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写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罕见的关键时刻，它迫使眼光敏锐的政治家进行跳跃性思维。”历史上的犹太人由于智慧被誉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佩雷斯曾经两次当选以色列总理。能两次担任犹太总理者决非等闲之辈，我猜佩雷斯的个人悟性决不在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犹太同胞之下。
20年前我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沉溺在“跳跃性”的胡思乱想之中。由于读了过多的二次大战历史，我把自己当成“沙漠之狐”隆美尔。为实现梦想，我每天刻板地饮食起居，准时围着圆明园长跑。在找到38军坦克6师，吃了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之后，被礼貌而坚决地送出了军营。尽管生活上我屡遭重挫，可痴心依旧不思悔改。受伤的大脑不断地短路、变频，很快从坦克军官“跳”到战地记者上。有人把我的“跳跃性思维”看成脑神经短路，濒临精神分裂，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10年前我奉上帝旨意，从可可西里雪山跳到中东沙漠，以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的身份在阿拉曼拜谒隆美尔。我还在海湾战争前夕潜入巴格达，以战地记者身份约会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多年来，“跳跃性思维”使我屡吃苦头又获益匪浅，一直到现在我还热衷一切和跳跃有关的户外运动。报刊由此经常跳跃我的名字，貌似事业有成吃穿不愁。可他们不知道打针吃药使我的工资所剩无几，这是多年透支生命的代价之一。存钱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生存方式，可像我这样生命无多者已无需为明天忧心忡忡。芥川龙之介曾经说：“人生犹如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滥用则是危险的。”生命的全部奥秘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随着海湾危机10周年悄悄临近，我敏感的战争神经又蠢蠢跳动，本能地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伊拉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在两河流域构筑城市、发明轮子、修建沥青路、创建灌溉系统、使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人还将各种法律编纂成书，形成人类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完整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比古埃及文明还早1000年。
进入近、现代以来，拥有石油、水资源和古老文明的伊拉克不断被异族侵占，陷入永无宁日的战乱之中。数百年民族冲突和反征服战争，使伊拉克民族培养起强烈的自尊和好斗的个性。伊拉克一直把海湾战争称作“战争之母”，认为“伊拉克打败世界上32个军事强国”。联合国制裁伊拉克已经10年，我血迷心窍地想再次前往巴格达，亲眼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年轻时的历次冒险截然不同：10年前我不满30岁，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天真幼稚、热情奔放、淳朴如泥、清亮如雨；如今我人到中年，秃头、瘸腿、血液败坏，靠药物和新华社劳保工资苟且地活着。10年前我孤傲、任性、激情似火，由于反对上级撤离巴格达的命令引发希腊式的悲剧冲突；如今我低眉顺目，已经习惯尊重各路权威。10年前我是请命而去，持公务护照，花公家美金，有恃无恐；如今我用普通护照，花自家美元，靠个人魅力以民间身份战地重游。10年前替我担心的有鬓染霜雪的父母，如今还搭上我老婆……
I Shall Return
2000年5月18日，我第五次前往巴格达，由于掏自家腰包，我选择最便宜的“北京-莫斯科-安曼”航线。为我送行的《首都机场报》总编华铁、《中国民航报》记者刘建峰，都很为这条廉价航线的安全担忧。我故作镇静地重复麦克阿瑟1942年撤离菲律宾时的豪言壮语：“I shall return（我一定回来）！”就在我起飞的同时，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的豪华专机在同一机场降落。
俄航舱门砰然关闭，祖国被关在窗外，四周是北极的寒冷，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油然而生。放眼四顾，机舱内阅读灯、安全通道、卫生间等标识仅限俄文，充满了超级大国的霸道气势。和我同机的还有一位挂满勋章的库巴索夫，属于“新沙皇”中苏交恶时代的老外交官。库老1951年来华学习中文，以后在哈尔滨、北京搞外交，官至驻华公使。这次来华是作为罗高寿大使的私人客人，纪念“5·9”反法西斯胜利日，我们很高兴能找到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
