自警卫人员或监狱看守。这些警卫和看守有时也透露一些重要的机密。有这样一种说法：１９４５年５月末，卡普兰被释放出狱。这时，她已是个双目半瞎、疾病缠身的老妇。她死于１９４７年，即是说，出狱后仅仅自由地生活了一年多，这位当年名噪全苏联和全世界的“冷面杀手”就离开人世了。
根据不久前俄罗斯的解密文件描述，卡普兰根本不是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的刺客。事实上，她根本就不知道刺杀列宁这件事。换句话说，卡普兰是在自己遭受审讯时才得知自己“向全俄苏维埃的领袖列宁开枪”的事的。当时，卡普兰的确在莫斯科，但她并没有呆在米赫尔松工厂，而是在米赫尔松工厂的反方向，即在莫斯科的另一端。
据卡普兰说，当时，审讯人员也并未坚持说是她策划了这次谋杀，只是把她列为参与谋杀的嫌疑人之一而逮捕，并把她作为社会党人进行审判。
另一种说法的作者是约瑟夫·纳乌莫夫（前车里雅宾斯克州检察院监禁地监察处的检察官）。他的父亲曾与苏共资深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和皮亚塔科夫共事。有一次，父亲告诉他，根据列宁的命令，并没有枪毙卡普兰，而只是判她终身监禁。当上检察官后，纳乌莫夫于１９４２年仔细参观过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囚房。陪同的看守说，在一间最好的囚室里，１９３９年以前曾关押过一个名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犯。这所监狱曾一度封闭，后来，卡普兰被转移到索利卡姆斯克，一起转移的还有拉迪克和索科尔尼科夫。
参观了乌拉尔斯克监狱后，纳乌莫夫对卡普兰的命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管理局监狱处处长那里了解真相。面对纳乌莫夫的提问，处长久久不语，而后，他严肃地对这位好奇的年轻检察官说：“难道您不知道这是一桩国家绝密案件？”
上边提及的那些似曾在狱中见过范尼·卡普兰的目击者，有的在西伯利亚，有的在乌拉尔，有的在沃尔库塔，有的甚至在索洛夫基。他们甚至说自己见过卡普兰在监狱办公室当过助手，另一些人则说她当过图书管理员。
有人查阅了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档案，使人极度震惊，尤其是有一份当年审讯诺维科夫的纪录。据诺维科夫交待，１９３７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所监狱的院子里散步时，他曾见过卡普兰。诺维科夫参与过１９１８年刺杀列宁的行动。从诺维科夫的供词中可以得知，他看见卡普兰的时间应在１９３２年７月，当时，卡普兰的身边有看押员。尽管时过境迁，变化巨大，诺维科夫还是一下就认出了她，但未能与她搭上话。审讯时，诺维科夫说，他不知道卡普兰是否认出了他，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卡普兰总是异常沉着，不露声色。事后，诺维科夫难免心中犯疑：这人真的是卡普兰吗？他决定验证一下。
在斯维尔德洛夫监狱，当时还关押着一个名叫科扎里诺夫的囚犯，监狱当局让他作缮写员。诺维科夫找到他，求他查查犯人花名册。不久，科扎里诺夫告诉诺维科夫，在该监狱的犯人名册中，的确有一个范尼·卡普兰，是从单独关押政治犯的隔离室送到这里来流放的，不过她还有另一个姓———罗伊德。
卡普兰档案
１９０７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基辅省监狱检察院一位官员，因天气闷热和埋头案卷已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仍在整理那份编号为１３２的流放人员的分项资料。
名，父名，姓（或绰号）：费佳·哈伊莫夫娜·卡普兰。
属何类流放人员：刑事犯。
派往何处服刑：遵照监狱总管理局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１９６４１号文件，该犯安置在涅尔琴斯克苦役流放地的一所监狱里服苦役，直接受后贝加尔边疆省军事总督管辖。
婚姻状况：未婚。
身高：２俄尺３。５俄寸（１俄尺等于０。７１米，１俄寸等于４。４厘米。
眼睛：长圆形，眼角下垂，褐色。
脸色：苍白。
头发：深褐色。
面部特征：右眉上方有一纵向伤痕，长约２。５厘米。
年龄：看上去约２０岁。
种族：犹太人。
家庭出身：据费佳·卡普兰称，她出生于列奇察犹太人公社的一个小市民家庭。据查，此种说法未加证实。
会何种手艺：缝纫。
母语：希伯来语。
是否会讲俄语：会。
由何种法庭判决：基辅卫戍部队的战地军事法庭判决。
判何种惩处：终身服苦役。
何时起执行判决：１９０７年１月８日。
在编写这份分项资料时，费佳·卡普兰实际上才满１６岁。这位少女着迷地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受命对基辅省长搞一次恐怖行动，但炸弹提前在家中爆炸，使卡普兰身受重伤。战地军事法庭判处她死刑，后来，考虑到她年幼无知，他们又将此极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我的名字叫费佳，”卡普兰在法庭的供词中写道，“按犹太人的叫法是范尼·叶菲莫夫娜。”
１６岁以前，范尼一直姓罗伊德曼。１９０６年，她改姓卡普兰。在流放地与她同服苦役的女犯们异口同声地说，卡普兰还有一个名字———多拉。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对她最了解。
