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计划这里本来应该是我师萧乾的一篇序，就像几年前他为《我从战场归来》作序那样，很可惜他老人家不幸作古。多年来我师萧乾一直和我以“同志”相称，“同志”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萧乾播下的种子……
都市里的乡下人
萧乾是20年前我念大学一年级时崇拜的偶像，也是我开始初晓人事、胡乱崇拜并坚持至今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在此之前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已日积月累向数不清的英雄人物学习致敬：挖地道触电身亡的胡业桃、抢救串联红卫兵牺牲的李文忠、面对新沙皇“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向阳、“身居长工屋拉革命车不松套”的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的杨水财……连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越南的阮文追都是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当时祖国江山一片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帝阵营中的革命派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远有《老三篇》中“去年春上到延安”的白求恩，近有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的斯诺。我由于赶上一个英雄辈出的革命年代，英雄太多又逝者如斯，到现在除了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一根电线杆子被大水冲走外，其他已记不清谁是谁。任主编批评我这么写对革命先烈有失尊敬，可我想得更多的是比我年轻的新一代如何把仅有一次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
1979年我年满18，侥幸考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终于开始第一次有价值的人生崇拜。那年我在未名湖司徒雷登故宅正东发现有座斯诺墓，斯诺是伟大领袖屈指可数的美国朋友，自然属于崇拜之列。据系里老师介绍，斯诺半个世纪前来中国参加革命，先在燕园教书，后投身学生运动，再潜入延安，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20年前的北大国政系还很时髦，老师中有声震华夏的“梁效”，同学们大多在广阔天地经过风雨，个个文韬武略期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唯有我胸无大志驰心旁骛，整天沉湎于武器、弹药、战争史，梦想当格瓦拉式的革命英雄。天长日久连老师也发现我朽木难雕：既无政客的城府，更不是当学者的材料。唯一可取之处是笃信国际主义，对参加世界革命的里德、斯诺、卡帕顶礼膜拜。老师以为我根红苗壮，殊不知我自幼游手好闲东游西逛，自然对走南闯北以革命为业者肃然起敬。
斯诺不仅追逐热门新闻，而且热衷一切有价值的进步事业，这更令“爱管闲事”的我神往。为勉励后人热爱生活尊重历史，斯诺还立下遗嘱把自己遗骨埋在北大，继续充当民主科学的种子。由此我才知道记者不仅可以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可以留下一种精神。从此我把斯诺、里德和阵亡的卡帕视为人生偶像，每次下课路过斯诺墓，都不忘献上一花一草以示缅怀。北大是中国民主科学的始发圣地，可正如民主科学在中国步履艰难一样，想在中国全盘效法卡帕、斯诺，总有点隔山取火。幸亏斯诺亲手带出一位中国徒弟，由于赋予了西方思想，中西合璧土生洋长，终于成为跨越时空的世界级记者，这就是萧乾。
萧乾一直到现在都感激斯诺：“我学新闻也是受了埃德加·斯诺的影响。当时我在大学英语系读书，斯诺先生是新闻系的教授。自与斯诺先生接触后，我感到执教英语的局限性太大，大学三年级时，就从英语系转到新闻系。”“从斯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新闻记者决不仅是一个热门新闻的追逐者，对于世界事务决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侠肠义胆，坚决站在受欺压者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至今萧乾回忆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还念念不忘未名湖学生时代。当时他为节省住宿费搬到湖边六楼，人多屋挤，就躲到湖心石舫上去写。我为应付考试，也常去石舫背《苏共党史》，可总没有萧乾讲过的那种“脑中冒出的灵感”。
