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虚金制的提议，到了民国之后还是没放弃。民国元年（未具月日）财政总长陈****，向大总统“条陈整顿币制本位计划并检呈币制纲要六条”（《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页1-6），其中的第一条明示：“中华民国币制用汇兑本位制”（即虚金本位制）。同年秋间，财政部设置币制委员会研究此事，发表一项报告书（全文另见同书页67-71），分两部分：一论银本位之利弊，二论虚金本位实施之问题。此项报告的立场是倾向于采虚金制，在结论中所陈述的理由是：“要而言之，我国改革币制，与其用银本位或金本位，不如用金汇兑本位（即虚金制）。至金汇兑本位之主要问题，则以轻值银币代表金单位，似比银行兑换券较易实行。金准备之数目，须足以应付汇兑并偿还外债及国际清算之负差，方为稳固而无意外之虞。金银比例，则须伪造与熔化双方兼顾。银价抬高，既不宜太大，亦不宜太小。此讨论之大略也。”
这项结论虽然主张采虚金制，但所表达出来的诸多困难与迟疑语气，让人觉得此事不易落实。这是一项报告书，而非政策性的宣示。翌年春再议此事，主要有三说：一主精琪之金汇兑本位，一主金本位与银本位暂时并用，一主沿用银本位（即张之洞派的意见）。
结果是：“秋间委员会撤，移其议于******会议，卒定纯银本位之制，此即民国三年二月八日所颁之《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是也。”（页55）从1903-1904年赫德与精琪的虚金制提议起，经过10年在多方的争议下，终于在1913年决定中国要采银本位制，放弃虚金制的提议，张之洞派的主张最后获胜。看过对此事的正反意见后，现在回来看梁的立场、主张与政策。
2.1.5梁的立场
梁先后写了两篇长文拥护虚金本位制， 第一篇是《中国货币问题》（1904，16：98-124）。他写第一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1）中国货币体制不得不改革，若要改革则当以虚金制为尚，“所争者，改革之权在我与在人耳”（16：99）。（2）他主要的驳斥对象，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见解：“又顷见《上海时报》载有鄂督张氏驳斥精琪案一折。其论权限问题，吾固表同情，若其论原案之缺点，则未达生计学学理，一派门外汉语。……读者试两勘之，勿徒为谰言所蔽也。”（16：124）又：“文中多引张文襄说而折驳之，非好揭文襄之短，但借其言以反示真理而已。盖文襄之言，实代表国中大多数人之意见，至今犹然。而此等谬想不除，则良法恐无实行之日。吾非好辩，不得已也。”（22：29）梁写《中国货币问题》的动机，是因为“精琪氏至北京，为中国货币问题有所策画，草定条议十七则，附以解说数万言。……顾其所根据之学理颇深邃，非研究斯学者骤读竟难索解。虽有汉译本，然诘鞠为病，伪谬至多，读之更坠五里雾矣。乃撮译其大意，附以鄙见，旁参近世生计学者所发明之原理，博引各国改革货币之故实，以证其立案之所由。……幸勿以其艰深辽远而置之”（16：98-99）。
若连梁都觉得译本难读、学理颇深邃，恐怕中国境内能充分掌握者亦不多。梁的这篇长文，兼具解说与辩驳，对非专业读者应有相当的帮助与说服力，但他的论点也有可驳辩者。
此文分3章， 第1章析述问题之起因与精琪原案之内容， 第2章对此案作补充说明，这两章各占三四页，是背景与解说性的文字。全文要点在第3章，是对原案的批评，内又分5节细论本案的重要议题。在此不拟摘引背景与说明性的文字（即前两章），而把要点放在梁个人的论点上（即第3章的5节的内容）。唯第1章内有一项明显的错误应指出。此章的内容是梁“照原文直译”精琪草拟的圜法条议17条，梁的第6条译文是：“中国应亟铸银币若干圆，通流本国。该银币应有相当之模范，其大小约照墨西哥洋圆，其与彼单位货币之比价定为三十二，设法维持。”（16：100）墨西哥洋圆亦是银币，中国银币无与之维持32∶1之理，这是明显的误译，正确的说法是如第2章内第6条所说的：“政府当设法维持金银定价，使常为金一银三十二之比例。”（16：103）