在阿卡图伊和涅尔琴斯克服终身苦役时，卡普兰—罗伊德曼双目失明了。据她自己说，是炸弹突然爆炸使她受伤的。１９０９年１月９日，卡普兰的双眼完全失明。这之前她的眼睛也失明过，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３年后，她的视力重又恢复，但炸弹给她身体带来的创伤却一直把她折磨到死才结束。
行刺时间质疑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国内政治形势相当严峻，１９１８年夏天，各种矛盾复杂交织，行刺列宁的恐怖活动也随之进入高潮。
卡普兰是否是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的行刺凶手，确定行刺的准确时间非常重要。然而，遗憾的是，查遍各类史料，说法各异。不同的资料纪录的时间竟然相差好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行刺时间会弄得如此复杂呢？
官方公布的权威性行刺时间是晚上７点３０分，这见之于多卷集《苏联内战史》和其他权威史料。此权威时间最先公之于众，是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莫斯科苏维埃公报”。但就在同一期《真理报》的新闻栏目中，却又说行刺发生在晚上９点左右。
这无疑是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一个重大疑点！
后来的说法却越来越混乱了，列宁的汽车司机基尔在行刺发生的当天作证说：“我和列宁大约在晚上１０点驶达米赫尔松工厂。”这一说法发表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１９２３年６、７期）。
根据基尔的叙述，列宁在米赫尔松工厂发表演讲约一小时。这就是说，枪响的时间不应早于晚上１１点。这时已近午夜，天色墨黑，当时，卡普兰还拿着一把伞，这确实证明天空阴霾，否则，她为什么要带把雨伞？甚至连列宁动身去工厂时也带了件大衣，因此可以说，８月３０日那天，天上乌云密布，细雨绵绵，黄昏要比平时降临得早一些。
但是，另一种说法却差之悬远，说行刺发生在白天。提出这个时间的是邦奇—布鲁耶维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在晚上６点获悉发生行刺的。他声称这是基尔亲口对他讲的。然而，这一重要细节却与基尔公开发表的说法大相径庭。
如果刺杀真的发生在晚上１１点左右，夜色那么深沉，有严重视力缺陷的卡普兰怎能如此准确地击中列宁？
如果不是卡普兰，那么又该是谁？
对于是否是卡普兰行刺列宁，也众说不一。尽管不能把她从行刺列宁的阴谋中完全排除开去，但更可能的是，她只是被利用来组织侦察和向行刺者通报列宁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在审讯时，她甚至不能回答“打了几枪”这样的问题。她说：“到底打了几枪，我记不起了。”如果卡普兰是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刺客，那么，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杀手来说，这个回答确实太奇怪了！
应当指出的是，翻阅所有有关资料，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列宁遇刺的真实情况都记载不详。当人们进一步研究卡普兰案件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案件材料时，发现了更多的疑点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材料证明卡普兰会使用武器。
不少人由此得出结论，当时朝列宁开枪的根本就不是卡普兰。在最初公布的官方文件中，指出朝列宁开枪的是两个人。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说：“各级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体军人和全俄各族人民，几个小时以前，列宁同志遭到了恶毒的行刺。列宁同志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完毕步出出口处时，遭到枪击，受了重伤。两名开枪者被抓获，正在查明他们的身份……”
这份呼吁书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斯维尔德洛夫签署。
两名开枪者？除了卡普兰，谁是第二名开枪者？
经过反复调查，那第二名开枪者名叫普罗托波波夫。奇怪的是，他在卡普兰之前马上被枪毙了，而与他一起朝全俄苏维埃人民的最高领袖开枪的卡普兰却安然无恙。更神秘的是，关于那位重要的刺客普罗托波波夫却没有留下任何材料。事实上，的确有这么一个普罗托波波夫，但是官方史料上却无任何记载，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让他消失的呢？
刺杀列宁的事过了２０年以后，即１９３８年，前苏联权倾一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揭露道：是布哈林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组织了１９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对列宁的谋杀，卡普兰奉他的指示，用带毒的罪恶子弹射向伟大的列宁。为什么不在２０年前的某个时候公布这件事呢？
当时，令人困惑的难解之谜还有不少。例如，当时亲手抓获卡普兰的是巴图林，他是莫斯科第五步兵师副军事委员。第一次对卡普兰进行审问时，巴图林说，他在行刺现场抓住了凶手。后来，他又说，他跑过去追逃跑的凶手时，突然看见了站在树下的卡普兰。人们不禁要问，卡普兰真的从行刺现场逃跑过吗？要知道，当时她穿的是１９１８年时兴的长及足跟的连衣裙和一双钉满钉子的皮鞋。对巴图林的第一种说法，卡普兰回答道：“那不是我干的！”只是到后来她才认罪。