整整20年弹指过去，沧海桑田，我已从“而立”奔向“不惑”，可年届九十的萧老仍然是我“勇敢诚实”信条的楷模。穷其原因，大概唯有对萧乾的崇拜发自内心。沈从文教授把萧乾称作“生气勃勃勇敢结实的都市里的乡下人”，由于我们情趣接近又同属劳苦大众，亦友亦师才保持至今。
“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
在萧乾影响下，我还没出校门就幻想自由翱翔，仿佛越渺茫越合乎我漂泊的心。以后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大约在1986年，政法教书的同事吴霖不知从哪儿弄到萧乾地址，带了我找上门去。当时我诚惶诚恐，只记得萧乾养了乌龟之类的小动物，其他什么也没记住。此后我抛弃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连考几家报纸，最终进了新华社。鉴于萧乾写文章沦为右派的惨痛经验，我发誓永不写字，铁了心只当摄影记者。1987年我在新华社开创BP机、手提电话跑新闻的方式，几乎控制北京地区的所有突发事件，名声大噪。《中国青年报》用半个版介绍我和我的“闪击”理论，受到我师萧乾喝彩。他称赞我“就像当年的美国记者一样，脖颈上挂着一具弧光摄影机，以强烈刺目的灯光，一闪闪把咱们照个糊涂。然后照相机向肩后一背，又拿出一册速记本子开问，真是闪击”。老人家还特别送我一本他的《北京城杂忆》，并题词：“师曾同志惠存，并祝鹏程万里。”勉励我继续探索新的新闻采集方式。
1991年5月，我结束半年多的海湾战争采访，打点行囊准备回国。行前，我特地到巴格达曼苏尔食品店买了一听巴格达咖啡，准备献给我师萧乾，报答知遇之恩。回到北京，头一件事是跑到萧乾家展示我的战场心得。他见我足登美军军靴威风凛凛，十分艳羡，继而感慨万端。说当年采访欧战，他也有这么一双，一直穿在脚上炫耀，不料后来竟被诬为勾结美帝罪证，现在也不知道穿到什么人脚上去了。他看我送给他的咖啡罐上全是蚯蚓般的阿拉伯文，就让我写上“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说：“唐老鸭从战场背回来的东西得有个标识才好摆在桌上，向客人展示。”他看到我拍的照片中所有以色列人每人一个防毒面具，还有人给面具配上好看的塑料盒子，说上次大战他在英国，“每人也都发了一具类似的防毒面罩。很奇怪女人戴它远比男人更热心，而且和巴黎一样，许多彩色‘面罩匣子’还被陈列在市面上，花上三五先令，便能把这猪八戒脸谱似的玩意儿装饰起来，天蓝、水绿、橘红，很富于个性”。接着萧老一口气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老百姓可笑的“爱国发明”：军靴上绑刺刀，遇上敌人可以拿脚踹；步枪上装电钮，肉搏时电钮一按，刺刀霍地飞出将敌扎死；平地撒鱼网，网上装有《七侠五义》中的那种响铃，专捉敌国伞兵；在空草坪上缠以蛇腹铁蒺藜，使着陆敌机如藏珍楼里的白玉堂插翅难飞；向敌后散布毒蛇饿鼠；将天空彩云冻成冰蛇子再架上高射炮……每天都有上百种发明送到英国陆军部，稀奇古怪十分好玩，“可惜不是唐老鸭，没有‘闪击’‘抓拍’，没能留下证据”。说着萧老想起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
说莱茵河畔有个家伙好吹牛，曾向村民夸口自己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不料德国战败后遭人举报被捕。《伦敦画报》一名摄影记者听说此事，想趁机造个噱头。他见萧乾不搞摄影不构成竞争，就请萧乾当帮手：“一个杀过3000犹太人的战犯！一定轰动！”萧乾问：“要是那家伙瞎吹，谁也没杀呢？”这名记者说：“我只管拍照片，不是战犯判决。”搬桌弄椅、架相机、试镁光泡，还请来两位会德语的少校并排坐在上首扮法官。折腾到更深夜静，才把好吹牛的家伙押上来。他以为要被枪决，一进门就瑟瑟发抖。问什么都先打一躬，再矢口否认。《伦敦画报》记者几次提醒法官设法“激怒他，逗他露出狰狞面目”，可一直审到半夜，镜头前只有“熊相”不见“凶相”。别说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也许连杀三个的胆子也没有，只会一口气地喊“饶命”！……记者失望之极，最后干脆亲自出马，命令他表演行纳粹礼，可这家伙就是不敢配合，一个劲儿点头哈腰：“当时全这么敬礼，现在打死也不敢了。”各位原本要他扮演一个死硬纳粹，可这草包只配演悔过者。阴差阳错，摆拍一张“新闻佳作”的努力就这样落了空。折腾了半夜的《伦敦画报》记者一边收拾器材一边破口大骂：“希特勒白栽培他了，敬个礼也不肯，真他妈的！”
对活人刻薄，对死人宽宏