传说俄航飞机都是整天失事的图-154，但现实中的俄罗斯早已今非昔比。从彼得大帝就盼望全盘西化的老毛子目前飞美国的航线全部飞机都是最新式波音-767，提供头等舱、公务舱、普通舱三种服务。此外，还有A-310空中客车直飞华盛顿，正快马加鞭地奔向资本主义。至于飞墨西哥等美国邻邦则使用新式的IL-96。图-154作为社会主义的传统产品，只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
在莫斯科机场转机时，我突然发现莫斯科比北京离中东更近，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曾经就是塔斯社驻巴格达记者，俄罗斯兄弟对中东的关心历来超过我们。现在，莫斯科每周至少有两个航班直飞安曼，机型是老掉牙的图-154。在中国，图-154由于事故频繁几乎绝迹。1995年6月6日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图-154在西安坠毁，全体乘员遇难；1999年2月24日，又一架图-154在温州坠毁，无一人生还……图-154的频繁劣迹让我不寒而栗。
俄航提供的食品也不尽如人意，连喝水也要自己动手，而且连喝两次之后立即遭受恶狠狠的白眼，使人产生干坏事被现场活捉的错觉。坐在我右手的是亚美尼亚商人Araik P. Sargsyan，笑嘻嘻地欣赏我惨遭白眼之后，从屁股底下的大麻袋中摸出法国红酒和我分享。Araik是经济学博士，“经营莫斯科到巴格达的转口贸易”，这次去伊拉克是出口俄罗斯矿泉水，“因为巴格达的水源遭受贫铀弹污染，不能饮用”。这更加重我对伊拉克兄弟险恶处境的关心。
凌晨2点，图-154跌跌撞撞地在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俯冲降落。从机场进城，约旦司机趁月黑风高，开口就要35约第（50美元），足足比该付的多一倍。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名叫格兰纳达的小旅馆（Granada Hotel）好歹住下，这是飞离北京21个小时后第一次在床上睡觉。
“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1年3月15日，我在发给新华社的《重返巴格达》一稿中，第一次把“安曼-巴格达”公路称作“死亡之路”，此稿由新华社广为播发，无数媒体立即沿用了这一说法。当时这一带谣言四起，霍乱、伤寒流行，我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作为首批在海湾战争后重返巴格达的中国人，亲身领略了“死亡之路”。沿途，我们不断躲避弹坑、散兵游勇，慌乱中撞坏车门，由于轧上弹片而轮胎爆炸……死神的黑翼一次次掠过我们的头顶。我在《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两书中简要描述过当时的情况。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封锁了10年，“死亡之路”始终是巴格达联系国际社会的唯一通道。10年来，仅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的冤魂怨鬼就多达千人，其中包括泰国驻巴格达大使、印尼使馆一秘，还有斯里兰卡使馆官员一家四死五伤……多年来，许多国家请求联合国允许使节乘飞机出入伊拉克，可美国人却说：“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8年5月26日，中国驻伊拉克使馆一辆黑色GMC载着外交官从安曼驶往巴格达。在靠近约旦、伊拉克边境时两个轮胎突然爆炸，汽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翻滚着冲向沙漠，车身扭曲成一团废铁。20分钟后，拥有沙漠独峰驼和效用直升机的约旦警察赶到现场。在“死亡之路”见多识广的约旦警察以专家的眼光朝破车一瞥，立即断定残骸里不会再有活人。他们用切割机分开车身，从扭曲的废铁中拖出6个血肉模糊的中国人……
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小石就在这辆车上，汽车翻滚的一刹那，他就被撞昏过去。20分钟后，全身是血的小石第一个被警察挖出来，作为全车唯一会讲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他强忍疼痛指挥警察把受伤的司机、机要员、二秘、随员，还有自己骨折的老婆送往急救中心。
小石把所有伤员送进医院才疼得瘫倒在地，可他神志清楚，口齿流利，连医生也找不出疼痛的原因。侯赛因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古巴医生，抄起一根管子朝小石腹部捅进去，鲜血顺着管子喷射而出。医生说小石腹腔中全是鲜血，脾脏粉碎，失血1000CC的小石当场昏死过去。
最先赶到医院的是约旦使馆政务参赞黄杰民，黄参赞曾任外交部杨福昌副部长的秘书，见过大场面且勇于负责，当即以亲属名义签字，授权医院做脾脏摘除手术。事后医生告诉小石，如果黄参赞晚到10分钟，小石的小命肯定没了。