在契卡的多次审讯中，卡普兰曾经反复说：“用什么手枪开的枪，我不说；谁给我的枪，我不说……什么时候我拿到从托米林诺到莫斯科的车票，我记不起了……我没到过托米林诺。我的钱从哪儿弄来的，我拒绝回答……？”
这一案件看起来并不复杂，加之当时工人群众义愤填膺，这就迫使卡普兰一案必须尽快结案。所有参与这一案件的调查人员，经过仔细检查后确认，行刺的主要物证是一支手枪。据契卡发表的公告说，那支手枪是由一名出席群众大会的工人带入会场的。然而，对这一重要的物证，根本没有进行指纹和弹道鉴定。
整个侦查和审讯工作搞得非常快，８月３１日夜里逮捕嫌疑人，９月３日就拉出去枪毙。许多事情都显得太简单，过程太清楚。审讯记录里常常会读到这样的字眼，如“有人说”，“他大叫了一声”等等，但是要确定说这些话的人是谁却是徒劳的。对出席群众大会的人也未进行讯问，似乎只要卡普兰承认她是单枪匹马地行刺就会使审讯人员深感满意。
另两名嫌疑人
除了卡普兰和普罗托波波夫，还有两名刺客嫌疑人：洛卡尔特和科诺普列娃。
１９１８年９月１日夜，英国驻俄领事布鲁斯·洛卡尔特在莫斯科被捕，契卡工作人员原指望这名英国人能扮演成卡普兰的同伙。早上６点钟，他门把卡普兰推进洛卡尔特的囚室。在这之前，卡普兰从未见过他。
多年后，洛卡尔特在回忆录中描写了这位被控策划谋刺列宁的女人，首先映入这位不列颠超级间谍眼帘的是，卡普兰举止失措，极不自然，他甚至觉得卡普兰的心态极不正常。
指控洛卡尔特策划谋刺列宁似乎毫无必要，而且自那以后，再也没提出过这类指控。
科洛普列娃被指定为完成这次恐怖行动的候选人。要是列宁的司机斯捷潘·基尔看到一支握着勃朗宁手枪的手，除卡普兰外，这只手就只可能是科洛普列娃的。她同科洛普列夫一起是一个战斗小组，专门组织对列宁的暗杀行动。一些契卡工作人员认为，科洛普列娃天性刚强，极有主见，是她主动要求担任行刺列宁这一角色的。
１９１７年前，科洛普列娃就正式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１９１８年，她加入了谢苗诺夫领导的右翼社会党人的战斗组织。１９１８年行刺列宁后，她被契卡逮捕。在狱中，她成了契卡的密探，并于１９２１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入党介绍人即是大名鼎鼎的布哈林。１９２２年，她在审理自己过去同伙的案件时出庭作证。正是由于她带头作证，才有凭有据地证明了右翼社会党人参与了对列宁的谋杀。
１９３７年４月，科洛普列娃再度被契卡逮捕，同年７月被处决，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１８年２月，科洛普列娃弄到一支勃朗宁手枪，用它来学习射击。在行刺的两周前，她一直在研究使用勃朗宁手枪的技术。根据可靠消息，科洛普列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制定了暗杀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的计划。据说她为此专门弄断了一颗牙齿，以便借口去看口腔科医生，而这位医生的诊所就在契卡机关的对面。
科洛普列娃聪明、机敏、城府极深，而且残酷无情，难怪上边让她来完成这次恐怖行动。
在分析列宁在米赫尔松工厂遇刺的情况时，不少研究人员总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出事那天，苏维埃国家首脑人物的警卫人员在哪里？他们朝哪里开的枪？
基尔指出：“警卫人员没有和我们一道乘车，工厂院子里也没有任何警卫人员。不论是工厂委员会，还是别的什么人，总之，没有任何人来欢迎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同志……”非常奇怪的是，在当天，８月３０日，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遭暗杀，列宁在前往米赫尔松工厂时是知道这件事的。可事实上，他仍没带警卫人员，他甚至还就当晚逮捕反革命分子一事给捷尔任斯基写过一张便条。难道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加强警卫来保护政府首脑吗？为什么当天在米赫尔松工厂没见到列宁的贴身保镖。
令人惊异的是，一位名叫格里戈里·尼洛夫的人在他撰写的《列宁主义入门》一书中指出：当时出现狂卷整个俄国的红色恐怖活动，实际上这次行动是由全俄肃反委员会自己精心策划的。难道天下真有如此奇怪的事？
尼洛夫还推测说，对列宁进行模拟式暗杀，是为了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枪声遥相呼应，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感到敌人已发动进攻的紧迫。否则史学家们会不甘寂寞地提出各种置疑，那将怎样解释呢？事实上，列宁在伤愈后，竟然对十分含混的调查结果未加否定，而且再未指示进行新的调查，也没有透露暗杀的真正元凶，更未惩罚他们。要知道对敌人的心慈手软，根本不是列宁的性格。
不过尼洛夫也未排除另一种可能：列宁全然不知组织暗杀的内情，但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应当知道全部内情，暗杀应该有列宁身边最亲近的人参加。
不过，尼洛夫的推测毕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人们只将它当作俄国历史上的天方夜谭。
留下的历史谜团
