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卡夫卡决不是那种城府极深、心灵龌龊的文人，他对生存世界所做的思考、批判、包容、理解和再批判，其实都是一个性情和心理都极为透明和澄澈的，始终无法真诚成人的男人的真实写照。一个崇尚写作的人，父母和上帝共同赐予他的“礼物”，除了才情，大抵就是单纯、简单、真实、真诚，甚至是天真和“幼稚”，他们往往被人看成是生活的“傻子”，“书呆子”，被生活和势利场的聪明人所不屑。这并奇怪，有智慧的人，往往不是彻底的好人，就是彻底的坏蛋，中间的人，往往是一些拥有小聪明的人，以及平凡普通的人。大智慧往往看起来愚拙。因为大智者需要思索，要用心看人解事，要了解理解别人和世界，要懂得内心世界的美和奥妙，因而他们的心性在人间就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单纯和真诚，善良和仁慈，内隐和朴拙，在创作上则表现为透彻，澄澈和自明，有的人在内省和慎独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使他们的智慧得到了最高的褒扬。卡夫卡虽然在慎独方面表现得并不怎么样，但自然还是接近“大智若愚”的人，从他的爱情和婚姻经历，从他与朋友们的交谈，乃至他那封长长的《致父亲》，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实、真诚和透明的人。是啊，一个永远是孩子的人，即使活过百年，他仍然是个纯真的孩子，心地单纯，善良，天真，敏感，好动，幼稚，脆弱，甚至顽固不化。他虽然经常性地进行深入的思索，不知劳顿地回忆经历过的事和无数很有意思的人，力图从这些人事上面找到富有思想性的东西，但他的心性仍然是孩子般的。因此，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其故事都非常真实，而且并不复杂。他的朋友都承认，卡夫卡只喜欢简单和真实的东西，反感过于复杂，人为地杜撰的东西，尽管这其间包含的关于“虚构”的问题需要他反复斟酌，但这也分明地表现出卡夫卡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对自己心目的文学境界的不懈追求。但是，正是这种对简单而真诚的人事的喜欢和认可，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卡夫卡对文学创作多元化形态的认识，他似乎就认定了“一元看尽多元”，“简单胜于复杂”，“真实优于虚构”的“原则”。虽然他创作有长篇小说，但由于认识上的偏移，那几个作品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已经非常成熟和大气。风格各一，不同，是允许的，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所限定了的，但过分追求简单和简洁，有时也破坏了作品的气势，至少在容量和广度方面便显得不足。没有人否定博尔赫斯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成功的，同样，也没有人肯定地认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失败的，但既然作为长篇小说这种问题，任何技巧上的因素也是应该考虑的，符合虚构原则的“非绝对真实”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也是创作的必然的，谁能说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虚构是不行的？大仲马的长篇历史小说闻名于世，他一句简洁而生动的话就阐明了他一贯的“主张”：“历史只是一颗钉子，用来挂我的衣服！”，而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更是将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所记载的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是真实的，但也是进行了合理而高超的虚构的。或许卡夫卡喜欢的“简单和真实”的东西还可以做更多的解释，他追求的创作手法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赞成某种文学创作理念，反对哪种观点而只围着他的这些说法转圈子，至少我本人就不一味赞成和反对什么写作观念的，我们很多写作和搞评论的人，往往容易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这也许对某一领域的创作有用，但并不见得就是好事，当然也不一定就成为至理。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去判断或下结论，而是去悟，去思索；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指挥自己的嘴巴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而是要深入浅出，或学会真正的论证等等。当然，卡夫卡表现人生、理解自我和别人，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思索参照，并寄希望于真诚和简单的东西，当然是属于卡夫卡个人的风格，从这一点来看，卡夫卡找到了思考和创作的最佳方式。