梁赞成中国采虚金本位的基本论点相当奇特，是从币材的进化观来立论。“历览数千年来货币史之变迁，大率由铁本位进为铜本位，复进为银铜复本位，复进为银本位，复进为金银本位，而归宿于金本位，此其大较也。”（16：105）这种观点是从金属价值的排序（金、银、铜、铁）来看，但却违反了几项基本事实。第一，历史上虽有铁钱，但出现的时期比铜钱晚，存在期也比铜钱短，并不是如梁所说的“由铁本位进为铜本位”。第二，人类币制的变化，也不是如梁所说的，由铜本位进为银铜复本位，复进为银本位，再进为金银复本位。要采哪种本位，端视何种贵重金属的可获得量而定，世界上有多少文明的币制，是沿着梁所说的路线来演变？梁的要点其实很简单，他要说服国人：金本位是比较文明的币制，中国现有的银铜本位已经落伍了。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演化论来支持他的金本位论：“自齐太公迄今垂三千年，犹濡滞于铜本位时代而不能自拔。嗟夫！吾羞言之。”（16：106）
而中国若要采虚金本位，最基本的困难是如何取得所需的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德国当初要改行金本位时，所靠的是普法战争后的法国赔款；日本也是在甲午战争后，靠中国赔款之助才得以改行金本位。若这两国尚需外援，中国何以能独力而成？ 第二项困难，是“内地细民每日庸率不过铜钱数十，易铜而银犹惧不适，而况于金”（16：107）。张之洞主张在此时期应先确立中国为银本位（在此之前银铜杂用，币制混乱，无本位制可言），但梁的反驳亦有理：“今日币制问题之动机，本以银价低落迭受亏累为之原，改制而仍用银，则奚救焉。”（16：107）
用银本位的好处是：银价既贬，外人用金来买国货则廉，有利出口。缺点在进口成本会因贬值而增加，此其一；较严重的问题是如梁所指出的：“以金银比价涨落无定之故，故致从事国际贸易者，皆有所惮而裹足不前，……两害相形取其轻，用银之利不足以偿其害明矣。”（16：107）若金银皆不可单独用为本位，是否可采金银复本位制？世界潮流已弃此复本位而采金本位，中国有何条件逆行？再说，中国已穷敝，何处得金来行金银复本位？此议不可行明矣。银本位、金本位、复本位既然皆不可行，精琪为中国所拟的币制有何新意？显然，梁在1904年撰此文解说虚金制的特点时，对此制的精要并不够理解。
2.1.6理解不足
“精琪氏此案，则亦金本位、亦银本位、亦复本位，非金本位、非银本位、非复本位，一奇形怪状不可思议之币制也。……金银双存，以法律之力，强定金一银三十二之比价，故曰亦复本位。虽双存而不并行，绝无受格里森原则之影响，致正货流出国外之患，故曰非复本位。准是以谈，则精琪氏此案，所以斟酌于三种本位之间，可谓良工心苦。”（16：108-109）梁这段解说，不但没说清楚虚金本位的本质与特点，反而展现了两项认知上的不足。
首先，虚金本位制的特性，是在于对外行金本位，对内仍行原有的货币体制（不论是贝壳或是铜银），定义很明确，不是梁所说的“一奇形怪状不可思议之币制也”。其次，中国境内金银币值之比，精琪建议定为32∶1（1904年时的国际市场行情是35.7∶1），目的是在定为32∶1之后，不论银价涨跌，金价和中国银币的价值一律以32∶1折算。这项比例是否恰当是另一回事，但这是一个换算上的关系，不能因而称之为本位制，所以梁所谓的“以法律之力，强定金一银三十二之比价，故曰亦复本位”，是误解了。
再回来谈32∶1比例的问题。梁因为理解不足，而在之后的几页间（例如16：113），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如果银价再跌，跌到40∶1，既然法律规定32∶1，所以民众可持一两黄金到市场换40两白银，然后拿32两去向政府换1两黄金，岂不大赚？政府怎堪赔累？正确的解说仍是：虚金本位制在中国的情况，是对外用金对内用银，两者之间的法定比价是32∶1。这是用黄金来计算中国银币价值的方法，是一个虚悬的标准，政府无义务像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国家一样，在金银之间有相互兑换的义务。梁的疑虑是只看到字面而误解实意所致，这项误解耗掉梁好几页的篇幅。接着来看32∶1是否恰当的问题。国际银价在20世纪初的十年变动很大，精琪在1904年定此比例是依当时的行情，梁的文章中也说“日本现行之制，亦为一与三十二之比例，精氏从之，庶为近矣”（16：114）。所以这基本上是在反映国际行情，可争议之处不多。
