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了《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主要有：(1)领事裁判权，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有这一条规定，侵略者就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了。(2)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根据这个条例，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总之，《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此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接踵效尤，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中国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像重重枷锁一样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而《南京条约》正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具枷锁。
美国强迫清政
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自1783年正式取得独立以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在英、法的后面。即使是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到1840年也只有二百二十八万锭，重工业更无法与英、法相匹敌。美国初生的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有限，但野心却不小，它积极扩张其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到了十九世纪初，在对华贸易方面，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西方国家。
和英国侵略者一样，美国早就把鸦片作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要工具。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例外，其余全部经营鸦片贸易。从1806年至1834年(嘉庆十一年到道光十四年)，仅仅根据海关报告，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入广州的鸦片就有8，901箱。实际上，美国烟贩贩运鸦片主要是依靠走私，因此，他们运到中国的鸦片要比上述的数量多得多。只是由于英国垄断了印度这样一个鸦片的最大产地，所以美国当时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才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在卑鄙的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国毒贩的手段并不比英国强盗逊色。美国烟贩的贩毒船只，常常悬挂着美国国旗作为掩护，或者把大批鸦片装到棺材里，冒称船上水手的死尸，抬到陆上发售。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做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这种特制的走私船只，行驶迅速，武装齐全。有一个美国人描写一只叫做“安特洛甫号”的这种“飞剪号”船说：“每一边装置大炮两座，船中装置汤姆炮一座，船桅四面满列长枪，船舱内有大箱，贮备大量手枪及刀剑。”当碰到中国的缉私船时，鸦片“飞剪号”就公开进行武装对抗。
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虽然由于力量不足，没有直接参加武装侵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和英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成为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人就曾经积极帮助英国侵略者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在虎门烧烟后敢于长期禁止英商具结进港，主要就是倚仗美国商人的帮助。当时美商代运、代销、代购，包办了英国在华的进出口商务，使得英国对华贸易并未因为拒绝进港而受到任何影响，因此义律才能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进行顽抗。他曾亲自对美国旗昌洋行(当时美国烟贩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贩毒组织)经理福士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他早就为了顾及贸易利益而具结进港了。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极力为英国侵略者辩护，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亚当姆斯在1841年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完全正当的，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纳维斯则更加狂热地为这次侵略战争喝采，他大叫大嚷：“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美国所以极力充当英国的帮凶，根本目的是企图通过这次战争，趁火打劫，攫取侵略特权。早在1839年5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已不可免，就曾经上书美国政府，要求立即联合英、法等国采取行动，以便“中国如果有好处给了别国”时，“美国也可以同样得到好处”。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看见英国得到了那么多的利益，非常眼红，立刻跟踪而来，利用清朝政府战败后的惧外心理，从事讹诈和勒索。
1843年5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统率战舰三艘，前来胁迫中国订约。1844年2月(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顾盛到达澳门，就威胁说美国舰队正源源而来，如果清政府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国的战争威胁所吓倒，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派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三十四款，除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所载的特权外，还增加了许多新条款，主要内容有下面五点：
1、肯定了“利益均沾”的原则。在《望厦条约》中规定，中国如果给其他侵略者任何特权和利益，美国要“一体均沾”，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取得同样的一份。此后，“利益均沾”成为各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共同基础，中国成为各国侵略者共同宰割的对象。
2、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南京条约》规定海关税则由中英“秉公议定”。《望厦条约》就更进一步规定，中国海关税则的改变，要得到美国领事的允许。从此，外国领事掌握了中国海关税率改变的大权。正是这样，整个十九世纪，外国货物进口，都按照值百抽五，或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一直没有改变，大大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
3、彻底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望厦条约》把订约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由刑事扩大到民事，由五口扩大到其他各地，由有约国人扩大到无约国人，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分子，在领事庇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4、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望厦条约》以前，只有外国兵舰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停泊。《望厦条约》把商船也包括在内，从此，外国的兵舰、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横冲直闯。
5、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条约规定准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建立礼拜堂，以便于进行精神侵略。
总之，《望厦条约》比《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灾难。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乘胜北上
金田村位于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南麓，万峄重叠，形势险要。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儿爆发的。
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先后在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紫荆山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进行了长期而艰巨的革命活动。随着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相继加入，“拜上帝会”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洪秀全等秘密地建立军队，制造军械，筹备军费，规定纪律，一支革命队伍逐渐形成，金田村便成为“拜上帝会”的革命据点。