也正是由于这些思索和创作上的个体追求，使卡夫卡对世界和文学的认识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以致到了今天，他的思想倾向、题材的选择、主题和思路的异常明晰、简洁与准确，依旧有着超前而不被人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特点。很多年轻的当代读者，一直不喜欢全方位地进入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年轻读者公开声称不读卡夫卡的作品，一是难懂，二是故事不吸引人，没有过多的戏剧冲突，还不如网络上的玄幻和穿越小说来劲，三是过于阴暗，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说卡夫卡所处的年代过于久远，有“代沟”。当很多年轻读者将某80后青年的作品、刊物和收入看成是他击败了巴金、而他则看起来很谦虚地以为是时代击败了巴金的现象时，我们大概只能说，这个现象不在我们的兴趣和研究范围之内，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很不高级，也不高明的笑话而已。我们还是来说卡夫卡吧，他的作品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极为明显的当代性特征，而实质上，这种当代性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前的，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人中有为数不少的“以无知为时尚、以肤浅为潮流”的人那样，因为不喜欢或看不懂、因为收入和点击率就以为某某80后或90后文人PK掉了某文学大师那样荒唐和滑稽。而卡夫卡所痛心疾首的生存问题，尤其是存在性不安，战争，疾病，孤独，寂寞和精神流浪，同样在今天的各个角落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可以说，“寂寞”已经成了当代人的一个标记，或者说是一个胎记。这个“寂寞”最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情感的疏远，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强烈的竞争机制带来的焦虑，离婚率如“芝麻开花”，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所带来的精神紧张，人们都几乎成了机器，亚健康现象极为严重，失业率偏高，干活多待遇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和提防，高校的官场化，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刑事犯罪，亲情淡薄等因素，都使当代人深深地陷入了极为不安和恐惧之中，尽管心理干预和文明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但谁都不可否认，卡夫卡式的心理扭曲、孤独、寂寞、焦虑和不安，将一直陪伴着当代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阅读卡夫卡，不可能只阅读到他的文字层面，或单纯的作品表现出的思想与艺术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卡夫卡的思想和文学追求，他的个性气质和人格，深入到时代和社会中去。卡夫卡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和文学现象，而且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精神、灵魂和思想的本质因素，他是独特的，同时又是具有共性的，他是人类神经质、自我分裂、时代忧郁、民族危机和负罪者的“标本”。他简洁而准确地写出了那个时代和他对那个世界的感受，又将自己彻底而真诚地交给时间、交给世界，也交给了历史，然后孤独地走开。
到了1912年，卡夫卡几乎疯狂地爱上了后来成为他未婚妻但最终没有能结婚的女子菲莉斯，品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也是在这年的9月，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个被他自己认可，也被读者看好的短篇小说《判决》。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天麻麻亮，早起的侍女走过他父母家屋子的前厅时，卡夫卡正在“疑阵强烈的射精”的感觉联想中，也就是说，他带着无法比拟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快感，写完了最后一句话。第二年，这个短篇发表在他永远的朋友布洛德主持的《阿卡迪亚》上。由于他和年轻的菲莉斯打得火热，因此在发表这个短篇的时候，他写上了“献给菲莉斯·B小姐”的字样。
《判决》写了三个人物：格奥尔格、父亲与作为收信者的某朋友。格奥尔格的父亲是个商人，而他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当地一名商人，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揽过了所有经营大权，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简单地说，故事就是由一封信件而引起的，格奥尔格为了向父亲证明“朋友”（即收信者）是否存在而与父亲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其实，格奥尔格只是为了不使“朋友”感到为难和不安，决定不把自己即将结婚的事情告诉她——一个富家小姐。但父亲极力否认有这样一个“朋友”存在，而格奥尔格却据理力争，结果遭到父亲一顿几乎是不讲道理的呵斥。无情的现实和来自众多的反对的声音，使本来自信、乃至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美妙异常的格奥尔格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他的心理堤坝很快就崩溃了，自己也越发不自信起来，他的一切梦想随之被击得粉碎。我们都知道，困扰卡夫卡大半生的问题之一就是“父子恩怨”，终其一生，他都始终无法解决与父亲的冲突，于是，《判决》就成了他发泄自己情绪的试验田，“父子冲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小说的主题。这种恩怨纠纷也正好来源于父子之间的某种强大的共同关系，而这种共同关系与生活中的卡夫卡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是他将生活中的卡夫卡家族的矛盾直接“移植”到了小说创作中。
