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基地”玩变脸 (2)
“恐怖之链”的形成得益于全球化进程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进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恐怖主义不仅在筹资、招募等方面获得了利益，还因为通信和传播媒介手段的更新而加强了各恐怖势力间的相互勾结、交流信息和联合行动，“基地”组织更是从中“受益匪浅”。
更重要的是，反恐的国际合作程度未能跟上全球恐怖势力紧密联结的进程，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新的变化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在恐怖主义日益国际化和高科技化的今天，仅靠一国之力显然难以根除恐怖主义的祸患，如果缺乏有效的情报共享机制、经验分享机制和边境联防机制，阻止恐怖组织跨国作案及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将十分困难。
遗憾的是，由于在政策和舆论上缺乏一致性，各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还难以形成合力，在局部上未能形成对恐怖主义的优势，联合打击力量也与期望值有一定距离。
认识上的差距也影响到国际社会切断“恐怖之链”的努力。
美国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尽管布什在主政期间特别是在大选期间强烈渲染反恐的重要性，但在加强国际反恐力量的团结和减少单边主义行动方面，却未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美国对“综合治理”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也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投入。多少有些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没有意识到它所拒绝签署的国际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京都议定书》等），都是为了抵制恐怖分子想要利用的全球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不断扩张的金融体系，以达成全球性合作而进行的努力。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轻视这些努力表明了一种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为名而加剧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战略，同时也使反恐事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在过去十年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交了太多“学费”。
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对于布什时期种下的恶果，政治心理学家提出了有意思的观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迪安？西蒙顿的研究报告中，布什堪称美国历史上“第二笨总统”，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为早在几年前就有研究显示布什的智商水准不高，真正有意思的还应该说是对“开放性”的研究。
那么，什么是“开放性”呢？
西蒙顿解释说，“开放性”指的是一种认知倾向，正面表现为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对知识、各种艺术形式、非传统观念和行为的具有高度接纳能力。负面表现为自我封闭、循规蹈矩，喜欢固定的生活和工作程式，不善于创造性的思考。
一般来说，一个“开放性”太差的人通常会片面地看待问题，即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心理婴儿”。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得分最高的是杰斐逊，高达99.1。其次是林肯的95。
肯尼迪和克林顿也都不差，均为85。而垫底的那位也是众望所归，就是小布什总统。不过，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分数实在太低了，竟然是0分！
这一研究成果，结合着之前小布什智商低的结果，带给人们很多联想，尤其是在“9.11”五周年纪念之际。在回顾反恐战争的得失时，有多位学者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成功地孤立恐怖分子，反而孤立了美国自身。
在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诸多因素中，布什本人的偏牛仔式的领导风格，做事的固执与看问题的片面，不容忽视。
其实早在2005年，《今日美国报》就曾刊发题为《布什的固执可能正妨碍他》的文章，认为布什的我行我素作风已开始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中布什政府的一些引起非议的做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已故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对此也有同感。肯尼迪在2001年曾与布什一起对公立学校进行重大改革，但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与布什合作过。
在他看来，“9.11”事件改变了布什，布什变得越来越顽固了，他的“单干”外交政策不仅影响了反恐战争，也影响了他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
至于美国在伊拉克陷入的困境，也正可套用研究总统制度的学者弗雷德？格林斯坦的话说：“如果你使自己陷入困境，那就说明固执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在个人生活中，这种固执，不知耽误了多少事业和感情的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分寸感。
客观上说，领导者的固执或者说执著，在一些事务中是可能起到良好效果的，但这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也需要领导者很好地拿捏住分寸。
当布什在州长或其他的一些位置上，他的固执也许还不会显示出明显的弊端，但在反恐战争这一具有全球意义，涉及几乎所有人群，需要沟通各种文化和凝聚各种力量的全局性问题上，过分固执和自我中心，缺乏体谅他人胸怀，不能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亲和地倾听“听不到的声音”，就很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大领导，不是那么好当的。
由于恐怖袭击接踵而至，使得各国学者未敢放缓对“9.11”和“反恐”斗争的反思。在学者们的建议中，既有（美国）停止与伊斯兰世界的敌对行动，以作为真正杜绝恐怖主义，争取和解的最终解决方法；也有以更广阔的胸襟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的力量团结起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呼吁。
从根本上，这就要求反恐斗争的领导者们，要真正把这场特殊的斗争当做一场持久战来看，长远而非短视地、耐心而非急躁地、开放而非固执地增进国际理解和多边合作，系统化地解决全球问题，以期根除恐怖主义土壤的策略和措施，从而把反恐战争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多少有点像“人民战争”的思想。
在吸取了一系列教训后，连美国学者都开始反复强调，美国要取得反恐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懂得国际间相互依赖的必然性，只有如此才能发现隐藏的恐怖分子，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潜在的恐怖分子。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单边主义是无效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本杰明？巴伯如是说。
事实证明，单边主义和对软实力的忽视，给了“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很大的回旋余地。
反复强调美国在反恐战争要重视软实力的约瑟夫？奈对此颇有感触。还是在伊战开始前，奈就多次提醒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美国单枪匹马不可能抓获躲在全世界边远地区的所有“基地”组织头目，美国也不可能随时发动战争而不导致疏远他国和失去缔造和平所需要的合作。他相信，随着反恐斗争走向深入，美国人会逐渐发现许多东西是美国无法控制的。
奈清楚地记得，在2003年陆军参与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有听众问拉姆斯菲尔德对软实力有何看法，拉姆斯菲尔德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它是指什么。”这让在场的很多人汗颜。
美国的一些领导人不理解软实力在“9.11”以后的重要性，这正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遭遇许多困难的症结的一部分。
让包括奈在内的一些学者多少感到有些欣慰的是，在经历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磨砺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和高官倾向于相信，美国如要打赢反恐战争，他们的领导人就必须学会更好地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可观的实力”。这也是奥巴马在竞选时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显然，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寻常的联盟。
就像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总结的那样，如今的恐怖主义不需要政府支持，因为它靠的是三股潮流：自由社会的开放性、获取暴力技术的便捷性和极端的全球性仇恨思想。只有在每个方面都采取对策才能制止恐怖主义，这其中，一种互信、互谅、互助、互惠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将是重中之重，也将是对美国政府以至各国政府极大的考验。
目睹了发生在俄罗斯的一连串悲剧后，在回望发生在美国的那场人类悲剧时，无论哪个国家还是哪个人都应该明白，历史已把以前冷战中的敌人放在一条船上，使它们面临选择：要么一起抵制共同的敌人，要么“一个个地失败”。
所幸的是，通过一件件血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崭新的两极世界正在形成，其中一极是一些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和刑事犯罪的跨国网络，它们信仰基本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法律准则和思想道德限制，并以此向全球扩张；而另一极则站在它们的对面，追求和平的理念，赞同基本的价值，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化，无论是美国、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站在这一极的代表，它们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打击恐怖与犯罪，缔造和平与繁荣。
问题的关键是，这正义的一极，能否足够团结和注意力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