苏联也曾风传过斯维尔德洛夫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会埋葬卡普兰，但我们将把她的尸体消灭得无影无踪。”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的笔记》一书的作者帕维尔·马林科夫，在书中列举了若干细节，详细叙述了他们讨论在什么地方枪毙卡普兰的情况。但是，在该书的修订版中，某些情节却被删掉了。不过，这依然可以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卡普兰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在汽车的隆隆的马达声中被枪毙的。
有人认为，卡普兰的尸体被浇上汽油，装进一个大铁桶里，在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里被焚烧的。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民间流传的关于列宁宽恕卡普兰并让她一直活到老的说法呢？
现在，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编造枪毙卡普兰这一情节，是出于人们尚不清楚的当时的政治的考虑。马利科夫不过是个半文盲的水兵，根本不会去深究事情的实质，书中甚至有些隐晦的暗示，似乎暗杀列宁是一个国际阴谋，因为卡普兰一家早在１９１１年即已迁往美国……她的父亲是一位犹太教师，除范尼·卡普兰外，还有３个女儿。她们在西方政界和金融界已取得显著地位。
假如由于列宁的作用，使范尼·卡普兰免于死刑的话，那么，这个在战前流传甚广的说法，已被档案馆存档的文件多次验证。但是，那个与范尼·卡普兰的名字相似的范尼·罗伊德曼就是范尼·卡普兰吗？但她却从未得到狱中工作人员的认定。
然而，时过境迁，又冒出一段新闻。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最高检察院决定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审理卡普兰（罗伊德曼）一案。从指控卡普兰的“Ｈ—２００”（指不能恢复名誉者总数）刑事案卷中，检察院看出，１９１８年的侦讯工作搞得非常简单，没有进行法医学和弹道学方面的专家鉴定，没有讯问证人和受害人，更没有采取其他侦讯手段，而这些手段恰恰是为充分、全面、客观调查这起谋杀案所必需的。
谁导演了刺杀列宁案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９日，俄罗斯《独立报》上刊载了奥列格·瓦西里耶夫的一篇文章《行刺列宁纯属伪装》，节选如下：
如今很难再现当年行刺时的情景，甚至在出事的当天，邦奇—布鲁耶维奇就宣布说：“尽管当时有大批人群，可基尔同志几乎是惟一的证人。”
……基尔并未看到开第一枪，但是卡普兰旁边还站着另一个女人，她可把什么都看到了。不少目击者都报告说，正是这个女人，她一边说维持秩序的小分队滥用职权，一边同列宁一起走到了汽车跟前。那么这个主要证人发生了什么事呢？人们发现并弄走了这个在工厂大门不远处受伤的女人。“起初她未觉得受了伤，后来一下子跌倒在地，被送进了医院。”这之后，出现的报道更为扑朔迷离了。例如，伊万诺夫报道说，“人们把伤者送进了医院，当有人来到彼得罗帕夫罗夫医院为伤者拿衣服时，才搞清楚她就是这家医院的被服管理员……是资产阶级走狗搞的这场恐怖活动的无辜牺牲品。”调查人员没有从这个女人嘴里取任何证词，她后来的命运也不得而知。
然而，对这个名叫波波娃的女人的侦讯记录是有的，记录作于１９１８年９月２日，现收录在《Ｈ—２００》第１０卷中。整个侦讯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证实波波娃参与了共同犯罪。能确定的是，她当时站在列宁的右边，掉在列宁身后几步，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住列宁走向汽车，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波波娃想拖住列宁，以便让卡普兰开枪……
此外，波波娃是怎样到群众大会会场的呢？根据她向侦察员金吉赛普作证的证词，她当时正同女友莫斯科夫金娜一道回家，路上顺便去参加群众大会，正好赶上列宁的演讲。对她的侦讯记录是这样写的：“大会结束后，我和莫斯科夫金娜一起朝大门走去，走着走着，我发现已在列宁身边。我问他：‘你批准运来面粉，可面粉被抢光了！’列宁回答说：‘按新法令是不准抢的……’这时响起了枪声，我也倒下了。”
在１９１８年９月３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中有一篇很有趣的报道，说列宁皮上衣上的弹痕与列宁身上的伤痕不吻合，显然，列宁的上衣在早些时候即已被射穿。
这场伪装把戏的组织者必须向人民解释主要证人受伤的情况，以及列宁上衣上多余的弹孔是怎么回事。为此应当证明，像基尔说的那样，凶手打的是３枪，而不是两枪，而这第３枪的子弹只是洞穿了列宁的上衣，却未伤及他的身体，却把站在列宁旁边的妇女打伤了。于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根据报上发表的公告，昨天一名曾出席米赫尔松工厂群众大会的工人来到全俄肃反委员会，带来一支从卡普兰手上夺下来的手枪。装６发子弹的弹仓中还有３发子弹未射出。”我们还记得，卡普兰曾把她的手枪扔到基尔足下。巴图林曾拘留和搜查过卡普兰，但却只字未提手枪的事。那么，遵从报上的公告，那位要求不留姓名的工人带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手枪又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时候从卡普兰手上把枪夺去的？