我一直认为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勇敢男人。战争是表现勇敢、承担责任的最佳机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我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疲惫不堪的萧乾满怀着赤子之心回到祖国，看到国内腐败甚为愤懑。“余以人民利益为至上，国家利益为第二，党的利益为第三。”为躲避迫害，萧乾佯装洋人以“塔塔木林”为笔名，抨击社会不公。呼吁：“民主在中国不再是专供玩弄之名词，而应变成一种上下共同持有的态度！”“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存在。”他还呼吁文艺界应该“为祖先为子孙，替窒息而枯涸的文坛开条生路，想法增加作品的销路，保障其著作版权，减少官方登记的留难……把笔放到作品上，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写下这一辈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悲哀、遭际与奋斗，使文坛由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
1946年，萧乾借英国文豪萧伯纳逾九十高龄、生日那天还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稿之事，批评中国文人不该在国家贫血、国民神经衰弱的国情下以权威自居，动辄操办五十大寿，劳民伤财，腐蚀民众。无意中开罪了操办五十大寿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郭老，引来飞来横祸。郭老祭起红色大旗，将沈从文斥为“桃红小生”、朱光潜贬作“蓝色警察”、萧乾则沦为反动的“黑色鸦片”。郭老写道：“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地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钻在集御用于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大量发散其为幽渺、微妙的毒素。”
1957年萧乾与几十万知识分子因右派沦为次等国民，一去22年。“中国向来对活人刻薄诋毁，对死人忠厚宽宏。”“越是对有能力、贡献大的，下起手来就更凶狠，株连起来也漫无边际。”可勇敢者萧乾从未在训斥面前低过头，“继续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尽管自己不是马列学院的毕业生，手里什么地图都没有，可作为普通中国人，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摆脱贫穷愚昧。”“人类历史绝不是命定的，它是由有脊骨的人们用血肉筑成的。”“和平时期的冷静、坚定、尽责比不上战士的英勇，可的确是好公民的起码品德。”
1999年2月4日，北大老学长张中行做九十大寿，管鲍之交鱼龙混杂，我夹杂着与张中行、启功、王世襄、钟敬文共坐一桌。席间张中行列数居京老友沧桑飘零，我插话说前一天去看望萧乾，他由于大面积心肌梗塞、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病，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有余。一句话引得诸位九十老翁唏嘘不断，说这都是由于年轻时为国九死一生，不懂保养，过分透支了生命。人到中年，连连反右文革，在牛棚喝了太多脏水，切去左肾……看着诸老摇头晃脑感慨万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师萧乾在文化界著名耄耋老者中竟有如此好的口碑。启功老对我苦笑道：“我是满人，满人是胡人，胡人是胡说八道之人，代表不了主流社会。萧乾是蒙古人，蒙人和满人一样都是胡人，在今天时髦社会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
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上司心血来潮，突然看中我的领袖天才，想让我当新闻中心的头儿。尽管我这人素来政治觉悟低，深知当官紧邻发财，可鬼使神差恍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悬。于是找到我师萧乾，萧乾慨然长叹：“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在当皇帝。”我这才知道还是当我的记者好。负隅顽抗了半年，终于遂愿去了中东。行前与萧乾道别，他送我一本《红毛长谈》，题字：“师曾同志惠存。萧乾1991年11月。”踌躇一阵又找出一本《西欧战场特写选》给我，题词道：“师曾同志，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但不要忘记写日记、记笔记、积累生活经验。萧乾1991年11月。”他告诉我，但凡伟大的作品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接着萧老让夫人文洁若去休息，说他“要和唐老鸭谈些男人之间的事”，由锻炼身体、注意卫生到结交女友……连我老爹都从未如此细致地指点我的人生。关照再三，才依依惜别。
次年4月中旬，我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采访卡扎菲后，给我师萧乾寄了一张与卡氏的合影。6月17日萧乾给我老爹写信：“您可真培养出一个虎将，他的前途是不可计量的。与卡扎菲的合照我认为应刊载（如新华社的《参考报》），如能有师曾的访问记则更为出色。因卡扎菲确实是80年代的新闻人物，我一直以为他是位混世魔王。师曾的文及画如交给新华社的出版社编成一书，定能畅销。希望老鸭多掌握外语。”