说起车祸小石至今毛发倒竖：“这绝对是‘死亡之路’，当天约旦电视报道了这次车祸。唐外长发来慰问电，约旦外交部礼宾司长对我遇难表示慰问，都以为我死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实行全麻，我什么也不知道。约旦刘大使赶到医院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实活着，非要和我说话。医生打了一针催醒剂，人是醒了，可差点把我疼死。医生见状马上又把我麻了回去。一直到出院后很久，我还头晕，我一直怀疑是那针催醒剂闹的，可约旦大夫说不是。直到回国后听其他大夫也这么说，我的头才不晕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才知道自己的脾没了。‘脾’在英文里叫SPLEEN，阿文叫TUO HA LE（屠哈拉）。当时我只听他们老说这个词，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怕影响康复，我一直以为‘屠哈拉’就是大出血。一个月后偶然接到北京一个电话，说小石摘除了脾脏，我这才知道脾没了。人只有一个脾，是身体的血库。我恨死美国人了，没有‘屠哈拉’，我再也不能喝酒了。幸亏车祸发生在安曼以东60公里，若再晚一点，进入制裁中的伊拉克，我肯定完了。”
入其国，其教可知
年轻时我历来勇往直前，可这次出发前由于听了小石的遭遇，再加上带着号称照顾我的老婆，心情总有点惴惴不安。在安曼做准备工作时，我把老婆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让北大师兄老鲁、小李陪她去游死海、杰拉什。心想万一路上翻车，也不能让人家姑娘跟我白来一回。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研究了一整天地图，然后开始约会四山五岳的出租车车主。
“安曼-巴格达”沙漠公路长达1000公里，由于艰险，车主开价从200美元到350美元不等。经左右权衡，我选中了一家名叫AL-DAYAFA的伊拉克公司，原因之一是这家伊拉克公司的开价比约旦公司便宜，而我又偏爱伊拉克人。AL-DAYAFA公司老板自称名叫阿卜杜，他声称自己“经营‘巴格达-安曼-大马士革-贝鲁特’的长途业务已有上百年历史”，可我断定这小子的年纪绝超不过30岁。
我没有对阿卜杜的狮子大口杀价，反而多给他50美元。因为我知道《古兰经》说：“如果要让仆人尽义务而没有权利，就应该付丰厚的报酬。”但我提出车况一定要尽量好，轮胎一定要尽量新。我还掏出和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说我的兄弟们决不希望我死在一辆不合格的破车里。
黄昏，阿卜杜带着另一个伊拉克人来到我的住处，阿卜杜向我介绍这是司机巴桑，也就是这辆“新车”的车主。车是98款的美国GMC Suburban，是Yukon的长轴版，美国外勤特工的标准坐驾，V8汽油发动机，排气量7升，橙白相间的车身像个熟透的大芒果，挂的是伊拉克牌照。Suburban是通用汽车公司“卡车-客车部”的传统产品，V8发动机和修长的车身适合城市间的长途客运。缺点是该车稳定性差，结构松散，车身钢板较薄。目前往来“安曼-巴格达”的大多是这种汽车，1998年让小石丢了一个“屠哈拉”的，也是这种怪物。
“死亡之路”是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用海湾国家提供的石油美元修建的。当时阿拉伯国家和波斯人的伊朗就海湾的几个小岛发生争议，伊拉克自视为阿拉伯整体利益而战，也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这条单向、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单向3~4车道，其中部分路段宽达百米，装有永久跑道灯。所有跑道灯上都铺有加厚的钢化玻璃，可以随时辟作机场供战时使用。
海湾战争前，这条公路把海湾六国和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串联起来，构成阿拉伯国家间的脊梁，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战略公路。从地中海各口岸的转口货物，必须经过“死亡之路”运往伊拉克和海湾各国。海湾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制裁，这条路成为伊拉克联结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尽管十几年国际封锁使公路疏于维修，但由于建造时精于施工，其钢筋混凝土和石灰稳定沙砾混合结构坚固如初。美国贫铀弹炸开的弹坑显示公路基础结构层厚达2米，这样的超等级公路即使在世界上也是超一流的。
如果说这条路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太宽、太直、太平、太好。每到夏季，中东沙漠气温高达70℃以上，暴晒下的路面温度可达100℃。由于多年战乱疏于维护，尽管石灰稳定沙砾结构层完好依旧，但道路表层的改性沥青老化，沥青中的玄武岩沙砾摩擦殆尽，细料风化，只剩骨料，造成公路摩擦系数增大。由于道路过于平直，所有司机习惯忘乎所以地以150公里时速飞驰，全然不顾夏季中东的高温。暴晒下的公路和飞转的车轮摩擦生热，任何强烈的刺激都会导致轮胎爆炸。美国飞机炸出的弹坑和炸弹碎片像无数定时炸弹，使这条危言耸听的死亡之路更加危机四伏。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我之所以选择黄昏上路，就是为躲过中东5月骄阳。但夜间行车可能遭遇歹徒劫匪、散兵游勇和反政府分子。尽管如此，我宁愿与人周旋也不愿意与自然作对。一上车，我就把老婆绑在座椅上，自己则紧握手中的莱卡。每当我感到心中没数时，都要抓紧一件实在的东西克服恐惧，我习惯的实在之物就是莱卡。冰冷的莱卡具有灵性，曾随我探险可可西里、经历海湾战争，现在仍要随我进入茫茫黑夜。天才、财富、权势都无法代替亲身感受，亲身感受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把自己扣在座椅上，把生命交给黑暗，在恪尽人事之后，听天由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