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出事当天，最接近列宁的一些人具有多么非凡的预见性。例如，有人把医生奥布赫叫到列宁那里去，但并未向他解释去干什么。医生却马上抓起外科手术器械，提起就走。事后他解释说：“他本能地感到发生了某种严重的事……”经过迅速检查，奥布赫宣布：“他（列宁）挺得过来……我相信这一点……我内心已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
现在谈到伤情。一些报纸明显地把整个局势戏剧化，他们力图使人相信，革命领袖的生命危在旦夕，然而：
１。列宁受伤后，沿着陡梯，自己步行走上了３楼（据基尔透露）。
２。第一个赶到的医生维诺库罗夫发现列宁自己正在床边脱衣服。
３。给伤者右臂上绷带时，列宁竟未哼一声，使当时在场的人大为震惊。
４。１９１８年９月３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从床上起来，没要别人帮助，自己走出了病房。为此，有关部门处罚了值班医生。
只是到了９月５日，斯维尔德洛夫才通知彼得格勒：“列宁的生命得救了。”大家知道，９月２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作出了决定：９月５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话已经放出去了，所以一直到９月５日才通知新闻界，说列宁的生命已无危险。
９月５日，奥布赫医生接受了《真理报》记者的采访。在这之前，报上没有任何关于手术的报道，感到惊讶的记者问道：“子弹呢？手术进行得怎样？”对此，奥布赫只是说：“子弹没什么，现在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子弹就在皮下表层。总之，取出子弹没有什么危险，过几天列宁就会完全康复。”要是子弹真的就在皮下表层，那为什么整整一周无人试图把它取出来呢？尤其是在此之前怀疑子弹有毒？或许最可能的是，根本就没有弹头，卡普兰放的是空弹。最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凶手是卡普兰，苏维埃政府为什么不处决这个凶狠的资产阶级刺客？如果当时要留下“活口”进行审判，那么，后来为什么仍不执行死刑？无论如何，卡普兰没刺杀列宁，似乎可以盖棺论定了。但到底是谁刺杀了列宁，还有待于时日来验证。
根据官方当时的描述，列宁中了毒弹之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了他过早地离开人世，将未竟的革命事业交给了自己亲密的战友。这就是著名的《列宁遗嘱》。
“列宁遗嘱”揭秘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俄罗斯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因病去世。一般说来，一位重要人物去世前都要留下一份重要的遗嘱，列宁是苏维埃非常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理所当然地应该留下一份珍贵的遗嘱。但是，长期以来，有关列宁遗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在半个多世纪的前苏联党内斗争中，列宁遗嘱成为党内两派的权威武器。一派利用列宁遗嘱来攻击另一派，而另一派却指责对方隐瞒了列宁的遗嘱。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份列宁的遗嘱？如果有，遗嘱的真实内容又是什么。从列宁去世之后，就一直是一个秘密。直到１９５６年前苏联共产党第２０次代表大会时，才公诸于世。当时，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其中涉及到“列宁遗嘱”的问题。于是，列宁遗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长期日以继夜的革命工作，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尤其是１９１８年列宁遇刺后，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从１９２１年开始，列宁便经常患病和修养，工作时断时续。
１９２２年５月下旬，列宁第一次中风。他半身瘫痪，丧失了说话能力。不久，经过全国最有名望的医生和专家的会诊，列宁的病情有所缓解。１０月初，他重返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投入紧张的工作。但他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病魔的缠绕。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中旬，列宁第二次中风。此次，他的整个半身瘫痪，完全丧失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列宁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强烈要求抓紧时间，口授“遗嘱”。俄共政治局与护理医生商量后，同意了列宁的这一要求，即每天用５分钟到１０分钟口授工作安排。当时，尽管身体状况极差，但列宁的头脑仍十分清晰。列宁抓紧有限的时间，为俄共１２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积极准备，直到１９２３年３月６日病情急剧恶化为止。