在1913年10月写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道：“《判决》是无从解释的。也许哪一天我会让你看看有关的几则日记。无论承认与否，这个故事充满了抽象因素。那朋友几乎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也许是父亲和儿子的共同属性。这个故事也许是围绕着父与子的一种巡回，而那朋友变幻不定的形象也许是父子关系的透视中的变幻。对此我也说不上把握。”（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第395-3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格奥尔格以为凭借自己是父亲的儿子，而且继承了他的商人衣钵，完全可以与之和睦相处，共同解决一些生存中的问题，但父亲却没有这样做，他仅仅是那么轻易地一阵呵斥，就将儿子放在了自己的对立地位上，并轻松将其击败，甚至连儿子的未婚妻，都被父亲轻易地“赶走”，他们共同属性中正常的父子关系遭到了“瓦解”，成了彼此的对峙，那儿子的未婚妻自然是在被排除的对象之内。格奥尔格瞬间失去了一切，没有自信心，也失去了自尊，连婚姻都丢掉了，他只能茫然地面对着强大的父亲。尤其是当格奥尔格得知父亲和朋友暗中在窥探他的行踪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失去了对父亲全部的信任和依赖，甚至所有亲人朋友都不再得到他的信赖。这种僵硬如敌的关系直接造成了本来就不很坚强的格奥尔格灰心丧气。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父亲还具备了一种判决的“权力”，尽管这权力不是法律赋予他的，但因为他是父亲，所以做父亲的最后判决格奥尔格“投河淹死”，从而从根本上否决了格奥尔格最后的希望，连徒然茫然面对现实的权利都不存在了。格奥尔格在极端的惶恐和失望中发现，父亲面目全非，极端陌生，父亲所有的门窗都向他关闭了，他被父亲过于强大的心灵和精神力量击败，他也就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格奥尔格随着父亲的一声判决，绝望而茫然地冲出了家门，几乎疯狂一般地朝河边跑去，如饥饿万分的人突然抓住食物一样，抓到了横在河上的桥上的栏杆，喊了一句：“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然后在过往车辆的喧嚣声中，他将自己交给了父亲的“判决”——跳进了河中，像父亲说的那样，溺水而亡。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卡夫卡显然是想通过格奥尔格跳河死亡，来坚定自己长期以来对父亲的反抗，而且是彻底的反抗，而他文字间隐约透露出的格奥尔格的命运，可能就是他将来的“版本”，而他那种“射精”似的快感，似乎也在表明他极力避免产生这样的后果，他不想重踏覆辙。即使这个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但因为有了由“投河溺死”而导致对父亲的彻底的反抗，使他感到痛快之极，堪比“射精”。
卡夫卡在1913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趁修改《判决》的机会，我写下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觉得在这个故事中看清楚了的所有关系。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满身污垢和泥浆，而只有我具有可以通过污泥触及躯体的手，只有我有兴趣这么做：
“‘那位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性。独自坐在窗前时，格奥尔格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以为已经赢得了父亲，一切在他面前显得那么安宁，包括一闪即逝的伤感。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父亲是怎么从那个共同物，即从那个朋友那儿突出自己，并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他通过其他那些较次要的共同点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诸如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在商店争取到的顾客。格奥尔格则什么也没有，那个未婚妻在这故事中只是由于父子同那个朋友，即共同点的关系的存在才存在，同时由于尚未结婚，她不得不进入父子的血缘范围，因此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排除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是环绕着父亲耸立起来的，而格奥尔格只是觉得它是由一种陌生的独立而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受到俄国革命之害的东西。正因为他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所以父亲对他最后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见《卡夫卡集》卡夫卡日记第530-53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这则具有文献价值的日记后面，卡夫卡清楚地指出，格奥尔格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未婚妻则相对应着他那是正热恋着的菲莉斯。
《判决》是成功的，乃至在那年的2月12日的日记中，他记载了一个朋友对这个小说的赞扬：
“……昨天我在韦尔奇那儿朗读完这个故事后，韦尔奇走了出来，当他过了一会儿又走进来时，他特别赞扬故事中形象生动的描写。他伸着手说道：‘我看到父亲站在我面前。’说这话时，他单单地凝视着他刚才听朗读时坐过的空椅子。”（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