虚金制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只是梁初见此制，又无内行者为他解说，所以难免误解。他花了相当的篇幅，向读者解说其中的主要概念，以及国际汇兑的往来原理，而他也不隐瞒他在某些理解上的困惑，在态度上是诚实的。他对精琪的提案，虽然有理解上的失误，但基本立场是主张中国采此新币制。他最主要的保留，是执行此制的主导权问题：“其司泉官所以必用外国人者，……则以此事于赔款问题有关涉，不可不求诸国之同意也。……综观五端，则其职权之重大何如，是不啻举户部及各省藩司之权而握其半也。……就此点观之，谓精琪之造此案与各国之赞成此案，非有野心存乎其间焉？吾所不能信也。”（16：121-123）
2.1.7极力主张
梁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提出三项结论： 第一，“中国不改革币制，则生计界永无发达之期。……蚤一日得一日之益，迟一日则受一日之敝”。第二，“中国不改革币制则已，苟改革，则其大体势必采用精氏原案。……而其争辩者乃在虚定金价之一着。此着则印度行之、荷兰行之、日本行之，皆无所窒碍，而岂其中国而独异是？故精氏案之必可行，吾保证之”（16：123）。第三项谈主权问题，在此不引。第一项是原则问题，应无人反对。要点在第二项：首先，梁在此文内并未确切说明“势必采用精氏原案”的理由，而突然下此结论，说服力不强。其次，何以印度、荷兰、日本可行（其实只有印度行虚金本位，荷、日所行的是金本位）？印度有大英帝国支撑，而中国币制混乱，改革困难，不知梁根据哪些条件，保证精琪的提案在中国可行？
中国是否要采虚金本位制，正反意见都有，相持不下。此时国际银价回升，伦敦每盎司白银在1903年时是24.75便士，1904年涨到26.38便士，1905年27.81便士，1906年30.88便士，1907年30.19便士。过去是因为银价下跌才有采虚金制之议，现在危险暂时解除，清廷决议不采精琪的提案。1907年9月，光绪帝下谕令：“……中国财政紊淆，币制亟宜厘定。欲以实金为本，则巨本难筹；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自应先将银币整齐画一，然后稳慎筹措，徐图进步，将来行用金币，可望妥实无弊。”（引自卓遵宏，1987：69-70）
这项谕令等于宣布中国要采银本位，而这正是梁所最反对的。
1908年起，银价又开始大跌到每盎司24.38便士，1909年23.69便士，1910年24.63便士，过去的危机又重现了。梁在1910年写了另一篇长文《币制条议》（22：1-29），主张应急颁新币制。他先用10页的篇幅（22：1-10）说明这项理由，内容相当杂琐。其实更重要的信息，是他用了20页的篇幅（22：10-29），重申他的虚金制主张，论点和6年前的《中国货币问题》相仿，主要的差别是在1910年的这篇文章中，梁确切深入地说明了他极力主张虚金制的两项主要理由：
第一，“夫国于今日之世界，万不能复行银本位制，至易见也。……吾所主张者，实为度支部前此所拟定之虚金本位制。……凡行虚金本位制之国，其国际汇兑虽以金计算，而国内所行用，仍以银代金。……且欲行虚金本位制，仍必须于施行前之数年，先立银本位以为之基础。”（22：4-5）梁对虚金本位制的基本观念，在几年之后终于有正确的认知了。既要先行银本位（因为中国对外虽号称行银本位，其实仍是银铜币混杂，且无全国通用的统一标准币值），就要先确定银币每枚的重量。梁对此事着墨甚多（22：4-10），因与虚金制本身的关系较间接，不细论。