在这期间，“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以及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武装起义已渐趋成熟。洪秀全就向各地“拜上帝会”群众发布了向金田村团营(集中)的命令。先后到达金田的有一万余人，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也有一部分游民、知识分子和个别的地主、商人。在这些革命群众中，以汉族为多数，同时也包括有不少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的贫苦劳动者。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参加的农民革命武装。
当“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集中时，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胡以晃家中，不料被清方侦知，包围了花洲。团聚在金田村的“拜上帝会”会众在杨秀清等率领下前往营救，一战大败清军，迎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于是就在洪秀全诞辰那天，即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金田村附近，屡次挫败清军。1851年9月25日(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占领永安州城(今蒙山县)。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已称天王，攻下永安后，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同时又订立了各种制度，揭发了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奸细，革命力量进一步巩固了。
太平军所发动的武装斗争，在清朝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调集了大批反动军队，对太平军围堵追袭，企图尽早把它扼杀在血泊之中。这些反动军队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但是士气低落，纪律荡然，将帅间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差。在团结一致、勇敢善战的农民军面前，连战连败。
1852年4月(咸丰二年二月)初，太平军从永安突破了清军的包围，长驱北上。6月(五月)克全州，入湖南。9月(八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转道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年1月(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昌。
太平军在湖南、湖北进军途中，一方面和清军进行殊死的战斗，一方面杀逐官吏和土豪劣绅，焚毁田契债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扫荡；同时把财物散给贫民。因此，各地贫苦群众纷纷参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太平军刚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但占领武昌后，太平军的队伍已增加了许多倍。可惜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在全州、长沙壮烈牺牲，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即乘胜前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发，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一举攻克了江南第一大城市——南京。
太平天国在攻下南京以前，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攻下南京后，正式在这里定都，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陷落止，这里就一直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在以天京为中心的广大南中国土地上，与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坚持斗争十余年，写下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工作，并制订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进行革命和建国的伟大纲领。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斗争要求。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除了对土地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外，还规划了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朝田亩制度》可以看做是太平天国的根本大法。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提出了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首先在“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规定下，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这点出发，更进一步引申出土地分配的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
按照这个原则，文件又规定了分配土地的办法：“凡田分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地反映了农民革命的要求，充分地体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社会组织方案，为人们设计了一幅平均主义的社会蓝图。
根据文件的规定；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是兵农合一的守土乡官制。它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每二十五家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年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战时杀敌，平时为农。军帅以下称乡官，军帅以上设监军、总制，称守土官。
按照这种组织制度，每二十五家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的基层单位，统辖于两司马之下。两司马的权力很广泛，从组织生产到居民消费，以及军事、民政、财经、司法、教育、礼仪、宗教无所不管。在这个基层单位中，每家种桑织布，养鸡养猪；每二十五家设置木匠、石匠等，在农闲时从事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在两司马所在地方，设立一个国库，一个礼拜堂。每年收成后，除了每个人食用的和作为籽种用的留下以外，全部交给国库，个人不得私有。二十五家的婚娶吉喜等事，由国库开支，老幼无依的人由国家抚养，以为这样，便可实现“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理想。
这些就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革命和建国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农民英雄们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革命口号和思想体系，把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它有着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意义。据记载，在太平军统治的地区，佃农不交租，即以原来租种的土地为自己的产业，相当普遍。到太平天国晚期，一般允许地主收租，但却限制地主的剥削，并要地主“捐助军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并使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是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北伐是太平天国历史上悲壮慷慨的一页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不久，便派军北上，想彻底打垮清朝的反动统治，争取革命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1853年5月(咸丰三年四月)初，由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的二万余名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太平天国史上可歌可泣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初期进军非常顺利，几个月内，经安徽、进河南、渡黄河，转入山西，折而进至直隶(河北)，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可惜在渡黄河的时候，由于船少人多，一个星期才渡过一万多人，还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在南岸受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回天京。北伐军没有全军渡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