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丘吉尔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一大早，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还有一帮记者挤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6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置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缴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丝”。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一头金发在门外射进来的灯光下飘拂，犹如黎明时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脾，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透着美国人的天真、随和、霸气。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临时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照片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200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点10分，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200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时任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5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依然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罗孚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些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1第纳尔3.228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传真照片发回北京，让精通德语的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一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地平静和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1.2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2点30分，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3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
萨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卡迪西亚广场，4座按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撒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4把“卡迪西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看上去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而且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藤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家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勃鲁诺闯了进来。我问他这几天的工作方便否，他说除非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交情。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5个人，其余的工作人员已分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楼顶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面积占满整个楼顶，冀以免遭轰炸。我和首席记者老朱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3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汽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4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它日益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唯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1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1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长，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俸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3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