在萧乾指示下，我在开罗连夜炮制了《我见到了卡扎菲》，“图文并茂”地寄回北京。因不合时宜辗转多处，最终被《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一眼看中，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从此开始我在《世界博览》的连载生涯，萧乾为此，把任幼强大姐比作“唐老鸭的杨刚”。因为当年萧乾走上新闻道路，也是多亏一位未名湖校友——杨刚大姐帮助，才飞向世界的。从此日渐发现，我与萧老相似之处甚多，连生日都同为一月下旬。萧老笑我：“跟人学，变狗毛；跟人走，变黄狗……”我接着唱：“跟人上大街，变个大土鳖；跟人迈门槛儿，变个炉灰渣儿……”
此后萧老软硬兼施，硬逼着我这只“懒鸭”把海湾战争亲历写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他亲自给我作序。这才有了那本至今已畅销20多万册的《我从战场归来》。
1995年2月，萧乾把再版的《人生采访》送给我，自称他自己“总把生命看作是一次旅行。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上风，甜酸苦辣都得尝尝”。“自然美大有可描述的，我们更应该继承杜甫那种一生关心民间疾苦的衣钵。”“一个驻外记者的心情就更是这样：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来；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幸免。”“我认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讲真话，实事求是，或者至少做到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此后我到贫困的鄂西北神农架寻找野人、独自驾车环绕美国、不间断地给《世界博览》写连载……都不忘我师教诲的写作真谛。
萧乾同时代的旅美记者赵浩生教授对我说：“世界上大多数新闻记者的作品，生命力不足一天，有些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新闻作品寿命更短。现在有些记者不会跑新闻，或者会跑而不会写新闻。萧乾不同于一般记者，他的作品不仅有新闻的时效，而且有文学的艺术、历史学的严谨。他把文学技法，把对历史的严肃感情写进新闻，所以他作品的寿命不是一天，而是永远。萧乾是一个成功的人。”
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现在我不仅崇拜萧乾九死一生的人生，更崇拜他坦然面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他镇定地把庄子“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始”与英国诗人约翰·邓恩“人的一生是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联在一起，把人生说成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文革“黑色的世界笼罩头顶时一度把死亡看得比生命更美丽”，他索性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结果被人发现后送至隆福医院强行洗胃，自杀未遂。尽管我师萧乾归根结底是热爱生命的，可这匹识途老马已经预感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1999年1月27日，萧乾按中国传统给自己过了虚岁九十大寿生日，朱镕基亲笔致贺：“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的文学、新闻、翻译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其时已死过几遭的萧乾大概再次听到了死神的脚步。
1999年2月3日是星期三，按星相学每逢三六我逢凶化吉。在此之前我大病住院一直没敢去看我师萧乾，原因之一是怕两个病篓子互相交叉感染；二是由于朋友嘲笑我命硬妨人。因为我采访过的陈岱孙、潘国定相继过世，吓得我九十岁的姑父邓广铭不敢让我去医院看他。直到我手术、住院、获释出院，才获悉邓广铭教授已然仙逝，我这才恍然国宝们相继陨落与本人无关。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敢贸然参加我师萧乾的九十华诞。偷偷查了皇历，择良辰吉日，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
辗转找到北京医院D-214病房，我全身紧张不敢敲门，担心贸然前来，萧老耄耋之年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倒霉蛋。我轻轻推开房门，只见我师萧乾仰面朝天躺在昏暗的病房里，原本仪表堂堂的大汉，已缩成一个小老头。病房内四季换洗衣服、咸菜腐乳一应俱全，一双破布鞋摆在床边。
