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
——恺撒
1月12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当时我已和指挥我的新华社摄影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严厉指责我没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在巴格达的照片。其实所有到过巴格达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天方夜谭的国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伊拉克，这块土地在学者们眼里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发祥地”。人类早在6000年前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筑了城市，发明了轮子，创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并将各种法律编纂成册。据说有证据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要比古埃及早1000年，比中国的夏朝早1000多年。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伊拉克中部，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30余公里，4000多年前就是一个重镇，公元762年成为阿拉伯帝国都城。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后，出身哈希姆家族的曼苏尔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都城“巴格达德”（Baghdad）——该字源于波斯语，“巴格”意为花园，“达德”意为真主，即真主花园。巴格达一名沿用至今，它是阿拉伯历史上第一座圆形城市，由城中心的中央木兰巴广场辐射出东北呼罗珊门、西北叙利亚门、西南库法门、东南巴士拉门。以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鲁萨法卫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达。786-833年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与贸易中心。不同肤色的民族——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持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杂处，各种衣着千奇百怪，使巴格达充满奇异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以巴格达为背景，因此人们称巴格达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乡。
可今天，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却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在巴格达，拍照之难好比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这里英文不流行，出租车司机、百姓、士兵甚至连长途电话台都说阿语。不光是获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难，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我的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我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伟大！”
巴格达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国家机关、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集市、广场、车站、机场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记者把楼顶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枪实弹端AK-47步枪的士兵满地都是，数不清的眼睛紧盯着你，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只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所有来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全部被当作“客人”住进了拉希德饭店，该饭店与因人质而闻名于世的曼苏尔饭店遥遥相对。日本记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200多美元，而且只许在此停留10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闻部负责。
伊拉克不许外国记者携带传真机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扔在了安曼。不过，据说也有神通广大的，美联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国使馆有台可以用卫星发照片的机器，听得我直走神。《巴黎竞赛画报》的勃鲁诺坏笑着说他压根儿不用传真机。而跟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来访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则的确带进一台底片传真机。大概惨的只有我了，我发传真照片必须依靠伊拉克通讯社，花美元且不说，要命的是线路根本没保障。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在巴格达开幕，我雇了辆出租车颠前跑后地折腾了半天，手捧着10寸传真照片传了3个小时就是传不出去，还白缴了60美元。不过抱怨归抱怨，可不能真让美联把咱们镇了。
1月13日天一亮，首席老朱就帮我打听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行踪，毫无结果。在伊通社传完两张照片后，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饭店14层的共同社河野。在这里黄种人相见就有一种亲切感，更甭说我们还是北大校友，并在北京一起跑过新闻，这老兄也在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来访急得团团转。我们俩约定：互通信息，患难与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弄到，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分社。老朱在洗菜做饭，我一边打下手，一边给河野拨电话，可老占线。差一刻晚8点，老朱说再找你那位北大师兄问一问，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通了。河野张口就问我机场怎样了。“什么机场？”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么还待在家里？德奎利亚尔8点到机场！”我扔下电话冲进厨房大喊：“老朱，快开车上机场！”
分社的奔驰230E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给毙了，可打碎的车门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款奔驰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克罗纳，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气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3天没睡觉，此时似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晚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200多名记者挤在这里，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还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黑压压的一大片也是记者，偌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一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儿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在那儿可以见上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胆小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更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正是给中国露脸的时候。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可惜我的“森帕克”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被后面一冲，眼看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凌晨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图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侃”出的一帮“女朋友”。袁满是战争前夕唯一能将国际长途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要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娘子军是否也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者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