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同欲者胜。
——《孙武·谋攻》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我冷一阵热一阵地处在焦虑的等待中。“去海湾玩命非我莫属”，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压倒性优势”。
鉴于多年打打杀杀，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远，新华社让我负责“突发事件”，意思是一旦炸个什么东西，我应立即出现在现场。可见当时我无孔不入的天才已为官方所认可，可整个亚运会并没有出现“敌对势力”期望的响动。唯一凸现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
我强耐野性坐在亚运会主新闻中心新华社摄影部大工作间，向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华社照片。自从拍完亚运会开幕式，我就宣告失业，因为我分管“团结、友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4个胸卡却无助于我在亚运村内的任何活动。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萨马兰奇，趁张百发向陈希同、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4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已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有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联邦德国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3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戴着的4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10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5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联邦德国《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4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4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待一会儿），足足聊了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4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9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9楼，4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我追到另一端时，4个服务生只剩下了1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
“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儿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瘫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摁几下。
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3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泰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3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咔咔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9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儿，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8层，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3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
“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
“行，小子！”
万伯“咔嚓”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儿。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价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柯林渭的父亲柯华，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是首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科林渭的妹妹叫柯小明。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妞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3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3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巴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3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柬埔寨战火中历练过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
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无法理解，我最后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于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10000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唯一能在3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我们现有摄影装备的看法》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新华社新闻闪击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20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世纪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普鲁士贵族、“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揳入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龙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3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4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4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4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3个方向各有一枚棋子”。为了将这3枚棋子连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式的人物。
3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了《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思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思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思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云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
两年后，组建有20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大利亚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总编兼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尔·海因茨·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