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认为：“作者最后写入书中的内容，其实应该放到开篇。”的确，我就是在撰写、整理并编排了这些奇异的故事之后，才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的。现在，我该好好检视自己的成果和目的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两者的对比，其实就是麦肯齐所说的医生和自然学家的不同之处，这恰好与我的双重身份吻合：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一名医生，对疾病和人类怀有同样的好奇心；也许，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同时被科学与浪漫的情怀深深吸引着，也不断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两点特质。不可否认，动物也会患病，但只有典型病症的患者才会兼具科学与浪漫的特点，深陷其中的病人尤为突出。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病人休戚相关，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不断思考。若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通过这些思考，我提出了和尼采同样的疑问：“说到疾病，我们不禁会问，没有它们我们还活得下去吗？”之后，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自然规律。我的病人给我抛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让我重新审视病人。于是，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和展开的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既然是作研究，如何又能讲故事或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病史的概念，认为疾病从发端到严重再到陷入危机，乃至最后恢复健康或不幸丧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他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病理”一词的原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观念。病史虽然也是自然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个人的经历、外貌，或他与疾病的抗争史，它不涉及患者本身，就算提到患者时也总是一笔带过（比如：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患者），同样的话既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老鼠。如果想要把承受痛苦和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称为“主体”，我们必须援引故事来使病例的描写更加生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才能看到真实的人、患者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和他们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病学和心理学还包括了病人的基本状况，患者的个性特征也对疾病产生影响，研究疾病与研究患者本人缺一不可。如何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要面对的是掌管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或许，基于某种需要，必须在生理和心理之间有所界定，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这两方面，而且无法切割。当然，这既是我非常着迷的地方，也是整本书想表达的理念。叙述的方式可以把两者的距离拉近，并把我们带到身体机制与生命的交汇点，让我们看清楚生理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的一生的。
作为一种传统，富有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在19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衰落，随后，客观而冷静的神经学逐渐兴起。卢瑞亚写道：“19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都有着很强的叙述能力，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必须加以复兴。”他最后的一些著作，譬如《记忆大师的心灵》、《破碎的人》都尝试着找回这种失落的传统。因此本书的每个病例也都力图恢复以前的传统，回归到卢瑞亚所说的19世纪的叙述风格，回到第一位医疗史专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就是回到普遍性的和史前的传统：那时的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经典的寓言故事总蕴涵着丰富的原型：英雄、受害者、殉难者和勇士。神经病患者集这些人物的特征于一身--而我要讲的故事，则远不止这些。倘若沿用那些虚构的隐喻的术语，又如何为本书中诸如“永远十九岁的水手”之类的奇异人士归类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一个我们无从了解和认识的国度里长途跋涉，这就是我为何觉得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为何使用奥斯勒的天方夜谭这一比喻来做引言；为何在谈论病例时，迫切地想援引故事。科学和浪漫就在此热情相拥，卢瑞亚把它叫做“浪漫的科学”。它们在事实与寓言中汇合了，这个交汇点便是此书中每位患者的生命特质，就像我在《觉醒》一书中提到的一样。
这是怎样的事实！这是怎样的传说！我们该用什么与之媲美？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比喻或神话来进行比较，难道新象征、新寓言即将来临？
本书中的八篇文章曾经发表过：《永远十九岁的水手》、《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完全不懂计算的数学奇才双胞胎》、《自闭症画家》（刊登于《纽约书评》）；《百老汇的抽搐之王》、《错把妻子当帽子》、《昨日重现》（刊登于《伦敦书评》），其中《昨日重现》的简写版被称为《音乐的耳朵》；《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刊登于《科学》杂志）。《觉醒》中罗斯·尺的原型取材于《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那是我对于患者的最早描述，也是哈罗德、平特受启发而写成的《一种阿斯拉加》中德博拉的原型。（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的无尽乡愁》之名，刊登在1970年春季的《柳叶刀》上。）关于“幻影”的四个故事，头两篇曾以《病室怪人》之名刊于《英国医学期刊》。两个短篇故事摘自曾经出版的图书：《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摘自《单脚站立》，《能看到“上帝之城”的修女》摘自《偏头痛》。其余十二篇全是新作，未曾公开，皆于1984年秋冬完成。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谢。首先要对《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维斯和《伦敦书评》的玛丽–凯·维尔摩斯，纽约高峰出版社的凯特·埃德加和吉姆·希尔贝曼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的科恩·海克拉夫特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都为本书的润色做了很多工作。其次要感谢我的神经科同事詹姆斯·博登·马丁医生，我给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肉分离的人》和《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两篇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谢迈克尔·克雷默医生，他是我在伦敦的前任领导，他描述了一个与《单脚站立》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一文中；感谢唐纳德·麦克雷医生，他那个视觉失认症的精彩例子和我的病例不谋而合。我的文章写完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就把它写进了本书的后记。我也要向纽约的好友兼同事伊莎贝尔·罗萍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并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的人》的女主角）。而且罗萍与自闭症画家荷西很小就认识了，因此，我从罗萍那儿可以了解到很多荷西小时候的情况。
在这里，我更要对患者们慷慨无私的协助（有些例子是患者的亲人提供的）表示感谢。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还是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通过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由于个人隐私和专业需要，本书中真实姓名与场景细节和《觉醒》一样都经过修改，但我的初衷在于保留病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情感。
最后，我要以超越感激的诚挚，将此书献给我的良师。
奥利弗·W.萨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