听到人声，萧老睁开睡眼，喊着“唐老鸭”一脸委屈地坐了起来。由于他鼻孔、四肢插满了各种管子，只得把起居生活固定在管子长度的范围之内。萧老熟练地捋顺管子，侧身蹭到沙发里，坚持坐起来听唐老鸭讲讲外面的事情。他见我掏出照相机，竭力想拔除鼻子上的细管，做出英武之态，但旋即就放弃了努力。他让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胶卷，省下胶卷去拍普通人。他还要求我永不停息地闪击，“要想办法重返中东，实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梦想”。他不顾自家病危，反倒关心我的病情，问我何时可以恢复工作。我说我正像神农皇帝一样遍尝百草，一位中医给我开的药方竟是每天活吞4个麻雀头。萧老听罢大笑，说国术历来如此，他自己10岁前也喝了不少兑香灰的圣水并囫囵吞下一只活癞蛤蟆。提到蛤蟆我向萧老吹牛，说我可以一整天不喝不尿，这是多年追逐新闻锻炼出来的特异功能。萧老闻言连说不可，当年他被押送渤海劳改，十几人合睡大炕，众人劳累一天，起夜颇不得人心，为免犯众怒少惹乱子，他干脆过午滴水不进。当时他颇为得意，以为找到人生窍门，谁知日积月累盐碱水在肾里结成一块块碎石。直到十几年后偶然照X光，左肾阴影，才发现一大簇肾结石，最大的已有蚕豆般大，手术开刀从此失去一个左肾。
说到这里，萧老已经衰弱得不能再讲下去。“唐老鸭，现在只能你说，我听了。”说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见我没有动静，他催促道：“快说！唐老鸭，我在闭着眼睛听呢！”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一路畅销已经累计卖了几十万本……萧老嘴角嚅动：“5年前，我就说过你行。”当我毫无遮拦地比较中国、中东、美国文化风物时，他喃喃自语：“你胆真大。或许你更应该重返中东，或许能为人类干点儿大好事。”临别，我蹲在我师膝前，拉着他柔软的手，问他需要什么吃的，我下回带来。他说：“给我带些杂志，你看过的旧杂志就行。”临出门还不忘再次提醒：“千万别忘了重返中东，再来一本《重返伊拉克》。”
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那天我顺手拍的几张照片，竟成绝照。次日我师萧乾不幸摔倒，从此昏迷，1999年2月11日18时仙逝于北京医院。就在萧老逝世前一天，《北京晚报》还发表了他最后的一篇散文：“在医院的这两年我经常想到死亡这个词，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就能正确地面对死亡了。死，使我看透了许多，所以从1979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就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同天，汕头89岁的小学教师萧曙雯突然梦到萧乾。萧老太太是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中“漂亮的大眼睛的潮汕姑娘”，是萧乾的初恋情人。“那天我突然做了梦，梦见萧乾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过了几天就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一直都在寻找刊登这一不幸消息的报纸，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一路畅销已经累计卖了几十万本……萧老嘴角嚅动：“5年前，我就说过你行。”
早在20年前萧乾已经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时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1999年2月24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前北大校长丁石孙、书法家启功、剧作家吴祖光、遗孀文洁若、子萧驰、萧桐等出席。我为我师萧乾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我师萧乾》发表之后，收到萧师母文洁若的信：
师曾同志：那天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给您打电话时，我刚好在场。《我师萧乾》是迄今我看到的写萧乾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把他寄给马来西亚柯杰雄去发表，没有稿费。如果同意，就不必打电话了。文洁若1999.5.10.
我师萧乾在病榻上已经答应为我重返中东的书写序，不料天不遂人愿。我将此文放在本书的第一篇，权作对我师萧乾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