由此可知，列宁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的“遗嘱”，所谓“列宁遗嘱”，是指他重病期间在有限的时间中口授的一些工作意见片断，具体说来，就是指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１２月２６日期间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１２月２９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以及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对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日的信的补充，总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
“遗嘱”主要关心的是提防党的分裂，主要是防止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促进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１００人。“遗嘱”中说：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的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列宁着重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
在“遗嘱”中，列宁对４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皮达科夫）作了个人的评价。列宁认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是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说，这虽然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又可能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
谈到托洛茨基，列宁指出，他与斯大林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同时，托洛茨基以前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他人。
列宁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评价很简单，只是提醒大家，他们在十月革命中的那件事，即反对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事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
对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列宁指出：他们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是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皮达科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从列宁的信中可看出，他对这６个人的评价都褒贬有别。他没有完全肯定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完全否定任何一个人。他的目的是为了党内的同志清楚地认识他们的优点和弱点，以便在工作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俄共１３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即列宁去世４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遗嘱”亲手交给中央委员会。５月２１日，中央全会专门为此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由俄共领导人之一加米涅夫当众宣读。读完后，季诺维耶夫率先发言，他说：“伊里奇（列宁）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你们大家都是近几个月来我们共同事业的见证人。你们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没有出现，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因此，季诺维耶夫向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继续让斯大林同志留任总书记。结果，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只有托洛茨基等少数几个人反对，另有几个人弃权。
后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借用“列宁遗嘱”中一些话，打击和消灭了党内的反对派，先是托洛茨基，其后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而后来，赫鲁晓夫又借用“列宁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